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下午，北京论坛（2010）之经济分论坛——“全球失衡及其治理机制”在钓鱼台国宾馆俱乐部多功能厅举行。下午的专场分为“全球失衡与再平衡”和“人口与经济增长”两个主题，与会学者将理论与现实完美结合，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与会学者普遍认为，金融危机与全球失衡有着密切的联系，恢复全球经济的平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同时，在再平衡的途径、政策改革的方式以及国际合作的可行性等方面也提出了若干良好的政策建议。
在第一专场的讨论中，来自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的伊藤教授认为恢复平衡在短期内无法实现，各国需要着眼于长期的调控。发达国家应继续专注刺激经济的政策，通过财政紧缩来寻求贸易平衡可能会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再次探底；发展中国家应控制经济过热，并加快货币升值进程。以中国为首的盈余国在刺激国内消费和加强社保体系建设的同时，应逐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和货币升值，以减少经常项目盈余、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他更建议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联合协定共同升值，这样在缓解经常项目盈余的同时也不必过分担心失去国际竞争力。
在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讨论中，来自首尔国立大学的Kim Soyoung教授认为尽管金融市场的开放形成庞大的资本流动，但是，全球性储蓄对东亚各国的国内投资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它们的投资主要还是依赖国内的储蓄，其次依赖逐渐提高的东亚资本市场（含日本）的区域性储蓄，这表明东亚区域性金融市场已经相对整合和有效，并暗示东亚各国通过逐步放开金融管制从而推进了区域性金融合作和一体化。
然而，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陈平教授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寡头的现状是金融危机的根源，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使得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国债，因而美国对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的呼吁有意图使美国国债缩水的嫌疑。他主张建立国际反垄断法案打击寡头，促进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制衡美国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并且东亚各新兴国家应加强资本控制以阻遏国际的投机资本流入。
接下来的第二专场，来自中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者一道探讨了劳动力剩余、人口红利及其在经济增长和转型中发挥的作用。
首先来自英国牛津大学的John Knight教授经过规范的数据分析，认为中国目前并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化阻碍了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没法找到合适的工作，自身年龄较大，照顾家人都成为了农民不愿迁移的理由。Knight教授预测，刘易斯拐点离中国并不遥远，下一阶段政策调整的重点，应该侧重于如何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接下来，在从中国的双重转型出发解释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的发言中，来自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姚洋教授指出，人口结构的转型是过去二十年中国储蓄率高的根源，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则是导致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加的重要原因。中国可能在2025年至2030年之间失去人口红利，逐渐转化为老龄社会。此外，对外贸易的扩张和较低的工资率导致了低廉的资本价格，使得投资大幅上升，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加剧了贸易的扩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欣教授研究的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她认为，金融危机之后返乡的农民中，80%依然从事务农活动，年平均劳动天数只有85天。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然后，尽管如此，农民工们一旦返乡，就不愿再回去打工；对非农产业的影响则存在乘数效应，即返乡农民工的收入减少会导致需求缩水，这会进一步加剧非农产业的失业问题。
同样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Jane Golley教授，则在她的发言中对人口转型在中印两国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预测。Golley教授提出，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持续到2030年。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趋势，中国应当放弃“一孩政策”；而相反地，印度的劳动力仍然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因此政府应考虑采取政策降低出生率，并调动更多的适龄人口进入生产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