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7日上午，国际著名投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访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就新经济思维理论和金融危机等话题展开深入的对话和交流。
索罗斯首先向听众介绍了“新经济思维”的产生背景以及基本理论框架。他提到目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08年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崩溃，以及各国政府纷纷干预救市的举措，证明了基于理性选择和市场均衡的有效市场理论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因此经济学家需要重新反思之前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意识到单纯依靠计量分析方法引导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局限性。接下来，索罗斯着重分析了有效市场理论失灵的原因。他认为人为事件不同于天体星辰运转的自然事件，对于经济活动而言，人的某种行为会对市场造成各种的影响。由于人们的认知功能（cognitive function）和控制功能（manipulative function）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导致受人的因素影响的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此外，一个市场拥有正面和负面两种反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负面的反馈机制寻求人们认知的事实与市场真实情况之间的均衡，而正面的反馈机制则严重偏离了市场均衡。对金融资产的过高估价虽然反映了市场表面的繁荣，却严重扭曲了市场的基本面，最终导致市场的崩盘。根本上而言，市场总是伴随着波动和震荡。
在分析了市场固有的缺陷之后，索罗斯认为美国政府并未很好地履行金融市场监管者的责任。市场的稳定需要政府的政策加以支持，金融市场的崩溃既可能是由于市场机制的失灵，也可能是因为政府的失职。索罗斯提到在过去的20多年间，美国政府一味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加甄别地压制小型房地产泡沫，使民众误以为市场总能自动返回最佳的平衡点，其结果是酝酿了“超级泡沫”(super bubble)。政府的失控，加上个人非理性的投机行为，使得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远超预期。
在发言的最后，索罗斯赞扬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稳健政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家对金融危机的成因有着深刻独到的理解，因此希望借此行与中国的经济学家加强沟通和交流，共同致力于完善适应后危机时代的新型经济理论。
接下来，几位中国经济学者对索罗斯的发言进行了简要的回应。首先发言的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他表示认同索罗斯先生的核心观点，即彻底改革目前普遍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原则以及经济学研究体系，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制度仍处于逐步开放和完善阶段，需要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极力降低危机产生的风险。
接下来发言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也认同经济理论改革的必要性，他主要提出了三点思考。首先，国际经济学研究体系需要改革，他认为目前的教授评级制度要求在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而对于中国经济学家而言，研究中国经济的论文很难得到美国经济期刊审议通过，这种现象是极为不合理的。其次，市场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没有人能预计危机何时发生，规模究竟有多大。但是政府必须清醒地认识市场的现状，有效地作出判断，防范泡沫的出现和扩散，黄教授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问题为例，认为过高的房价已经呈现出泡沫的迹象，尽管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中国房市何时会崩溃，但是有关部门必须加以警惕，尽力做好调控工作。最后，我们必须避免从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吸收错误的信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一致批评美国金融衍生品的泛滥以及过度松懈的资本管制，认为美国的前车之鉴不足以为中国所效仿，但是这些并不能说明金融创新的理念以及开放金融市场的方针是根本错误的，而由国家严格管制资本市场是正确的。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需要沿着创新和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不能因为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而因噎废食。
其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徐建国也与大家分享了几点感受。他首先认可索罗斯对于人非理性行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复杂多变的，并且总是倾向于接受正面的反馈，这也是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另外，经济学家总是试图通过市场的负面反馈来寻求市场均衡，但是所谓“均衡”一词很容易使人们陷入认识的误区。人们往往以为均衡代表了稳定状态，而事实上均衡状态下的许多因素是不确定的，是一种动态的均衡，人们必须要清醒地认识这一基本原则（benchmark）。
最后的问答环节中，索罗斯就听众所提出的高盛欺诈事件、投资理念与经济理论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与公开社会的矛盾等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听众们为索罗斯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敏锐的市场洞察力所折服，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活动结束后，索罗斯还亲自为在场的北大国际（BiMBA）学员获赠新书《索罗斯的哲学》进行签名。
乔治•索罗斯，本名捷尔吉•施瓦茨，匈牙利出生的美国籍犹太裔商人；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现任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是外交事务委员会董事会前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