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年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理论研究和实际结合起来。我在江苏地区，所以我对苏南经济的研究多一点。我为什么会研究这样一个课题，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候，都面临着"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大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三农"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它的出路在哪里？这是我们每一个搞经济学的人都要思考的问题，因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避免不了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的。如果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研究的话，一定会碰上许多理论上的问题。"三农"问题在苏南地区的发展，可能会预示着中国其他地区未来发展的趋势。
现在国内的研究，一直有一个"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之争，过去大家谈到这两个模式时，认为温州模式是以私有经营为主要特征的，而认为集体经济则是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在当前的一些讨论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苏南模式比温州模式要好，主要是强调它的集体经济特征，而有一部分人认为温州模式比苏南模式好，主要是认为私有经济的生命力更强。我认为，无论是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现在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不能够把原来的苏南模式和现在的温州模式来进行比较，也不能把过去的温州模式当成现在的温州模式，因为这两个模式都在发展。现在处在改革期间，大家好像都比较偏重于私人产权，所以都在批评苏南模式，但我认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改革，苏南模式本身已经有了新内容。
原来，苏南模式的基本特征实际上是指苏南的农民用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乡镇企业，推进非农化。它建立起来的乡镇企业有两大特征：一是集体经济；二是有乡镇政府的推动。这两大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5年之后，在苏南地区的发展非常明显。
我认为，在非农化的初期阶段，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在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时期，乡政府的推动起到了一些作用。因为在苏南地区，集体农业比重比较大，农业发展水平比较高，当地的乡政府把农业的集体积累转化为工业积累，所以推动了非农化进程。如果没有把农业的积累用于发展工业，苏南的乡镇企业是不会有这样的发展的。所以乡镇政府不仅只是在起着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是代表了当时乡镇企业的利益，对内是乡政府，对外是作为乡镇企业家在起作用，所以苏南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了。
我曾到苏南华西去过，华西的领导人讲：上海和苏西的城市一定要感谢我们。为什么呢？假如我们自己不办乡镇企业，我们这些农民就要到上海、无锡、苏州、常州等地方去找亲戚，让那些地方的城市再也不得安宁。而现在呢，我们把乡镇企业办起来了，我们不用进城市就富裕起来了，并且还可以发展自己的城镇。
在1997年以后，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实际上在1995年以后，它的经济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原来，乡镇企业进入市场的时候，市场还是短缺的，生产出产品就可以销售，所以乡镇企业发展快。而1995年之后，在宏观调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整个市场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所以市场并不那么短缺，竞争变得更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苏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比如说市场饱和，国企体制改革，原来的动力因素减少等。特别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就出现了集体经济比重太大，以及政企不分的问题。这些都阻碍了它的发展。
苏南乡镇企业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改制的基本趋向就是明确在乡镇企业中的私人产权。其具体办法就是：逐步推出集体经济的股权。一方面，乡镇企业的职工购买企业股权，形成股份合作制。另一方面，企业经营者购买股权，经营者持大股。许多乡镇企业改制之后，实际上就变成了私人所有的企业，但又不是现在所讲的纯粹的私营企业。因为在许多乡镇企业中，既有经营者的股权，又有职工的股权，从而形成了股份合作制。
还有相当多的企业走了另外一条路。一、江阴的乡镇企业改制为上市公司，江阴只是一个县级市，但是到目前为止，它已经拥有了十家上市公司。这在全国来说，是绝无仅有的。二、上海的昆山地区，外资、台资企业大量进入。现在全国的台资企业大部分是在昆山。昆山的乡镇企业大部分和外资、台资企业合并在一起，规模就比较大。三、组建大的集团。因为如果打着乡镇企业的旗号去参与竞争的话，就会让人觉得还是乡下，镇上的企业，这样竞争力就比较弱。
