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1971年就读台大农业工程系，后获台政治大学企业管理所MBA。1979年，传奇般地游过海峡回到祖国大陆，在获得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后，到美国留学取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耶鲁经济增长中心博士后。他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舒尔茨的弟子。
1987年携全家回到祖国。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
林毅夫教授根据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转型中国家经验的研究，提出自成体系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理论，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他共出版了10本学术专著，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206篇，在按国家标准评审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研究论文43篇，另有46篇作为单章发表于英文论文集。根据国际有关学术机构按1990-2000年间在国际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排名，他名列全世界经济学家第237名、全世界华人经济学家第二名。
林毅夫教授在现代经济管理学教育创新方面也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不仅以渊博的学识传授一流的经济知识给学生，还以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林毅夫教授为全国政协第七、八、九、十届委员，政协经济组召集人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担任“十五”计划咨询审议会常务理事，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以及世行、亚行等国际机构的高级专家和顾问等众多国内、国外社会兼职。
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海外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当选全国先进工作者。五一前夕，记者采访了林毅夫。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的教授，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过很多奖项，有没有想过您的名字会和劳模这两个字联在一起？
林：确实没有想到。一提劳模，我马上就会想到张秉贵、王进喜等耳熟能详的名字，1979年刚到北京时对劳模很好奇，还专门跑到王府井第一百货公司去看张秉贵的“一把抓”工夫，当时我用10块钱向他买了好几种散装的糖果，他问清楚我每种买多少钱后，拿每种糖果前，总是先把台秤拨好，然后从装糖果的罐里，一把抓起糖果放在秤上，果然总是分毫不差，我看了很惊讶也很感动，卖糖果是很小的事，但他的工夫体现了热爱工作、高度敬业的精神。1980年利用暑假到大庆参观，在铁人纪念馆看到王进喜为了祖国摆脱贫油的面貌，带领一队钻井工人在严冬酷暑连续作战数年，终于挖出了第一口油井，我也为他献身祖国建设的艰苦卓绝精神所深深感动。在我的印象中劳模总是工作在第一线默默奉献的劳动能手，绝对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学教授有一天也会当上劳模，因此，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确实感到很意外也很激动。
和我心目中的劳模比，我和他们达到的精神境界还有很大的距离，我想这次我得到的不是因为我个人的成就，而是我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个由海归学者组成的团队10年来的工作得到社会的肯定，我是代表我所在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及所有海归学者来接受这个荣誉。
一位勤奋的学者：
位列全球华人经济学家论文发表质、量前两名
记者：劳模首先是岗位能手，您是研究经济问题的著名学者、北大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可以说，在每一个角色上您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不知道您是怎么做到的？
林：我1987年再度回国前，有不少老师、朋友担心国内缺各种国际期刊、资料，我回国后做不了研究，说实话我当时确实也有这种担心，所以回国时带回来的30个箱子中有28箱是书和重要论文的复印资料。回国后发现固然各种参考资料不如国外方便，但是要做出有创见、有影响的研究，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研究题目。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改革开放这20多年其实给了我们太多做出成绩的机会，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国内的快速改革和发展不断出现各种新现象、新问题，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研究，做出理论创新的机会。对这些新现象、新问题的研究既可作为学术论文发表在国际、国内期刊上，对经济学科的发展作贡献；也可以用来对国内经济的难点、热点问题提出政策咨询和建议；同时，还可以作为教材，用来教育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感兴趣的学生。正是因为有这个大好的时代，我才有可能在研究上作出些成绩，研究所得能在数个领域受到欢迎。
记者：您在海外求学多年，却被称为本土经济学大师，您的学术研究始终与现实结合得很紧密。
