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浙江大学中国双周博士论坛：
中国乡村教育建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主题材料）
题目：中国乡村教育建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时间：2002年9月22日晚上19：30
地点：浙大永谦水吧
主讲人：无上清凉（浙大管理学院博士生）
评论人：著名学者叶航教授
主办单位：浙江大学博士生会（第二届）
友情赞助：春蕾行动网（http://www.springbud.net）
[主讲人注]：各位仁兄，实在抱歉。由于懒惰，拖延至今。应几位朋友督促，加之昨天下午应邀参加了春蕾行动网与天则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南山路178号蜂房茶吧茅于轼先生主题经济论谈，那么多实业界、学术界、乡村基层人士从全国各地赶来，大家一起探讨、研究“三农”问题，颇受鼓舞和感染！暑假里，那么多人在BBS博士生版上热烈的讨论了农村问题，也受启发，现将我在永谦茶吧举行的第一届浙江大学中国双周博士论坛上的发言稿，整理完毕，转贴如下，破绽百出，谫陋不才，请各位大虾不吝批评指正，也向主持人Fairtown致谢意！
正文：
中国乡村教育建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论要
一、 历史回顾、概览——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三人和事
1、 晏阳初
晏是一位基督徒，一位留美博士，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倡导者、身体力行者——他夫妇和他的同仁孙伏园、瞿世英（瞿秋白之伯父）、黄齐生（王若飞之舅舅）、陈筑山、颜彬生等人在20世纪30、40年代致力于中国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 成立“中国平民教育总会”，并取得了巨大的业绩，被誉为“中国平民教育之父” 。
欧战期间，他便蒋廷黼等人一起在法国为华工从事授课、办报（《华工周报》）工 作，后极力试图探讨改造农村的技术和方法，主张“除文盲，作新民”、“改造旧 乡村，建设新乡村”、“既不迁就农民，也不包办、代替农民，而是循循善诱，促进影响”，消除农民的“愚、贫、弱、私”，倡导“平民教育总会”将源水引向民间，在定县成立平民教育实验县，后还把“定县经验”推广到亚、非、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而为第三世界平民教育发展和乡村建设作出了卓 焦毕 ，以至于联合国在1945年评选的全球四十位影响最为较大的世界级人物中，他为所列之内。（张子卿 张哲英 《一个基督教徒的追求——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中央电视台前阵还曾为他做过一档节目呢，现在国内外研究他的人都有，其中国内就有一位在定县出生当年受过他影响的研究晏阳初的专家：内蒙古通辽教院的一位现已退休的老师张子卿。晏的足迹遍布美丽的法国和英国及富足的美国和加拿大，然而最使他心花怒放的却是让他深深眷念的那个火热的、沸腾的、风光的小小的中国乡村——定县。青年男女村民们，在田间地头儿，在树荫下，在场院内，在角落里，或围坐在一圈圈，或战成一排排。小孩童们手上托着由“平教总会”编印《千字课》课本儿，在识字、读书、学文化；男青年，手执着木制的步枪、大片刀和手榴弹，在军传专家的指导下，威武肃穆的冲刺，砍杀着；青年妇女们，一边在田里劳动，一边唱着《平教总会会歌》；老农们在农牧林专家、学者们，一起讨论着、辨析着各种农作物种的革新与改良；还有的村民们，在文艺戏剧专家的协助下，在自己修建的剧场里，上演着自编、自演的话剧，戏曲和各民间文艺。而技术中心，就是各乡村的同学会，他们举办了文化、教育、卫生保健以及合作社等各项事业。这其中，深受“融合是利，分裂是弊”、“中西合璧，世界大同”、“经验即生活，教育即成长”（杜威）等思想影响的晏阳初及其倡导的“定县实验”的理念主张是：既不迁就农民，也不包办、代替农民，而是循循诱导，春风化雨，促进影响。晏当初在定县实验时，也曾遇到过一系列的非难与阻挠。主要有：当时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张继，在《国际联盟》上发文攻击；左派左倾人士巫三宝、吴半农、千家驹也公开批评、指责；大学教授任鸿隽（也是他后来创办《中国科学》的）等也在天津《大公报》发难；甚至连同窗好友柳同春也在中伤、诽谤。
2、 梁漱溟