由于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起点较高，所以它的速度很快。北京的理论界一直在讨论要不要实行私有化，私有化到底好不好，我们可以到实地去看看，那些企业基本上都已经改制成私人的企业了。讨论归讨论，做归做。当然，私人企业与私营企业并不是一个概念。私人企业是包含了私人产权的企业，它可以是上市公司，股份制经济，股份合作制经济，这是在改制中非常明显的，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前边。
从苏南经济发展中间，我体会到，现在的"三大经济"（一是私人经济，一是外资经济，一是上市公司经济）是目前实力最强的三块经济。它们之所以充满了活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都包含了私人产权。现在看来，只有包含了私人产权的经济，才是有活力，才是有生命力的。从苏南经济发展的趋势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今后国企改制的方向就是直接改制为私人经济，或直接和外资合作，或者就是被收购成为上市公司。苏南经济发展中，发展私人经济的含义是比较广泛的，不仅仅是发展私人企业这一种形式，还要鼓励私人投资，并且可以投资到国有企业中去，可以投到集体企业中去，形成私人股份，还可以购买股票。
2000年，我到美国去了一趟，曾和美国学者讨论私有化的问题。美方认为，中国如果不实行私有化，就不能发展市场经济。我说，我们不讲私有化主要是反对把国有企业都变成私人企业。这样的私有化是应该反对的。但是我觉得美国所指的私有化，应该是指股份化。如果我们把私有化定义在股份制企业中私人股权，中美双方是没有太大的分歧的。因为今后改革和改制的重要内容实际上就是发展股份制经济，并且是包含了私人股权的股份制经济。
进一步研究苏南经济，我认为还要从新的起点开始，比较重要的就是如何把乡镇企业做大做强的问题。私人企业成千上万，数量已经不少了，关键就是私人企业规模不大，竞争力不强。在耶鲁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说到，在中国，中小企业的贷款不像国有企业那样方便。他认为，在贷款问题上，私人没有享受到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待遇，存在歧视。为什么国内的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中会有困难？除了政策上的歧视之外，企业不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国加入WTO之后，无歧视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等原则要逐步地实行起来。发展私人企业要依靠多方面的力量，不能把小企业置之不管。这就是说只靠小企业自身的力量它们是变不成大企业的。
现在要研究小的私人企业如何成为一个大企业，成为一个强的企业，它的道理有哪些。我认为现在要把私人企业做大做强，有几条道理是可以考虑的。一是，私人企业应该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改制。现在我们不能孤立地谈发展私人经济。实际上国有制经济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和私人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江阴有一个企业叫盛达集团，它生产的是香烟包装上的塑料薄膜，在这个产品的市场上它具有垄断性。这个企业去收购，去参与国有企业改制。还有一家公司叫南京中达公司，它是一个持股票上市的公司，是江阴的一家私人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它里边有相当多的股份是中国包装公司的股份。像这样的私人企业就已经做得很大很强了，它已经是个控股上市公司。所以现在我们研究如何把私人企业做大做强，其中一条就是参与国有企业改造，去兼并收购国有企业。我们南京有一个公司是搞食品的，是一个私人企业。它收购了十多家国有的食品公司，于是那个地方的食品市场就被它控制了。这个企业也就变成一个大规模的食品企业，而且它完全是一个私人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改制改造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但如果使现在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发展互动起来，用私人企业去收购兼并国有企业，私人企业的股份去控制国有企业，这样不但私人企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改制也好很多。这就是我们从苏南模式中间可以体会到的。
另外就是私人企业想要发展，想要变得强大，还要解决家企分开的问题。私人企业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遇到了制度的问题。我们讲到国有企业时都会说到它政企不分，现在讲到私人企业之后，也就遇到了它家企不分的问题。我们城市许多私人企业一开始就是一些家族制的企业。家族制在企业原始积累的时期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因为企业可以依靠家族制的血缘联系的纽带形成一股内部的凝聚力。因此可以使私人企业发展。但是家族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肯定会遇到内部制度的矛盾。就像我们讲的"富不过三代"这样一个观点。创业是一代，守业是一代，然后的败业阶段又是一代。从理论方面来看，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讲到企业家时，也讲到了这个观点。他说如果一个企业完全靠他的子嗣来继承的话，那么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也会衰败。所以在西方的企业理论中提出了经济革命这个问题。我在新加坡时接触了许多华人的私人企业。华人的私人企业中普遍的一句话就证明了家族的"富不过三代"。现在可能还到不了三代，可能连一代人都发展不下去。因为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国际竞争。如果企业规模太小，到一定阶段以后，企业就会遇到内部的一些矛盾，从而导致它的败业。
