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中国经济自1996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投资、消费和出口与去年相比均有大幅上升，物价水平也完全摆脱了过去今年通货紧缩的阴影，价格指数的节节攀升甚至引发了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但是，在经济总量实现了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展缓慢，能否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改革能否继续深入，并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为推动中国改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由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中国改革与可持续发展：机遇与挑战”学术讨论会于2005年1月8日在南开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经济学家参加了本次会议，就制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应对策略，如有效需求、通货膨胀与就业问题以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工业化、城市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南开大学副校长、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逄锦聚教授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但是，他认为必须妥善处理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两难问题。这些两难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即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与预防经济过热、保持适度物价水平上升与预防通货膨胀、继续刺激消费增长与防范总需求膨胀以及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与积极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妥善处理以上问题是2005年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柳欣教授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1992-1996年由投资带动的经济过热，使企业积累起过高的资产值，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比重上升而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渐拉大，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少数高收入阶层的手中。由于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下降，因此，收入分配差距越大，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越低。所以，自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虽然总量还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消费在GDP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拐点，新一轮的增长周期已经开始。但是，新一轮的增长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以高收入阶层为主要消费对象的房地产和汽车等资金密集型行业成为主要的增长点，这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钢铁、能源和建材等行业投资的迅速增加，因此，从全社会来看，资产值过高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调整，反而在加速上升。这些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虽然能够促进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但是对当前急需解决的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等社会现实问题贡献不大。柳欣教授将当前以高收入阶层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经济结构形象的概括为“口服液经济”，这是指经济增长主要靠富裕阶层对“奢侈品”的消费来拉动，而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在消费结构中居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他认为，为了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转变强调总量调节的调控政策，强调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调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邹东涛教授认为当前中国改革攻坚战面临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转变，包括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性经济的转变；以公有制为主体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差别型的转变；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向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发展战略的转变；由单纯的GDP增长的发展观向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他强调，以制度建设为中心是最为核心和基本的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泰岩对当前的“民工荒”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指出这一现象是农业比较利益上升的表现，可能会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民工荒”现象背后的含义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将提高生产成本，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还会削弱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争取外商投资时的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出口的增长。产业升级、产业转移和品牌建设是中国企业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必然选择。
清华大学蔡继明教授的研究表明，我国在21世纪中叶达到75%左右的城市化水平，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而实现这一目标，每年城市化水平要递增0.7-0.8%，这意味着每年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人口约为1550万人，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现有的农地制度存在一些弊端，已经成为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障碍。实际上，现有的农地制度已经实行了20多年，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势在必行。农地私有化可以解决集体土地所有权不明确的问题，有利于土地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当然这必须首先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设施。
山东大学的臧旭恒教授、杨惠馨教授以及来自中南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学者针对当前广泛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就业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讨论。会议于当日下午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