其思想分为三个时期：近代西洋功利主义、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中国古时儒家思想。生于1893年，即甲午海战前一年，父忧国弥切，对其影响较大，父曾有言曰；“中国所以积弱不振，乃文人所误也。”梁也认为国人唯务虚学，不讲实学；反观西人，何以富强者，唯讲实学，办实事。早期曾立下两条信念：（1）.研考研理，以阐佛学；（2）.倡导社会主义，以促佛教之成功。经世说与出世说在其思想体系中并行不悖，兼顾人生和社会问题，“誓不与众深生而取涅槃”，重事功之品格在其佛学信仰中得到了体现。在理论方面，他被誉为“新法相宗”三位大师之一（另两位为熊十力、牟宗三。据李泽厚承认，在这三人中，李与之较相近些）；在实践方面，被誉为“中国之圣雄甘地”。其主要著述有《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等。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却对其甚为不满。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再倡宋人讲学之风，不久便辞退北大讲席，从事其所向往的书院式教育和私人讲学（这一点上，林风眠也尤爱聚徒授课，他的纪念馆也就在西湖边上岳庙近旁。2002年暑假，我也作了点尝试，还好，收了两个围棋弟子）。1924年往山东办学，后在四川创办勉仁文学院，而在山东邹县实验中所倡导的乡学、村学模式则更突出表现了融民众改造与社会教育为一体的思想。随后又在广东一中当校长时推行的试验也的确实现了他关于改革学校教育的某些主张。文革中，也曾因极力反对“批孔运动”和毛泽东发生争执。1984年，中国文化书院在京成立，他担任院务主席，并以90余高龄登上书院讲坛向年轻一代讲述中国文化，被荣誉为“文化中国的象征”。其临终遗言为：“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一个极其倔强却又身体力行的由此可见一斑。
3、 陶行知
安徽歙县人，一位人道主义者，留美学生，杜威弟子，建成“南京晓庄师范”。其教育理念为“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小先生主义”、“爱的教育”。同时，他也不止一次的鲜明指出了旧社会的一些故疾沉疴：“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的太多了。”“生灵受荼受毒，人命如草如菅。”“没有爱，就没有晓庄师范。”被誉为“一代宗师，万事师表”。
二、 现状评析、介绍
1、 印度喀拉拉乡村建设运动
前面提到发生在中国20世纪20－40年代的这场“乡村教育建设”运动深深影响并被逐渐推广到亚、非、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而为第三世界平民教育发展和乡村建设作出了卓 焦毕 ，而印度?是很好的一例，且这种运动现在还在积极进行着。喀拉拉邦位于印度的西南部，与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濒临阿拉伯海。那里四季长青，没有冬天，一年温差不大。
喀拉拉邦倡导教育改革的是印度?民众科学运动”(KSSP)的一群科学家们，他们志在将科学、世俗的观念传播给普通大众，以平衡宗教的影响。运动者中有著名大学的院士，有原子能专家、物理学家，他们利用的是节假日，从扫盲做起。 KSSP的科学家们从1988年底开始，发起全民识字运动，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到各识字率低的社区开办识字课，并用科学家们一贯充满创意、活力与欢乐的方式，如街头剧，集体读报等方式，赢得民众的参与。还在一个地区开办了24小时开放的教育中心。到了1990年2月，这个区识字率达到百分之百。识字方式与文化表演带来的欢乐气氛，帮助民众克服了不识字的自卑，自愿加入识字班。在识字班开办后，KSSP更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让村民能表演所学到的知识，以增加自信与学习兴趣。KSSP发起识字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训练民众阅读与书写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将人类的基本需求、性别平等、公共卫生健康、民主自由、政治制度等等常识与观念传送给民众。这不仅符合KSSP最初的目标：倡导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封建，更为后来可持续发展的运动打下了基础。
识字教育运动所达到的成效远远超过了KSSP运动者的期待。由于识字教育能普及到印度种姓制度中的最低阶层，许多人在参与识字班后，树立了自信，开始组织起来挑战不平等的种族制度。原来从没有机会接触低阶层的人，在授课过程中，有机会接触较低阶层的生活后，也学会尊重他们，无形中打破了长久以来深植于种姓制度的藩篱。