现在苏南的乡镇企业正在进行的改革除了产权制度的改革以外还有治理结构的改革。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非常重要。前一段时间搞经济研究的人都在谈产权制度，都在谈搞股份制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仅仅具有产权制度的改革而没有治理结构的改革，这个企业仍然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因此一个企业要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在产权制度明确了的同时解决好治理结构问题。现在在许多私人企业治理结构方面的改革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家企分开。最为典型的还是刚才讲的盛达集团。它搞了一个职业经理人制度，就是它在全国招聘总经理，结果它把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MBA招聘到它公司里担任总经理，这就把企业的管理权交给了专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私人企业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家企分开是改制的一条重要途径。这就是我们所谈的私人企业问题。
私人企业做大做强，实际上不仅仅指它的规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看它所处的产业等级。原来，我们有许多发展起来的私人企业所处的产业等级都是比较低层次的。但现在看，加入WTO之后，这些私人企业进入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层次也越来越高，尤其是现在许多私人企业正在进入到外贸领域。现在看来，搞世界贸易比较成功的企业一般都是私人企业。我们对外贸公司改革的主张就是搞大公司小企业，这些小企业要有私人产权。因为我看到我们好多公司都有驻外机构，为什么？实际上是债权是自己的，亏了是公司的。如果说我们把这些外贸公司改制成私人企业之后（例如台湾的公司是大主内，小主外，就是大企业导内，小企业导外），反而会取得成功，因为搞外贸的都是一些私人的客户。所以现在我特别主张一些外贸的进出口权应该交给我们的私人企业。这样一来，私人企业也可能做大做强。
另外加入WTO之后，国有企业的挑战实际上是很大的。尤其是欧洲一些公司一看到你是国有企业，它和你的生意就停止了。他们以为国有企业都能得到国家的补贴，因此它就不愿意和国有企业打交道。如果是私人企业它就愿意去了。我的一个学生有一个私人企业，向欧洲一个国家出口一种国外稀有的原材料。当时，许多家大公司都去和那个国家谈判，人家一看到那些都是国有企业，都不要，就要了他的，因为他是私人公司，因此还一下子就给了他一个亿的订单。正当他高兴没几天的时候，外方告诉他说，据了解他参加了一个行业协会，并且在里边当了副理事长。这个行业协会都是由国有企业组成的。因此也就把他的订单给停了。这也反映出国际上不了解中国的国有企业情况，以为国有企业都能拿到国家补贴。同样也反过来说明我国加入WTO之后，私人企业的发展速度可能会进一步加快。
在苏南的乡镇企业发展中间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私人企业有一个重塑企业形象的问题。因为你参加了WTO之后，形象也要必须重新塑造。这个重塑企业形象，特别是乡镇企业的企业形象，包括了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塑企业文化，二是重塑企业信用。这个竞争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过去和现在我们都在谈竞争，但是竞争的含义大不一样。
首先是要重塑企业文化。我们如果把私人企业和乡镇企业比较，会发现它的文化要求特别高，因为现在看来，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竞争。什么是文化，它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知识，另一个方面实际上是指企业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也属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记得一个英国人写过一本书--《国家竞争力》（我们有中文译本），他仔细地比较了世界各个国家的价值观，并且提出一个问题：企业提供给市场的是什么？是产品？他说不对。企业提供给市场的是企业的文化，就是说这个企业信奉什么样的文化。所以现在从重塑企业文化这个角度看，乡镇企业家，私人企业家，首先要把乡土味去掉，别让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从乡下来的，就感觉这个企业没有竞争力，感觉这个企业没有一种文化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我提到几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怎么脱掉它的乡镇外衣。我觉得以后我们应该取消乡镇企业这个名字。因为乡镇企业改制到现在，它的内涵也变了。原来乡镇企业是指乡镇办企业，是从主体的角度讲乡镇企业。而现在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指这个企业办在乡镇。乡镇企业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现在看来，我有一个主张就是乡镇企业的总部应该进城，不应该还在乡镇上。我们现在可以发现一个趋势，就是一些大的乡镇企业，已经开始进入城市了。比如讲江苏苏北的一个生产皮鞋的企业森达集团，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的鞋王。这个企业原来是一个村办企业，它有两大发展措施，第一大举措就是把这个企业的总部搬到了上海。第二就是它改制成了私人企业，老总把股份买下来，这就是企业在制度方面发生的变化，在文化上发生的变化。过去我们理解的私人企业家，乡镇企业家是没有文化的，包括他们的举止衣着。如果现在还是这样的情况，这个企业在别人面前就没有竞争力。文化差别是一个企业的形象，是一个企业的竞争力。这是文化上的问题。
