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著名经济学家霍奇逊教授在南开大学作“新旧制度经

　　4月21日晚，应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邀请，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旧制度经济学的当代传人、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的创始人之一霍奇逊教授在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楼学术报告厅作了关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比较与发展前沿”的精彩报告，这也是百年南开名人系列学术讲座之一。
　　在报告中，霍奇逊教授首先对新旧制度经济学的阵营作了界分。与通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不同，他把门格尔和1967年之前的哈耶克这两位奥地利经济学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也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旧制度经济学曾遭到了许多的非议，例如1931年熊彼特在日本所作的“制度主义中充满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错误”的论断，斯蒂格勒（1949）认为制度经济学只是华丽堂皇的方法论陈述和低劣怪异分析的混合物；马克.布劳格（1968）说“制度经济学只是对主流经济学进行的空洞无物的批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批评来自科斯，他在1984年说，“美国制度主义没有理论，他们是反理论的，…他们需要理论，否则除了等着一把火烧了的一堆描述性材料之外，并没有什么能够流传下去的东西。”不过，尽管如此，旧制度经济学在20世纪上半叶还是具有相当的影响，在两次大战之间是美国大学的主要经济学流派，在1924年至1943年间，有9位旧制度主义者或其支持者当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即使是1945年以来，也仍有12位旧制度主义者或其支持者担任了此职位，库兹涅茨和缪尔达尔还分别于1971年和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针对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没有理论”的批评，霍奇逊教授指出，旧制度经济学对理论经济学做出了重要的先导性贡献，例如凡伯伦（1904）提出了交易费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概念，奈特（1921）对不确定性重要性以及有限理性的强调，康芒斯（1924）指出合约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J.M.克拉克提出了乘数和加速数的概念，还有杨格（1928）的递增报酬理论和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凡伯伦（1904）和奈特（1921）的企业能力理论等，其中一些理论还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这两个标签的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也能找到一些共性。在旧制度主义者和新制度主义者中，都有一些经济学家更倾向于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政策，前者如伯恩斯（Burns）、科普兰（Copeland）和奈特，后者如哈耶克和波斯纳；在两派经济学中，都有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实施用数学方法，前者如J.M.克拉克和道格拉斯，后者有阿罗、肖特(Schotter)、奥尔森和青木昌彦等；两派都有一些经济学家有着社会主义的思想。事实上，新旧制度经济学家对于制度的理解极为相近。霍奇逊认为，新旧制度经济学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对个人的前提假定不同。新制度经济学中存在着制度对于个人影响中立的假定，即个人是给定的，解释的方向是从个人到制度，这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表现；而旧制度经济学则从根本上抛弃“个人是给定的”这种观念，认为个人的偏好、欲望、需求、目标和手段等，都是受到社会和制度影响的，这在凡伯伦和康芒斯等人的思想中极为明确，康芒斯甚至认为我们面对和要处理的个人是拥有“制度化的心智”（Institutionalized mind）的个人。尽管在“制度为个人传递信息，而个人通过行为型构制度”这一点上，新旧制度经济学是相通的，但是在旧制度经济学那里，制度所传递给个人的信息是经过文化（文明）过程编码过的，这与新制度经济学有着根本的差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中立”的起始假设是错误的，这也导致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内在困难。
　　最后，霍奇逊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都面临着重大的理论挑战。事实上，近些年来，一些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抛弃关于“制度中立”和“给定个人”假设基础上的分析思路，最为典型的是，为了理解个人的偏好和目标如何受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后，诺斯开始转向对认知问题的研究，而在另一方面，旧制度经济学仍然面临着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的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