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多位公共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汇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就中国当前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要求以至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新挑战等公共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本次主题为“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985基地联合举办。
简短的开幕式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公共经济学系副系主任杜莉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首先做了开场致辞，他充分肯定了举行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积极意义，指出处于深刻变革背景下的中国面临许多亟需解决的公共经济难题，这既为公共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也给该学科提出了新的挑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教授在致辞中指出，研讨会并不是为了追踪媒体关注的热点，而是更多地就热点背后一些学界还没有讨论清楚的问题进行讨论。研讨会作为学者开始关注深层次问题的一个信号，而不仅满足于现象层面的一些表述。目前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三大类：制度环境层面、社会微观基础、社会转型，对这三大领域的突破其实是提出了更新的问题。改革开放的历程如同筛筛子，先筛出最简单的问题，然后用点力气筛掉有些复杂的问题，然而更为复杂的问题依然存在，同一个筛子已经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在制度建构等重大举措上不能改弦更张，这些问题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也是此次研讨会召开的一个重要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高培勇教授首先做了题为“中国财政面临的新挑战”的主题发言。高教授分析了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家在四个方面的深刻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府对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的追求越来越重视；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时间紧、任务重；城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他指出，财政既能覆盖全部政府部门，又能牵动大部分经济社会领域，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不俗。在财政被视为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视财政为现实经济社会问题难解根源的指责。这凸显出建立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特别是在上述四个深刻变化的领域内，财政都面临不少难题。最后，高教授指出，当前必须直面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组织力量“围剿”中国财税领域内的一些“瓶颈”难题，振兴和发展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财政学科。
上海财经大学俞卫教授做了医疗服务均等化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经济水平与健康程度密切相关，同时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十分不利于医疗服务的均等化。根据对各地区城乡医生数、床位数的比较，他认为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的地区差别不大，而城乡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是十分显著。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标准，理想的基本医疗保险中个人筹资支出部分不超过30%，根据这个标准，除北京、上海外，其它省区市要拿出超过财政收入20%以上的部分投向医疗保险，因此，消除地区医疗保障水平的差异取决与中央与省级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能力。另一方面，改善筹资水平的必要条件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发达地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的发言围绕“债务危机与财政自律”而展开。他认为主权国家的债务问题与财政自律紧密相关，在欧盟，由于存在内外利益不一致、政治周期性、违约惩罚机制松散等问题，对部分国家来说选择违约比主动偿还债务，破坏本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要好得多，由此酿成了希腊最近的债务危机进而影响欧元稳定；而在国内，中国地方财政也存在自律约束不足的问题，这也有可能为国家金融的稳定带来风险。同时如果各级地方财政支出不能得到适度约束，企业和居民的消费投资行为也将遭到抑制，导致经济活力下降。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何立新副教授作了题为“社会保障与收入再分配：基于中国城镇住户数据的定量分析”的报告。她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指出当以年度为基础考虑个人终生工资收入时，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显著地改善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减少了贫困。与1995年相比，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初次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扩大，相对贫困率有所上升，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相对贫困率虽然均有所下降，但仍然比1995年的高，说明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还不足以抵消初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此外，在1995年和2002年，无论是低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中国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制度中都是受益大于支出，表明中国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的累进性很低。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分配功能，就要加大保险费负担的收入累进性，并需要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匹配。
下午的研讨更是高潮迭起。国家行政学院董小君教授首先作了“低碳经济与公共政策选择”的报告。她指出美国最近通过债务危机、丰田事件、汇率问题等，企图打击欧盟、日本、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同时在碳排放问题上占据新的主动，使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得以维持。她认为，谁控制了碳排放权，谁就控制了世界的未来，面对欧美在碳排放问题上的步步紧逼，我国政府必须采取有力的应对方式，首先要坚持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原则，维持中国通过《京都议定书》获得的较为有利的局面；其次要坚持以单位GDP衡量的减排指标，坚持以消费端减排代替生产端减排，坚持减排技术转移的无偿原则，争取参照IMF原则建立全球气候共同基金。董教授最后提出为避免重复征税，中国应在欧美开征碳关税之前开征碳税。
在“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上，复旦大学国关学院樊勇明教授有不同的见解。他首先分析了“公共服务均等化”命题提出的背景，认为中央政府意愿和地方政府行为间的偏差造成了在全国范围内难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具可操作性，在实践上仍然应该遵循“公共服务最低标准”的思路。中央必须从财政上采取措施，通过转移支付、定向补助等手段，保证全国各地方政府都有能力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服务。这不仅可以促进公平，也有效率上的考虑。只有先托底，才能通过做加法，谋求高水平的均等化，这是最低服务标准的核心；而政府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是实现“最低标准”的前提。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学系汪立鑫副教授作了“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最优与地方最优的差异及其调控”的发言。他通过设计人口资本回报率的模型，指出：城市户籍限制的中央政府最优值与地方政府最优值之间存在差距，这一差距与城市内外人均公共福利、人力资本回报率、边际拥挤成本等的差距呈正相关，而与城市政府对市民征税水平、城市政府对本地GDP增长的重视程度负相关。汪教授通过相关数据分析提出，北京和上海的地方户籍限制水平与中央最优水平差距最大，特别需要采取中央政府补贴、扩大对市民有针对性的征税等调控措施，其次需要调控的是深圳、广州、天津、南京、杭州等二线大城市，而一些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省会城市以及普通地级市则不需要调控。
上海财经大学胡怡建教授的发言题为“推进社会建设的公共财政”。胡教授指出，我国社会建设支出近年来有所上升，但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与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建设事业发展的要求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由于目前仍是以各级政府的收入为社会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只起补充作用，从而由于各地区财政能力的差异而导致社会建设支出差异，进而引起地区间社会建设发展的不平衡。胡教授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是实行“以支定收，收支脱钩，相对集权”的财政管理体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封进作了“经济全球化会导致社会保险水平下降吗？——基于中国省际间差异的分析”的报告，她分析了全球化对社会保障水平影响的“效率假说”与“补偿假说”两种观点，并通过计量分析指出，全球化对各地区社会保险水平有显著的影响。在不考虑人力资本时，贸易额占GDP的比重和利用外资规模越高，则社会保险水平越低，这验证了“效率假说”。但在人力资本较高时，利用外资规模对社会保险水平有正的影响，这又验证了“补偿假说”。
石磊教授最后做了“社会和谐的微观基础”的发言。石教授首先指出市场分割和所有制歧视的问题不容忽视，它损害市场效率和国有企业收益的公允性，甚至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他又指出要素配置中的价格歧视，使普通劳动被边缘化，社会基本价值偏移，导致劳资关系恶化。当劳动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产生严重差别，普通劳动被低估、被边缘化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就被边缘化了。近期包括“富士康事件”在内的不少社会问题，追根溯源，都与这个问题有关。从合约角度来看，就是两种要素所有者应各自承担合约所约定的责任，如果两者都能恪守责任，纵向合作博弈便能不断持续下去。而劳资关系问题使合约过程中断，劳动者甚至有可能采取极端的中断方式——跳楼。石教授列举了多个生动的例子，包括美国哈里斯公司如何绝地逢生，珠三角地区为何出现民工荒，韩国黄禹锡事件和中国汉芯事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和不同影响等，指出不论是市场合约还是社会合约，显性合约还是隐性合约，坚持合约的约定都至关重要。
包括上海社会科学院左学金教授在内的多位著名学者对以上主题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
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琳副教授、研究员徐晔、余显财、王殿志、袁莉莉，以及来自经济学院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在提问互动环节，师生们围绕演讲者的发言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