第二就是重塑企业信用。这个信用也是一种竞争力。一个企业守不守信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人家愿不愿意和你打交道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在研究一个诚信的问题。从理论上来分析，经济联系的纽带在封建经济中是血缘关系，在计划经济中是国家计划，在市场经济中是经济合同，是一种契约。所以也有人把市场经济成为契约经济。大家都是平等的主体，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就是经济合同。那么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契约经济，他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合同。如果信用合同都不能遵守，那么就不叫市场经济。我们现在的那些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欠债不还的问题都是信用的问题。并且我们也发现，许多私人企业在原始积累的时期是不讲信用的。因此这些问题许多都是出现在私人企业中。就我刚刚讲的，一方面，鼓吹私人企业，另一方面又不到私人企业去买东西，这个矛盾就在这里，所以重塑企业信用就非常重要。刚刚我们讲到昆山，为什么一个县级市会成为台商、外商所集中的地区，而原来外商都是集中在东莞，集中在广东的，现在大部分都集中到昆山来了，原因就是这个地区经济活动很讲信用。
进一步分析，苏南发展的水平已经很高，它的一个县级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水平普遍已经超过了三十个亿，江阴已经达到了三十五亿，相当于内地一个省的财政收入。这就是它有一定的制度基础在那里，不光是看那个地区的经济条件。
我们研究到一个地区的投资环境，原来强调得比较多的是政治环境。现在加入WTO之后有无歧视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两大原则。这两个规则规定了在利用和引进外资，在讲到投资环境的时候不应该再涉及到政治环境。事实上，现在政治环境趋向于一致。这时的投资环境就主要是市场环境（这个市场环境还涉及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环境以及市场秩序）。我们现在谈到地区竞争的时候都在谈一个地区的综合竞争力的情况。它不仅是指经济竞争力，相当多地区还都包含了非经济竞争力。就像法制环境，市场秩序和一个地区的行政效率等，这些都是一些非经济竞争力的表现。所以现在许多学者在谈到要改善投资环境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指像交通设施方面的硬环境，也不仅仅是指政策上的软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强法制，秩序和行政效率方面的软环境建设。
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应该体会到城市化的问题。当年费孝通在总结苏南经济发展的时候用了一句话："小城镇，大问题"，就是在苏南地区发展小城镇，这是苏南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全国的十五计划还要讲城镇化，但江苏已经不再讲城镇化，而是在讲城市化。为什么？实际上，当年发展小城镇时候解决了大问题，但现在这些小城镇也出现了大问题。一个城市首先需要有人气，如果没有人气，它就不成为城市。小城镇办得多，人气都给小城镇分散了，分散的人气会使城市功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
一方面，每一个城镇都达不到规模经济，什么叫城市，城市化的"市"是什么？是市场。市场化就要解决一个市场中心问题。只有当城市成为一个区域的市场中心的时候，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但目前国内基本是按照人口的比重来计算统计城市化的，就是看城市人口在地区中占多大的比重，就把城市化水平看得有多高。现在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多，这完全是按照城市人口来计算的。如果仅从城市人口来判别城市化，这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现在许多城市都在增加城市户口，而且都在解决农转非。我认为东部和西部的经济差别主要差在城市化水平。经济落后地区落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城市供给不足，就是指城市太少，城市太小，城市功能太弱。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解决一个聚集经济要素，就是经济能量的聚集问题。现代经济中，先进的生产要素，经济能量都是集中在城市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都是流到城市。城市功能越强，它能够吸收的各种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能力也就越强。如果城市功能弱，它就不能吸收先进的生产要素。城市做为一个经济要素，应该是经济能量聚集的场所。苏南城市经济水平比较高，一个原因是它离中心城市上海比较近，第二就是这里是一个城市群，从南京、镇江、常州、苏州、无锡到上海，它们能够充分吸收经济能量。
现在这个地区的毛病就是片面发展小城镇，把每个地区的经济能量分散化了。所以我对这个地区的城市化提出的重要内容就是："城镇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
说到城市化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已经变成买方市场。讲到买方市场以后，一个中心已经发生变化，即制造业中心不再是经济中心，而只有既是服务业中心，又是商贸中心的地方，才会成为经济中心。所以现在许多城市化的建设中存在一个问题即城市化的产业依托问题。城市化要靠什么产业来依托？过去我们理解的城市，是烟囱林立的地方，是城市工业，工业集中的地方，就是城市。而现在哪个地区烟囱林立，哪个地区一定就是最落后的，它就不会是一个城市中心。所以现在城市只有成为一个服务业中心，它才能够成为一个经济中心。
