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五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上，来自荷兰莱顿大学的年青教授傅瑞斯先生分析了十九世纪中国和日本为何走了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的原因。傅瑞斯先生的一系列冷静、独到的学术见解，引起了与会师生的强烈共鸣和热烈讨论。傅瑞斯先生认为，十九世纪中、晚期的日本，人口压力不亚于中国，资源也并不比中国富有，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实际还是非常落后和闭塞的国家，但为什么日本可以在十九世末就实现了工业化，跻身世界列强之列，而中国却没有？作为明治维新变革的一个后果，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击败俄国，震惊了整个世界。然而此时的中国却在仍在慢慢地熬着，腐败、无能、守旧的朝廷仍在慢慢地折腾着。
傅瑞斯先生指出，1840年后中国所承受的一切苦难惊醒了日本的精英。他们意识到了西方也许在做些什么，他们要让日本成为强国的愿望促使他们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强国运动”。这场运动使日本意识到要有一个有权威的中央，因此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得到日本各个阶层的拥戴，在经济上就表现为日本国内有一个稳定中央财政。只要财政收支有保障，国家就可以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强大军队，还可以建铁路、建港口和修建电报电讯系统，这使民间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很的平台。由此看出，国家财政收入在一个国家的历史变迁中作用是十分关键的。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财政收入决定着经济增长。
傅瑞斯先生认为，史料表明，日本的精英比中国的以士大夫阶层为主体的政治精英似乎更有强烈的改造传统社会的意识，这种意识在日本的近代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反观当时的中国，中国的中央政府非常弱小，历史上的儒家学说还在教导政治家们做一个好政府，而好政府的特征就是向民间征很少量的税收，这使中央政府的财力很弱，难以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保护其宽广的疆域。由于财政收入出现很大的亏空，以致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为民间的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交通设施和铁路运输系统。此外，一个好笑的地方在于，晚清政府还表现出害怕现代科技进入中国影响中国老百姓长达数千年的静止生活，因此在意识形态上就对现代文明持排斥态度。
傅瑞斯先生提醒与会师生，从来的学者总是证明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看来历史事实否认这个在学界早已形成的共识。在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一个国家要强大，一定要有一个有足够权威的中央，还有一个稳定的财政收支体系。因为相比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私营企业不可能主动提供一个社会赖以发展的必要的“公共设施”。
中日近代史的对比，更进一步支持了这个结论
傅先生的分析引起了与会师生的热烈争论。许多学者从国家的信仰体系、意识形态、精英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进行详尽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