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过，隆冬的一月寒意正浓，残雪将夜幕降临之前的经济中心映衬的格外静谧，在这样的气氛中，我和海闻老师开始了交谈。宽敞的办公室，齐整的书籍和办公设备，仿佛正要印证我所预设的严肃和紧张，但是出我所料，海闻老师却是非常的平和健谈而且主动，这大概是我本学期以来最好的一次个人谈话，深深领略了这位可敬的师长的风范。海闻老师，人如其名，海一般平易和渊博。
记者：首先祝贺您荣获本届“北京大学十佳教师”称号，在此之前您已经被授予很多的个人荣誉，如何看待这次北大学生评选您为十佳教师？
海闻：我十分珍惜这个荣誉！作为一名教师，能够获得同学们的认可无疑是最重要的，这次获选是给予我的最佳褒奖，非常的光荣！此前我的确得到过很多荣誉称号，但是北大同学评选我为最佳教师，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认同，1995年至今我教过了很多课，今天真的感到无比的欣慰。
记者：您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在黑龙江虎林县下过乡，教过书，1978年考入北大，1982年毕业赴加州大学深造，1992年取得了美国福特路易斯学院的终身教职，但是1995年您选择了“海归”，回到母校任教，究竟是什么促使您作出了这一决定？
海闻：我在出国的第一刻起就有强烈的归国效力的愿望。在大三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出国深造，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自费申请出国的大学生，作为一个年轻的毕业生作出这样的决定，在统分时代毕竟还不多。80年代初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理想与现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1977年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各行各业的年轻人到北大求学，大家都有一种忧国忧民的“使命感”。我的大学生涯和改革开放同步进行，国家的每次尝试都在当时大学生的视线之内，对改革开放的思索和感受是我们怀有使命感的动力之一。实际上，同学们都非常羡慕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和救世哲学：为什么他们有和常人不一样的、超前的眼光和办法？我认为，正是因为像邓小平、周恩来他们当年都有过长期留学的经历，培养了宝贵的国际眼界，有着对外面世界敏锐的感受能力。因此，我和很多同学都非常渴望到国外深造，再回来为国家振兴效力。赴美留学后，在加州任教乃至最后取得终身教职，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想挑战和证明自身的能力，看看中国留学生能不能适应和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而最终选择归国任教则是我自己的理想使然。
记者：在某种程度上，出国留学在国内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想出国的学生越来越多，与出国相关的产业越来越壮大，各种出国留学的信息充斥校园，对一个意欲出国深造的北大学生来说，面临的选择和诱惑仿佛过于纷繁复杂了，您对这样一个现象和这样一个群体有什么样的建议和评价？
海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和选择，对于学生出国，不能强求他们为国效力。我个人非常支持学生出国深造的追求，这在一个崇尚知识的社会是件好事，应当予以鼓励。但是出国不能盲目，应该仔细考虑清楚自己的前途和目的再做决定，首先，如果真的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存有兴趣和理想，如果真的对自己将来的发展有好处，则可以争取出国，否则出国学习反而会让自己丧失国内的机会，丢掉了比较优势；其次出国是对自己很实际的挑战，风险较大，有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而对于目前的出国留学热潮，我们应当很理性的观察分析，在我看来，中国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潮流大致应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出去不回来”时期，也就是留学生归国效力的比较少，这本质上是目前国内外高等教育水平差距较大这一客观处境造成的，当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是重要的方面，目前我国的留学风潮正处在这一阶段的末期，“海归”者越来越多了，各方面差距逐渐缩小；第二个阶段是“出去要回来，不要呆在国外，回国干”，这一阶段在目前正在形成之中，由于最近一个时期，大批所谓“海归”派在国内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取得了较为瞩目的成就，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这对于吸引海外学子归国效力是一个有力的号召，当然在这一阶段，走出去看看、学学的势头依然是较为强劲的；第三个阶段是“出去的人也少了”，前提是国内高等教育水平已经具有国际水准，足够高了，生活水平和国外也差不多，不出国也可以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不但如此，国外的优秀学生也会成规模的来华留学。总之，海外人才归国的前景和出国风潮的良性化最终取决于我国高校教育水平的提高，就北大而言，应当加倍努力，早日达成建设世界一流综合性大学的宏伟目标。
记者：同学们比较关注的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现象是，许多企业在壮大的过程中都打起“民族产业”、“民族工业”的旗号，包括电影业也热衷于以“民族”为号。对于消费者来说，应当如何理解商业发展和“民族”性内涵的结合呢?