不断地从科学家们推行的扫盲运动发展而来的土地资源教育，在喀拉拉邦也极有特色，全称为“人民资源制图计划”。该计划组织当地的农民，也就是对这块土地最熟悉的人，来画“资源地图”，和土地学家所作的地图一起成为地方发展规划的依据，并作为长、短期资源利用的参考。这个计划不仅是识字教育的延续，教育民众了解自己赖以为生的土地，更是由自然与人类的互动所塑造的发展过程。喀拉拉的教育还有值得称道的一点是，识字班将村中妇女团结在一起，让他们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最初她们聚在一起只是学习文化，渐渐地开始谈论生活中的问题与感觉，很快她们就意识到彼此支持与团结的力量，并具体动手，要求政府官员改善他们的基本生计建设，比如提供干净水、改善交通、儿童的教育等等。直到她们的努力赢得村民与基层政府的尊重和支持。
在喀拉拉邦，还有一串数字令人羡慕，那就是在3000万人口、其中80%为农村人口的900多个乡里，图书馆有5000多个，出版3000多份报纸杂志。每个乡还有自己的乡报，派发给每户。KSSP的科学家们自豪地说：在喀拉拉，没有人不读报，没有人不谈政治，没有人不唱歌。
目前在喀拉拉邦，所有民众包括男女，识字率高达95%。而整个印度妇女的识字率只有39.42%。 （汪永晨《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12日第4版 E-mail:wlb@edumail.com.cn）
印度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经验之所以可贵，是大批科学家、技术人员、专业人士、人文知识分子，并不是全然排斥现代化的核心——科技，但排斥科技被金钱俘虏、制造毁灭性武器、放任社会性贫穷。他们要扭转这形势，要让科学为民众服务。运动带有甘地主义对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批判，所以，大批知识分子与民众结合发展乡村社区、地方经济的指导思想，并不是现代化的一套——发展城镇工业、让农民背井离乡、摆脱所谓“愚昧落后”状态，而是将科技、人力、物质资源，投入农业、乡村、地方的建设。（刘健芝等 《战争与和平 绝望与希望》 北京： 读书 2002年第9期 3－14）
2、 中国大学学费问题与农家子弟
按说经济越发展，教育会越普及，义务教育越有效果。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近些年在乡村调查，发现农村儿童辍学的越来越多了，读不起书和读书无用论双双起了作用。读不起书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毛泽东时代，虽然经济上比现在困难得多，真正受过培训的合格教师和适合教学的正规教室都不多，村中却有很多人受过中学教育，尤其小学教育的普及率也都高的出奇。有人说那时的教育水平很低，高中生的水平不如现在的初中生，这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为何那时的学生可以坐在教室里读书，现在很多儿童小学一毕业就流失到社会上去，上不起学了呢？一百年前， 清政府时期李鸿章出使美国看到那里的公办学校曾不无感慨的对美国人说过：“什么时候，若是也能够让我们国内的穷人家的孩子也上得起学就好了！” 2000年3月10日在李昌平致朱鎔基的信中却提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那些读不起书的儿童辍学回家在做些什么呢？有人认为它们在做农活或其他什么正当的轻微劳动，却不然。他们成群结队的在瞎逛，这使家长最怕的，因为这样最容易学坏，有些家长之所以拼命借钱让子女在学校读书，是担心他们被那些闲逛的孩子带坏。不只是那些辍学的儿童到处闲逛，那些读过高中的知识青年也在村中闲逛。前几年办了很多中专，一些农村青年读了中专，但找不到工作，有些师范毕业的农村青年到学校教书，要交数千至数万的就业金，交不起的，就只好在家呆着。中国9亿农民，自明朝以来的人的矛盾便愈演愈烈，三个月种田，九个月休闲便是中国农村的写照。问题是，在那些到处闲逛的人中，为什么不开发智慧资源、尝试去做一些有作为的事情呢？在解决儿童辍学问题上，使我想起在安徽省利辛县张村镇的复兴中学（现已搬至安徽涡阳县），它由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学生殷永存以及来自河北理工、阜阳师院的一些大学毕业生操办起来的，他们背后有一个上海筹备委员会在默默的支撑着（去年，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为此专门制作、播出过节目）。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城市和乡村、企业和社会应该有一很好的互动、合作。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学学费增长幅度较快。对于当前的高校收费，大部分的家庭认为已达到了承受的极限，甚至有所超出。现在高校扩招，学费上涨的幅度太快了，虽然国家有助学贷款，但不是理论上那么简单。