现在我们在研究城市化的时候，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解决这个城市的产业依托问题，答案就是发展服务业（我们在研究经济的时候，要逐步地明确服务业的重要性）。原来我们传统的理论，一直以为：由第一产业发展到第二产业，由第二产业发展到第三产业，这将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但是千万不要以为是第二产业决定着第三产业。在现代经济中间，是服务业主导制造业。一个地区有多高的服务业水平，它能够形成多高的制造业水平。如果这个地区没有很高的服务业水平，它就不可能有很高的制造业水平。为什么苏南地区（包括杭州、宁波）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因为这里有一个上海。上海是一个服务业中心。上海能够提供市场，能够提供信息，能够提供国际经济贸易，上海是这样一个中心，它就能够把周围地区极其制造业带动起来。上海如果仅仅是一个制造业中心，它就不能够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同样，我们每一个地区在研究区域经济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地区应该有发展结（就是发展经济里面谈到的发展结），这个经济中心也必须要有发达的服务业。所以现在我们讲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的时候，我认为它的积极影响就是能够使更多的现代服务业进入。
我对现在江苏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思想，就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江苏应该成为一个不设防的省份。为什么呢？现在许多人在讨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们应该怎么进一步保护，即使关税不能保护，其他一些限制不能保护，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保护。我对江苏讲，大家不要讲保护，一定要讲开放。因为中国面临全球化的时候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外商进入中国是首先进入广东福建地区，是由南到北的。这是因为第一那时候这些省份给政策优惠，第二那时侯进来的主要是制造业。而到了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时候，外资进来就很有可能是首先进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因为现在进来的主要是现代服务业，要充分利用上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基础，就是进来必须由外资的银行，外资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各种中介机构进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如果你这个地区还要鼓励保护，那它就不来了，因为经济全球化，不走你这里可以走那里，不一定非要到你这里来，越是开放越是能够吸引更多的服务业进来。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如何把现代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的全球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充分利用外资，充分利用全球化来推动我们的城市化。我觉得这也是从苏南模式中间体会到的。我觉得这是苏南的经济发展在城市化问题上给我们的一个启示。
下面是提问
1、在国有企业中，如何解决国有者与代理者之间的关系？
答：这涉及到公司制中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的主要问题就是内部难控制的问题。而内部难控制的主要问题就是它不能完全代表委托人的利益。现在看来主要是要解决代理人的剩余索取权的问题。如果把代理人的剩余索取权的问题有效地解决好，能够使它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趋向一致的话，那么它就可能真正代表委托者来经营好这个企业。现在这个问题再进一步研究下去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一些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的问题（看现在的上市公司，我们国家的上市公司和西方的上市公司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是分散的），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股权分散化的情况下的代理人的问题。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目前要真正解决好委托代理关系的话，就要把这个问题有效地解决好。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有效地解决的话，实际上这些代理人还是代表着最大股权的利益，并不是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就像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国有股的减持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解决好内部的治理结构问题。代理人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关键是一个机制问题。这种代理机制能否进一步地完善，就是内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这样一种关系能否进一步地完善。另一方面就是要解决企业家经营治理结构问题，就是让企业家来成为代理人。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企业家没有经营治理结构，或者说代理人并不是企业家，这样一来即使公司上市仍然不可能把企业治理好。我就谈这么一些。
