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26日，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多位公共经济领域的著名学者汇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5会议室，就中国当前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和谐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要求以至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新挑战等公共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本次主题为“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和谐发展”学术研讨会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985基地联合举办。主要与会专家观点在《解放日报》2010年7月10日第10版“新财经周刊·学界”刊登。具体内容如下：
·通过税收来调节再分配是政府 “劫富济贫”——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济贫”不难，即使不动税收的存量，仅靠增量其实就可以完成。但是，“劫富”就比较难以实现了。
·如果各级地方财政支出不能得到适度约束，企业和居民的消费投资行为将遭到抑制，导致经济活力下降。
·改革的历程像“筛筛子”：先筛出最简单的问题，然后用点力气筛掉有些复杂的问题，然而更为复杂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同一个筛子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财政收入历来被视作解决一系列重大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今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可能超过8万亿元，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尤其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收入相继出现1％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财政收入高达两位数的增速，格外引人关注。
应该说，通过发展经济，我们把中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是件好事，但是一系列问题也伴随而来。与“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相对应的中国财政支出状况，是不是已经达到让人满意的理想局面？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把这个“蛋糕”公平分好？做大的财政收入“蛋糕”，又给予我们多少进一步改革的空间？日前，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与社会和谐发展”论坛上，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多位经济学家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财政支出状况让人满意吗
财政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无疑最应该追求为政之“正”，即确保财政在收支方面的公正、公平。尽管政府一直在这方面努力改善，但与会专家认为，中国财政支出状况还不够让人民满意。
第一，财富分配的蛋糕向政府倾斜较多,老百姓得到的还不够多。“中国地方财政自律约束不足，如公共消费不规范，奢侈消费，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建设豪华楼堂馆所等，造成行政管理费用以及‘三公’费用支出非常庞大。”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指出，如果各级地方财政支出不能得到适度约束，企业和居民的消费投资行为将遭到抑制，导致经济活力下降。
专家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透明的做法值得称赞，但这也只是中国预算公开走出的第一步。今年6月15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以100分为满分计，排名榜首的福建也只得了16.57分。这说明，不少省份的财政透明改革仍在观望，财政透明尚缺乏实质进展。
第二，中央政府意愿和地方政府行为间存在偏差，这造成了在全国范围内难以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指出，我国社会建设支出近年来有所上升，但在总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明显偏低。由于目前仍是以各级政府的收入为社会建设资金为主要来源，而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只起补充作用，从而由于各地区财政能力的差异而导致社会建设支出差异，进而引起地区间社会建设发展的不平衡。
民生投入怎么投才体现公平
通过经济发展，中国做大了财政收入“蛋糕”，这本身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但是，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把这个“蛋糕”公平分好，却还需要费思量。
以医疗为例，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俞卫比较了各地区城乡医生数、床位数后发现，目前中国城乡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的差距十分显著。
俞卫建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标准，理想的基本医疗保险中个人筹资支出部分不超过30％，根据这个标准，除北京、上海外，其他省区市要拿出超过财政收入20％以上的部分投向医疗保险。”
再看社会保障，复旦大学公共经济学系副教授何立新调查发现，与1995年相比，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初次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扩大，相对贫困率有所上升，通过社会保障的再分配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相对贫困率虽然均有所下降，但仍然比1995年的高，这说明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还不足以抵消初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此外，在1995年和2002年，无论是低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中国城镇居民在社会保障制度中都是收益大于支出，表明中国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的累进性很低。
何立新认为：“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分配功能，就要加大保险费负担的收入累进性，并需要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匹配。”
给予我们多少深化改革的空间
8万亿财政收入“蛋糕”，让许多人看到了深化改革的空间。“医疗、教育、收入分配制度、个税体制等改革都到了破题之时。”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琳说。
最近，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收入差距加大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其中还涉及着劳动的尊严、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和谐等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寻找到一条兼顾中低收入群体快速增长和高收入群体合理增长的道路。其中，财政政策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通过税收来调节再分配是政府“劫富济贫”——调节收入差距的手段。“‘济贫’不难，即使不动税收的存量，仅靠增量其实就可以完成。但是，‘劫富’就比较难以实现了。我国目前没有很精确的、专门针对富人所征收的税。‘济贫’可以，但是应当用更多富人的钱去‘济贫’，而不是把压力转嫁到一般的纳税人身上。”
因此，他建议，要解决或缓解中国收入分配矛盾，个税改革已经不容再拖。“在抓紧出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大势下，从根本上调整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制结构，着力于强化建立在现行分类所得税制基础上的税收监管、加大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力度无疑是必要的。但同时，加强征管的举措，应当也必须同未来的作为改革目标的个人所得税综合制相对接。”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则将改革的历程比作“筛筛子”。先筛出最简单的问题，然后用点力气筛掉有些复杂的问题，然而更为复杂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同一个筛子已经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必须在制度建构等重大举措上改弦更张，否则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
孙琳认为，虽然今年中国财政收入可能超过8万亿元，但也要关注逐年扩大的财政赤字和缓慢提升的财政收入占比。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0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0500亿元，较之2009年的7500亿元有40％的升幅；200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20.4％，与世界平均水平40％还有一定的差距。这需要我们一方面关注财政收入总量的上升和财政收入占比的差距这两方面的平衡，同时要“开源节流”，加快物业税改革，适时出台资源税等税改举措；另一方面“有钱要用在刀刃上”，改善地方政府行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实施绩效预算等预算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