贵州大学王仕佐先生认为：“特困大学生的学费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也应当用社会化的手段来解决。助学贷款既可以缓解贫困学生的燃眉之急。但助学贷款渠道的不畅通除了操作上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现行的助学贷款机制还不完善，金融部门的积极性不高，信用保证制度不健全，银行担心贷款难收回。” 今年的大学学费在去年的基础上实际上仍稍有提高，普遍在5000元左右的专业偏多。具有关资料表明，北京市2000年大学学费，一般专业每学年介于4200元至5000元之间，理工科专业介于4600元至5500元之间，外语、医科类专业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艺术类院校的学费则突破10000元大关。只有师范、体育、民族等“冷门”专业收费较低。
日前，教育部、国家计委、财政部发出通知，对高校收费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规定2002年高等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提高。然而即便如此，就目前已有的收费标准，普通工薪家庭尚且“吃不消”，对于广大农家子弟，高额学费似乎成了一道通向高等学府的难以逾越的坎。当前“偏高”的高校教育费用，已令相当比例的家庭感到“吃不消”。这是某民意研究中心新近进行的一次有关教育收费专项民意调查所得出的结论。调查结果表明，对于目前高校教育费用，认为“高”与“较高”的家庭超过了70%；其余的家庭则认为“一般”，表示对子女的教育费用“完全可以应付”的家庭仅有2.5%。（这一议题另外还可参见：466号，陈莉 叶劲松 高学费的社会问题与的学费的可能性）问题在于，现在一种流行的观点（包括史晋川等人的报告）是让“农民”尽量的消灭掉，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我认为，中国乡村太大，农民太多，其素质、技能不具备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一下子转移出去之前，是否可以考虑“就地改造”？！我们是否应该看一看农民的实际生活，站在常识和情理而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绝对真理”、“普遍原则”以及那些“那些真命天子的皇权专权论断”去考虑 一些问题呢？这也便是我的“乡村教育建设”的用意所在了。
三、未来构想和设计
1、 中国鲁迅和日本福泽谕吉的比较
鲁迅（略）
伟大的简单——读《福泽谕吉传》 郜元宝 文汇读书报 （2002.6.21）（略）
2、 私立大学与一流大学
我们不得不睁开眼睛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世界上不少的真正的一流大学是私立大学。在第二大部分里，可以看出现在所存在的问题很多很严重，也即是：我们有很多的不满意的地方，但不满意、抱怨、牢骚不是就是纯粹的完全的一贯的不好，有了这些也才使得我们才能真正的直面乡村、教育现实的问题种种，也才可能去设法反思、解决好它、处置好它。这一点在国外大学史中有很多鲜明的个案和例子：像剑桥就是不满意牛津才建起来的，而哈佛则是引鉴并不满意剑桥才建成的，耶鲁是不满意哈佛才建成的，而斯坦佛大学则是因斯坦佛想给哈佛捐款一亿美元，但条件是把“哈佛”改为“哈佛·斯坦佛”，谈判不成才跑到美国西海岸另外建成的。也正是这些不满意才使得富有开拓精神的美国人一一作成了意见又一件的事业，取得了卓越成就、 锻了伟岸辉煌。
回想上个世纪开初，孙中山提出“教育复兴”，蔡元培提出“以美术代宗教”，梅贻琦“大学，非大楼乃大师之谓也”，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及蔡元培、胡适“北大”，梅贻琦、傅斯年、蒋南翔“清华”，竺可桢“浙大”等等功誉业绩一拨又一拨的志士牛人巨匠在那样艰难危险的情况下作成了那样的不朽业绩，我们该作如何思索和阐释并以扪心自问呢？！走福泽谕吉的路！陶行?建成晓庄师范，我想若再往前走一步，也便是可以建成一所像世界样的大学的，当然未来之路依然漫长，时日紧迫，恭候你我。与大家共激励、勉怀！
安徽人2002年10月28日于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