林：我在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在耶鲁大学做完博士后决定回到国内来工作时，有许多关心我的老师和朋友除了担心我因为国内资料欠缺作不了研究外，还担心我回国后难于学以致用，发挥所长。他们的担心后来我知道是因为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是对某一个特定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归纳、分析而来，由于各个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阶段不同，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包括经济学的理论在内，是难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如果，我回国工作后是照搬在芝加哥大学所学到的理论，那么，那些理论确实可能出现“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而难于致用。所幸，我在芝加哥大学从那些经济学大师学到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分析问题的方法。回国以后，我很快就发现用最前沿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时，总有隔靴搔痒、苍白无力的感觉。于是我尝试根据自己对我国经济现象的观察，找出那些问题背后的决策者是谁，决策者要达到的目标、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及其特性等，然后以经济学最基本的理性原则为出发点来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几年下来，这些理论模型，自成为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结构内生性、金融结构内生性和政府干预内生性为主要内容、前后逻辑自洽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体系。我很高兴近20年来我这个“一以贯之”的体系在解释发生在我国各个经济领域的许多问题、现象时，比国际主流经济学界通行的理论更有说服力。这些理论是从我国的本土现象的研究而来，但是，用的是规范的、经济学界通行的方法，所以，研究出来的成果并不难在国际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同时，由于是根据我国现实的问题提出来的理论，所以，也给予了我参与国内许多政策问题讨论的资格。
记者：您一直对中国经济很乐观，为什么？
林：我想一个人的悲观情绪是来自于知道有问题但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那里的梦魇，就像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到森林里有的恐惧感；或是看到问题的根源，但是整个社会却往使问题恶化的方向走，就像站在深渊的旁边，却看到人们一步步走向深渊；或是，太专注在一个问题上，而没有看到更宏观更全面的图景，就像一个人身上有一点痛，如果把全部精神都关注在这点，就越想越痛一样。我所以乐观是因为从我的研究中，我了解到了我国当前问题的根源，是因为看到了整个社会是在往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前进，也因为在看到我国存在许许多多问题的同时，也同时看到这个社会不断取得的进步和未来继续发展的潜力和机会。从1988年在和我多年学术上的合作伙伴，蔡昉和李周教授的探讨和切磋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后，我一直被认为很乐观，因为我经常在国际上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辩论中国的前景，也和一些中国崩溃论者发生笔战， 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中国一直是像我的“过度”乐观预测那样在继续前进。我的乐观不是漠视问题，我知道这个社会问题的所在，我常鼓励我的学生，正是这个时代还存在许多问题，才使我们的存在有意义。
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北大教课最多的老师之一
记者：我们知道，一般而言，大学里的学者教授要么是以研究为主业，要么是以教学为主的，在研究和管理工作如此繁重的同时，为什么还要教很多课，您是北大教课最多的老师之一。
林：我一个学期至少要教三门课，给本科生、研究生还有北大国际MBA、金融班的学生上课。其实讲课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固然要花些时间，但是，一个社会的改变，最重要的是人的改变，影响社会最重要的还是影响人，给学生上课，是在学生的心田里播种的社会工程，其意义比我做的许多其他工作要重要的多。而且，虽然平时我在各种场合有很多发言的机会，但是，时间总是有限，通常是许多不同的发言的人中的一位。在课堂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有那么多好的学生、那么长的时间，可以把自己的思想、理论完完整整地和盘托出，并且，和学生有互动，学生会提出质疑，引出新的问题，激发我的思考，真的是教学相长。孔老夫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孟老夫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一乐也”，在北大教书对于我来说确实是“乐之者”的事业。
一位有良知的经济学家：
筚路蓝缕创立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重镇
记者：到去年为止，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了，这个中心已经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机构之一，您创立这个中心的苦心何在？如何进行管理？
林：到1990年初，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多年，经济上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也和现在一样存在许许多多的矛盾和问题。当时，我了解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要成功，不能简单地照搬国外的理论和经验，需要有一群懂得我国的国情，愿意扎根国内，深入研究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学者，来总结、提出一些能够给我国下一步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的新理论；也需要根据新的理论和方法来教育出一群懂得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状况的学生来推动未来社会经济的进步。
