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南开大学的采访过程中得知这一信息后，立即与谷书堂先生取得了联系，谷先生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记者见到的是一间散发出浓浓书香气息的大客厅。七十多岁的谷书堂先生端坐在乳白色的单人沙发上，随和、亲切，如同一位邻家长者。
面对记者的提问，谷书堂先生开门见山地说：“对他们的获奖，我不觉得意外”。
不过令记者吃惊的是，谷先生告诉记者，往年的获奖者中还有一位也是他的学生，还是一位女弟子，叫杨惠馨。其实，除了获奖者以外，他的学生中不乏名流。比如，国资委的马建堂、中国社科院的刘迎秋、深圳市政府的唐杰、深圳海王的张思民、综合开发研究院的郭万达，以及南开大学副校长逄锦聚等等。
对于这样一位桃李满天下的经济学老前辈，记者充满了敬仰与好奇。谷先生却十分低调和谦虚。他始终强调，这些学生基础很好，也非常聪明勤奋，教他们很轻松，只要稍加点拨即可，他们获奖论著的选题都是他们自己挑选和确定的。
谷先生说，对研究生，我认为应该有宽容精神。我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新阶段，也知道学生们对西方经济学非常感兴趣，我就决定，我讲不了的课请国外的老师来讲。尽量创造一种学术自由的宽松环境，不限制他们的学术研究。比如，当年有一位学生，非常有想法，提出要取消统购统销的观点。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想法。我觉得他提得很有道理，但又怕他论文答辩时过不了关。于是提醒他，在保留自己观点的同时，注意一下文章的写法与技巧，尽量不要造成负面作用。
总之，在政治上要把好关，在学术观点上提倡、鼓励坚持自己的观点，提倡学生们多交流、多探讨。谷书堂的一位弟子这样评价他：谷先生既教书又育人。
谷书堂在学术研究方面，力求实事求是，而且独立思考，敢于创新。50年代末在大跃进中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60年代初期支持生产价格论，到80年代主张有计划商品经济及按贡献分配理论，90年代初，理论界重新质疑商品经济，他发表《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论纲》的文章，再次肯定商品经济。谷先生先后直接培养了大批硕士和40多名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