2002年中，北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海闻教授、张维迎教授被擢升为校长助理，分别主管学校的财务和校办产业，官职虽然并非顶尖，但却执掌实权，操控北大经济命脉。时隔半年，到了年终岁末盘点的时候，人们回顾他们的“政绩”，确实“不辱使命”。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传统的“学术北大”将以“经济北大”的崭新面目示人。
北大的经济系历来名头很响；原本老牌的经济学院，六年前又分化出光华管理学院；一支海外归来的生力军在燕南园组建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俨然已经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北大经济在三家的合力下，热度一路飙升。身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海闻和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张维迎，在新世纪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重用，这无疑代表着北大欲借“北大经济”之势，逞“经济北大”之威。
“制度创新”从“用人创新”起步
北大一位新锐的教授曾经痛心地说：“大学是中国社会转型中最后的一个堡垒。”听过之后，大多数人都先点点头，再摇摇头：点头是因为赞同，摇头是出于无奈。高等教育这块硬骨头如何来啃，众说纷纭，长时间没有定论。
2001年到2002年，围绕着“制度创新”，吴敬琏等一大批学者竞相奔走呼吁，但他们关注的领域主要还在企业等经济实体，大学是他们发表演说为企业摇旗呐喊的阵地，也正是这里，或许才是最急需“制度创新”的地方。
“北大从来都是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渗透在北大精神中，直接影响了学校各个层面的改革。”北大教育学院闫凤桥副教授说，“要想从制度上有所创新，必须先从‘用人’上下手，只有起用了最合适的人，才可能保证下一步制度创新得以顺利进行。”
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两位经济学家才走进了学校管理高层。根据历来的经验，校长助理经过短时间的磨炼，将被迅速提拔为副校长，届时，他们的施展空间将更加广阔。
在他们走马上任之前，学校的财务由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主抓，校办产业归副校长陈章良教授负责。由于陈章良教授调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闵维方教授主动让贤，提出由经济学管理学家接替他们的工作。此议一出，附和者有，反对者也有。学校经过层层审核，经过数月的酝酿和几个星期的磋商，终于圈定了海、张二人。有资料显示，他们是北大历史上除马寅初外，职位最高的经济学人。
寻找“一流大学”的模板
翻看北大的校史，从蔡元培到胡适，再从傅斯年到马寅初，直至今天的许智宏，百年沧桑见证了３０位校长的风范。明眼人不难看出，在历任校长中，解放前以国学大师居多，解放后则多出自理工类学者，惟马寅初一人，有经济学背景。但在他执掌北大的年代（５０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初建，很难在学校的管理上有推古塑今的作为。
如同北京与上海相继宣布，要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一样，两年前，北大、清华等高校也开始喊出了“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北大甚至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１７年，要在２１世纪的２０年代圆国人的“世界一流大学”梦。
何为“一流”？专家们甚至已经把它量化得相当精细，复杂的评估体系包罗了学术科研教学的各个层面。一流的标准最终是以学术来衡量的，但片面地抓学术，往往事倍功半。精明的校长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最佳的方案还是从管理制度上着手，以制度变革促学术发展，从各种资源上支持学术。现在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个典型的特点——对资金投入的要求很高，这已不仅仅局限在理工科，文科也相当明显。财务管理、资金运作对科研经费的使用调配而言，举足轻重。经济学家利用本身的专长，来管理学校的财务等相关工作，势必会带来更多的“正效应”。
与海闻同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供职的卢锋教授对此非常认同，但他也表示：“虽然张维迎、海闻以实践证明，他们确实为学校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就一定比别人管理的好，这里面有很多个性化的因素。”他的口气在严谨中保持着惯有的谦虚，“我自认为我本人就肯定不能胜任学校的管理工作，呵呵。”
大学需要“经营”
长久以来，大学一直被视为纯粹的公益性组织，神圣的知识殿堂容不下半点铜臭气来亵渎。校园里的人们一直固守着传统的“管理”守则，不肯越雷池半步，因为一旦超越这个范畴，就将被视为异类，遭到永久的排斥。
当时间老人走进２０世纪的最后十年，市场经济的层层推进开始为尘封已久的校园注入新的血液。没有人怀疑经济改革的推动力之大，它不仅从数字上证明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在渐渐缩小，更为懵懂的国内高校带来了革新的动力。
人们思维的变化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传统的规则与现代的理念还未交锋，就败下阵来。学者们，更重要的是领导们清醒地意识到，大学仅仅靠“管理”已经濒于末路，“经营”才是一条新的出路。这两个动词的宾语曾经被认为没有交集，但今天，至少“大学”一词二者可以共享。从管理大学到经营大学，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学校也可以作为经济体来运作。即便不能照搬市场经济的理论，但也至少可以引入一些规律，作为参考。
如果将大学看做一个企业集团的话，校长就是ＣＥＯ。这个比喻听起来未免太荒唐了些，但不可否认，单纯公益教育的定位已经难以适应大学发展的需要，高校的演进将被赋予新的意义。
期待全职管理者
闫凤桥副教授显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管理体制，他历数着国外大学的众多模式，言语中多少有几分期待：“国外大学的管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副校长一级的领导专门负责自己的工作，并不授课，是纯粹的全职管理者。”
反观国内高校，学校领导大部分是“双肩挑”，既是行政领导，又有教学职务。“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国还没有发展到社会化分工那么成熟的地步，没有学术资历就很难取得行政职务。”哈佛大学的前校长坦言，他在任期间，几乎没有从事过任何科研与教学活动。校长暂且不论，毕竟比较特殊，北大校长是由国家主席亲自任命的，带有很强的象征意味。
在国外大学里，学生见到管理者，职位高如副校长，也不会称他“老师”或“教授”，倘若他是博士，就称呼他为“某某博士”，如果不是的话，就直接称他为“先生”。在中国就迥然不同了，只要你是行政管理人员，都必须直呼“老师”，老师的范畴被无形中夸大了很多倍。这就是中国国情，也是一种中国文化，无所谓对与错，但管理的专业化却是一个国际发展的大方向。
海闻和张维迎本身还承担着繁重的科研教学任务，“经济中心”与“光华”是学校中最活跃的两个单位，他们二人的时间与精力已经被学校、系所以及社会活动瓜分怠尽。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他们的经营思路势必会影响北大的核心管理理念，经济北大已初现端倪。
“经济北大”将为北大带来些什么？包括校长在内的管理者和旁观者都在拭目以待。也许它的象征意义更大于其实际作用，但无论如何，我们看重的是一种趋势。或许若干年后，“经济北大”将带动国内更多院校走上一条变革之路。虽然中间会存在很多变数，但人们依旧会期待下去，准备迎来中国高等教育真正和国际接轨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