1987年回国以后，我一直在北大兼职，也和一些朋友倡议过在北大成立一个新的教学研究机构。1993年初北大经济学院的石世奇院长和吴树青校长邀请我回母校工作，正好易刚、海闻、张维迎等人也学成回国，大家有志一同，就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成立了以教学和研究为目的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于回到中心来工作的，都是对中国的发展有责任感、愿意放弃国外优厚条件而回来的学者，大家背景相同，目标一致，所以，管理上并不需要太费心，只要提供一个大家可以尽情发挥的平台，每个人就会努力工作。
一位为国家建言献策的知识分子：
出入中南海的经济学家
记者：您被称为政府智囊，出入中南海，大家觉得您是官方主流经济学家，与政府主流的观点十分一致，您觉得经济学家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呢？
林：在学术上我从1988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以后，研究的问题和领域越来越宽，可以说涉及到改革和发展的各个层面，但是，我是以“一以贯之”而被学界朋友所“讥”或是所“许”的，从1988年以来，从来没有因为跟风而改变观点或想法。当然，我的许多研究和建议和政府后来出台的政策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我想这是因为我的理论来自于中国的现实，而我国政府决策的一大特征是事实求是，问题是什么，限制条件是什么，能够动员起来解决问题的资源是什么。由于分析的是同一问题，分析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相同，而方法也相似，因此，我的政策建议和许多政府后来出台的政策不谋而合，是因为我的研究和政府的决策都是实事求是的。
一位勤奋谦逊的长者：
踏实工作 ， 平和人生
记者：您的一天是怎么安排的？如何在管理与教学研究，现实与理论之间保持平衡，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做那么多不同的事呢？
林：既然有资源约束就得挤压时间，白天社会活动和讲课比较多，我晚上基本上没有应酬，吃过晚饭以后，从七、八点一直在办公室工作到午夜以后才回家。别人工作8个小时，我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也没有周末节假日，这样我就有别人两倍的工作时间。经常听别人说要注意劳逸结合，对于我来说，劳也就是逸，工作本身就是最有成就感、最令人满足的事，所以 ，劳逸于我总是结合的，并不是说劳和逸是两个不同、相互排斥的活动。除了工作、看书和偶尔到郊外看看山外，没有别的爱好。孙中山先生曾说，有百之能力者要为百服务，有万之能力者要为万服务。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受到比一般人更好的教育是幸运的，所以，要比一般人对这个社会负更多的责任。当然，我得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我的妻子，她也是有理想的人，在追求她的事业和理想的同时，为了支持我的追求，她要比一般人家的妻子为家付出更多；我也感谢我的一对子女，虽然在读中小学时，我们住在一个屋檐底下，但是，我回到家里时总是夜里十二点钟以后，孩子们早就睡了，早上他们五六点钟就起床去上学，我还没有起床，因此，有时两、三个月不打照面，但是，他们都很用功，对自己也有许多要求。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女儿小学四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1987年我们从美国回来时，她在美国读小学二年级，作文里记述她回国前与同班最要好的一位名叫布兰黛的墨西哥小女孩的告别，她躺在学校的草坪跟布兰黛伤感地说，“我要随爸妈回中国了，将来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布兰黛安慰她说，“我随爸妈来自墨西哥，但是，我爸妈不会带我回去，你应该是高兴的，因为你有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可以回去”。“回到一个很有希望的国家”，这是把我们一家人的心联系在一起的一条纽带，也是让我这些年来能够无悔无怨努力工作的最重要原因。
记者：您的同事评价您是一个很有毅力、勤奋、有责任感，有着极大的耐心和宽容的人，比如您与杨小凯在学术上观点迥然不同，但您一直和杨是很好的朋友，您在经研中心的管理上能够把那么多不同性格的人聚集在一块，不知道您怎么自我评价？
林：对学术问题我是很认真的，不会和稀泥，但是，一个问题会有许多不同的面，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经常会有不同的认识，谁对谁错只能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说清楚，只要大家以认真的态度来对待学术问题，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对争论双方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不会在学术观点上党同伐异，也不会以学术观点的同异作为相交的前提。中心的一个最宝贵的氛围是大家“和而不同”，同事间经常会因为不同的观点而争的面红耳赤，但是，彼此之间相互尊重。在处理许多问题上，只要不是危害中心的、学校的、社会的整体利益的事，我不喜欢计较，因为那样会浪费许多时间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我始终以一种感恩的心情在生活，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中国近两百年来最好的一个时代，有那么多事要做、也有那么多事情可做，那有时间去计较。
记者：什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好的实现方式，是研究、教书育人还是自己的思想为政府所采纳，影响现实社会？
林：还是立足本职工作吧，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精做好，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未来的打算如何？
林：我最大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理论研究。只要是真实的问题，不管多复杂，一般我能够很快看出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理论思维使人透彻清晰，是很迷人的。我最愿意被称为经济学家，最喜欢教书育人，希望一直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