海闻：首先，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它会理性的采用各种办法招徕吸引消费者，“民族工业”、“老乡”等等，哪个管用就用哪个，这是很正常的，在美国也是这样，我在讲课时用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某纺织厂在宣传自己产品的时候，打的就是American旗号，也是为了吸引消费者，唤起消费者的民族意识，扩大销量。其次，消费者是非常理性的，他们总是会从自身利益出发来决定消费行为，如果一种进口商品物美价廉，相对于价格较高的国产商品而言，他会很自然的选择前者。即便是一个高举民族旗帜对外推广某种产品的企业，它自己办公室里用的东西恐怕也可能都是进口的。古往今来用“民族”旗帜进行自我保护和产品宣传的往往都是弱势力量，中国在近现代的经历就是如此，中国企业用“民族产业”的号召谋求生存发展也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当中国真正发展壮大的时候，中国自己的商品真正的走向世界，生产真正和国际接轨，溶入世界各地、各个领域的时候，我们民族的东西自然的也就是世界的了，这个时候再用民族的旗号来促进营销便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不必要的；中国唐代就是一个国力强大、因而具有世界关怀的时代，兼容并包，国内国外融会贯通，中国的就是世界的。关键在于，作为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舆论媒体的导向是至关重要的，不能在和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人为的在政策层面上过分宣传民族主义，那样只会限制经济发展和开放的程度，有害于国民经济。
记者：和80年代、90年代初相比，北大校园文化的风格现在看来商业气息更浓厚一些，学术氛围不似以往，对此，反对者有之，赞同者有之。您自1995年以来在北大任教，对于这些现象如何看待？
海闻：一方面，应当看到这一现象的积极意义。第一，它说明高校和社会开始深入的接触了，必须看到，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和从前相比有所不同，大学培养人才不仅仅是学术方面的人才，优秀的企业家群体也是现阶段高校的培养目标之一，这是对社会变革需求的适应。向校园内延请优秀的企业家和各行业的成功人士对于大学生教育来说具有积极意义，可以给他们提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成功楷模。现在一个大学生成为优秀的企业家一点也不奇怪，这正是观念和现实变化所在，对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在传统经济学视野里，土地、劳动、资本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而现在“企业家才能”更受到重视，是因为企业家具有组织其他生产要素的能力，这很重要，前苏联地大物博，土地辽阔，资源取之不竭，高素质的劳动力众多，但是70余年的僵化建设几乎把 “企业家才能”这一重要因素彻底扼杀，完全没有滋生企业家素质的土壤，这是他们的深刻教训。第二，企业和学校关系的加深是将来走社会办学道路的必须保证，投资不能全靠政府，企业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另一方面，应当看到，这一情况的出现在校园里尚属于“特殊现象”，或者称之为“过渡阶段”，之所以出现对于上述现象的抵触和非议，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在高校里培养企业家的传统和氛围，专心做学问或者入仕是普遍被认同的选择，现在有了，自然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美国的大学里，学生并没有对这样的现象有不适应的反应，原因是他们入校伊始便认同企业家和管理者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目标的一部分，成为企业家是他们人生目标的自然选择之一。当然，目前阶段企业家的整体素质和教育程度并不能让人满意，这也是大家对校园内商业氛围加重持反对意见的重要原因，毕竟校园还是校园，大家的意见和呼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随着将来高校中走出越来越多的成功企业家，这一现象会趋于正常和合理。
记者：让我们回到十佳教师这一话题，您能够当选为北大同学们最喜爱的老师之一，一定在课堂教学方面有独到的理念和见解，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经验？
海闻：我觉得自己教学上主要的原则是：引导学生的兴趣，而不是灌输过多的知识，更不是教的越难越好。把知识融会贯通，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讲授给学生，引导他们的好奇心，启发他们对经济学进一步探索和钻研的兴趣，这是我教学中的主要经验和成功之处。我从早年教小学、初中到后来教美国社区大学、公立大学，又在北大授课，接触不同的人群和年龄段的学生，真正认识到这些道理的重要性。在给全校学生开的课上，大家的一致感受是：原来经济学也可以这样理解！课后大家交来的作业里，我发现很多学生听课以后，试图用一些经济学原理解释和解决他们自己实际生活中的现象，这就达到了授课的目的，他们的兴趣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教给学生经济学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注重培养他们分析事物的能力、方法和眼光也是我遵循的教学原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