2、您能否把苏南模式和荆江模式之间做个比较，另外，一个模式是否能适用于其他地区，并且您能否谈一下森达皮鞋厂的发展经验？
答；关于荆江模式，我不是很熟悉，所以在没有对这个模式进行战略研究的情况下，我不敢把它和苏南模式进行大的比较。但是我觉得一个模式，它只可能是对某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概况，它不应该成为一个普遍的真理。因为每一个地区都有它特殊的情况。就像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像广东，主要是依靠外资；浙江主要是依靠私人资本；上海主要是依靠上市公司。在我们苏南地区过去是集体经济，现在主要往这三个方面发展。关于森达皮鞋厂它之所以发展（这个企业我一直比较关心）这里边有几条我觉得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它原来是一个非常小的村办企业，它的发展有几方面的经验。一是它这个企业的经营者的作用。如果要谈到一个企业成功的决定性作用是什么的时候，我说第一是企业家，第二是企业家，第三还是企业家。一个企业家经营得好就能使企业成功，经营者不好就会把这个企业搞跨。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所以现代经济中间一定要关注企业家的作用。第二个是企业文化的问题（这也非常重要），我注意到这个企业它的副总经理，它的副董事长，它的董事都是他们县里的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们县里的外贸公司，外经委的主任。它们把这一批人招到它们那里去给它们当副总经理，给它搞政策研究。这就对企业形象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曾讲到现在发展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现在搞资本原始积累是搞什么，应该是搞人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现在资金没有过去那么缺，资金不是一个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人的资本。一个企业如果它要成功，我认为，它那些副总经理等等，都是县委的人给它搞政策研究，这样的话，它企业文化的形象就大大地树立起来了。我对经济落后地区就讲了一个观点，在经济落后地区办企业，必须要有政府官员下去办企业。我们用资本论的原理，假设资本原始积累就是要把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那么现在要想到的就是把官员同他的岗位分离，然后让他去干企业，保证能干好。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相当多的是在政府部门，不要让他们都在政府部门，要让他们都下去干企业。
3、、如果说城市化的依托是服务业，那么服务业的需求又是如何产生的？如何使服务业的需求有效趋近于一个点呢？城市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答：现在城市化的问题（就是一个城市要真正成为一个城市）已经不是人口问题了。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并不是特别强调制造业是不是城市中心，而是强调服务业。在我看来现在的服务业的需求是最强的。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业，制造业产品已经进入买方市场。进了买方市场以后，它需要的是销售，是营销。而这个营销需要营销中心，就是买卖双方都要集中到市场。所以需求问题（即制造业的发展）就不需要服务业的推动。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服务业，不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服务业，而是现代的银行，现代的金融机构。现代银行，现代金融机构以及现代的商贸中心，现代的信息中心能够进一步拉动需求的增长。所以这里我在讲到服务业发展的动力的时候，我强调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使企业的总部进入城市。过去乡镇企业是围城，是包围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乡镇企业进城，要让乡镇企业总部进去。乡镇企业一旦进去就把服务业带进去了。过去我们理解城市是烟囱林立，而现在理解城市应该是公司林立。公司总部进了城市，它的销售中心进了城市，而它的生产基地在农村，所以这个城市的服务业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了。现在据我所了解，从上海到南京有许多城市现在正在做的工作就是鼓励这些企业总部进城市。这也是形成城市服务业需求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总部一进城，人就进城，它的服务，各种各样的活动自然也就发展起来了。它的需求也就拉动了，供给也就增加了。
4、您能否谈谈城市化发展途径的问题？适应政府应该怎么说？
答：城市化的发展有两种途径：一个是自然形成，可以推动它使它形成。现在我们强调的城市化，从它本身的自然发展上来讲已经有这个基础；第二是我们不能等待城市化自然发展的过程，而应该有一个积极引导的过程，即通过一种自觉的力量来推动它的形成。而且我们知道一个城市的政府采取这种积极的行为，并不代表政府就代替了市场，实际上是政府顺应了市场，从而加速了市场的形成。另外，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我有一个观点就是：尽管我们应该更多的依靠市场来发展市场经济，但是也还是需要政府的拉动。政府能够使它更快地发展，使它成熟。城市化进程同样如此，不能就是等待，既然方向是明确的，就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来拉动它的发展。
