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2期《经济研究》刊登了经济学院教师的两篇研究论文，分别是：范剑勇、邵挺，“房价水平、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体系”，《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P59-72；章元、 刘时菁、刘亮 ，“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P87-99。
房价水平、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与城市体系
范剑勇 邵挺
内容摘要：地级及以上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可能是我国经济增长粗放、产能过剩的体现。本文将屠能模型中房价水平对差异化产品区位分布的影响关系植入到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Helpman模型，详细阐述城市房价水平过快上涨（特别是大型城市）对差异化产品区位选择产生扩散倾向的内在机制，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进行检验。通过计量模型的参数估计，我们发现，Krugman-Helpman模型中导致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的“非黑洞”条件在中国是成立的。这一结论意味着，通过遏制房价水平非正常过快上涨等方法来扭转城市体系的扁平化趋势可能对调整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等具有启示意义。
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
章元 刘时菁 刘亮
内容提要：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民工进城导致的流动人口增加是中国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原因，本文利用1988至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后发现：首先，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支持各省内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增加各省的犯罪率；其次，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和“第五次犯罪高峰”的出现，与城市登记失业率在1990年代的上升和在20世纪末的跳升有关：一方面，它意味着民工失业率也在上升，城市居民和民工失业的增加都会直接推动犯罪率上升，而由于失业的民工没有最低生活保障和社会保险，他们会更加脆弱并更容易走向犯罪，因此会更容易推动中国犯罪率的上升。另一方面，城市失业率的上升还会推动地方政府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采取更加歧视民工的就业政策来保护城市居民的就业，使得更加脆弱的民工失业替代城市居民失业，因而在犯罪率上升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的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制定降低犯罪率的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