5、苏南通过乡镇工业化和城镇化很好地解决了农民致富和农村发展的问题，但随着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乡镇企业逐步有离农倾向，不再以工扶农，以工建农，那么苏南在二十一世纪如何发展农业这一弱势产业？
答：我们应该关注农业问题，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所以我们搞经济研究的应该关注这个弱势群体，应该关注这个弱势产业，这肯定是应该明确的。但我认为解决农业问题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就农民谈农民。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就农业解决农业问题的路子是很难走通的。现在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跳出三农，解决三农。这个意思就是解决农民靠减少农民，解决农业问题靠非农化，解决农村问题靠城市化。现在苏南地区农民的收入比苏北地区要高出很多倍，原因就是苏南地区非农产业发展了，城市化发展了，因此农民也就致富了。在苏北地区的农村，整天想的是要减税，减费，减轻各种负担，而在苏南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非农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而使这个地区发展起来了。所以中国三农的出路，应该是跳出它来解决它，不能维持这种状况。另外从苏南地区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中国农业的问题就是中国农民太多，种田的人太多。如果我们减少了农民，减少了种田的人，那么许多农民也就会富起来了。
6、、重点发展城市，城镇化变城市化这种模式在中西部地区是不是也适用呢？
答：经过我对区域经济的研究，我发现每个地区的发展一定要有发展结，如果没有发展结的话，这个地区是很难发展的。有一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比较了江苏和甘肃两个省的经济差距，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江苏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离上海近，甘肃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它离上海远。这个结论我们看起来很好笑，但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经济道理：就是一个地区一定要有一个发展结，一定要有一个经济中心。如果要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一定要有大形式的概念。我认为西部地区城市太小，城市功能太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它本身应该有一个过程，实际上这又涉及到一个发展战略。西部的问题，从计划的角度来看，应该更多关注的是点的问题，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应该更多关注的是一个面。就是说政府的投入，政府一些开发性的措施，应该首先集中在某几个点上。这个点就应该是城市，城市应该变大，应该变强，只有这样，那在它对周围才能产生强大的辐射力量，才能够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因此我认为今后计划的支持与引导应该是集中在点上。而由点到面是靠市场。现在西部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城市，应该加快使这些城市变大变强。开发西部除了要改变它的质量环境以外，我们的投入要更多地关注这样一些大城市。同时也要关注这些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
7、、私人经济和私人企业有什么区别？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之后，国有股还要不要保持控股地位？如果不保持其控股地位，那么国有企业改造之后是不是就成了私人经济？
答：私人经济和私人企业两者是不等同的。私人经济的外延应该更大，私人自己的企业（即私人自己办企业），私人投资，私人股权等都可以看成是私人经济。
主要谈的是后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造以后是不是还要控股。我想这应该根据每一个企业的具体情况来说，而不能一概而论。有的部门中间，股份制公司里包含着私人产权，应该要国有控股，这些部门就是我们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只要没有规定必须是国有股全部控股的，那么许多部门的股份制都可能有包含私人产权的股份制公司。但是我们应该明确这样一些领域（中央已经明确的几大部门，一是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一是质量垄断部门，一是公共财政部门，一是制度产业中间的骨干企业）国家还需要控制。这样一些部门国家已经明确国有经济还应该控制。这里的控制指的就是控股，而不完全是国有独资。除了这样一些行业以外，其他一些行业的公司并不一定要求国有经济必须要控股。当然，这里边可能有一些公司由于它国有股本身经营得很好，国有股是优质股，那么它控股就能提高国有股的质量，就像海尔，就像春兰，这样一些企业它本身就是国有的控股公司。但是像这样一些企业它国有股是优质资产，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它控股呢？所以今后国有股是不是控股，在一些竞争性领域，在非国民经济领域部门，主要是看它的国有股是不是优质股。优质股控股的股份公司，可能提高整个资产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