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谎言蒙蔽自己的眼睛

我们不喜欢谎言，不喜欢受骗，但人总是处于各种谎言的包围之中，总是或多或少上几次当。俗话说，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两次，这只是一个理想。现实的状况是，我们总是在同一个地方摔同样的跟斗，而且还不长记性。所留下的都是事后的悔意。不过后悔也没用，生活照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生活中各种清科戒律，相信各种做人的智慧，其实我们心里很清楚，默念这些律条一百次，或者把这些智慧铭刻于心，都无助于解决谎言之祸。

对于谎言和欺骗，道德说教没什么意义。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强调美德，正是相对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美德的事情而言的。美德是重要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仅仅强调美德是肯定不行的。我们需要追问：为什么会有消除不了的谎言和欺骗？如果仅仅追求和拷问说谎者的内心道德动机，那么我们还是走到一个无法解开的循环当中。通过教化让每个人都升华为善人吗？显然人类有史以来都有这个梦想，但都没有取得成功。真正成功的，反而是基于性本恶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的法律和其他制度形式。道德必须在一系列制度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好的起作用。

基于人性本恶的社会制度设计体现了经济学的核心理念。秩序的形成应该得益于人们相互之间的制衡。由于每个人的利益目标都得到认可，每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权利也得到认可，在自由市场制度下，做坏事会受到公认的法律规则的惩罚，而做好事则会得到良好声誉的奖赏。自由市场的这种强大力量并不在于其多么完美，而是在于其能够确保社会中每个成员可以在基本权利平等以及相互间利益制衡的前提下形成某种交易秩序。自由市场中无需某些道德权威来实施教化，而是需要许多规则来克制人性的恶，或者诱发人性的善。

此举一著名事例：教育是起教化作用的吗？恐怕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中国传统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会赞同这一点。但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斯就不这么看。他讲了一个关于教育的完全出乎意料的故事：如果张三和李四来到劳动市场上找工作，张三能干点，李四相对不能干，他们来到王五的公司，王五该如何选择？一个办法是王五让两人同时来公司实习，通过实习观察两个人的能力，然后再决定雇佣谁。但这样的做法仅仅适合求职者很少的情形。如果面临许多求职者，比如今年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一个好职位至少都有一百个以上的求职者竞争。此时连决定让谁实习都很难。不实习就无法准确判断，怎么办？仅仅通过一次笔试就更不靠谱了。公司的通常做法。首先，要求每个求职者提交一份详细的个人简历；然后人力资源部门(HR)通过简历进行第一次筛选。筛选的依据是什么呢？从市场上公认的好公司的同行标准就能看出来，标准很简单：首先是学历和学校背景！把好学校和高学历的挑出来，然后再安排各种笔试面试进一步筛选。

可见，学历和学校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求职者较多时，许多公司还要求，如果是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其本科是名牌大学的优先！看到这里，估计说教者鼻子都会气歪。凭什么按学校和学历取人？实际上，对公司的HR经理来说，当然明白学历和学校并不能完全等同一个人的能力。问题是，当面临许多求职者时，公司和求职者都无法接受一个人人都有实习机会的考核方式，因为那样一来求职的成本就太高了。说教者当然不懂得成本一说，因为这些说教者本来就是仅仅懂得动口而已。让他们解决问题，门都没有。自由市场最先淘汰的就是这些说教者。话说回来，既然学历和学校不能和能力完全等同，公司为什么还要以此为依据进行初步筛选呢？

经济学家斯彭斯提出了一个理论：每个人的能力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在工作市场上，公司并不清楚求职者的能力。这就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形。如前例，张三和李四了解自己，王五不了解他们。由于李四能力稍差，于是李四就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欺骗王五。也就是说，在信息不对称下，李四肯定会说谎！这就是关键所在。王五当然知道张三和李四当中的某个人可能说谎，所以想通过某个有效方式来甄别。当然实习是有效的方式。但我们也说了，这不适合求职者多的情形。当王五面临很多个张三和李四时，无法采取实习策略，怎么办？斯彭斯说，通过学历和学校来甄别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通常来说，能够考上名牌大学、并且能够在名牌大学中完成学历教育、获得较高学位的学生，应该都是聪明人。当然，不排除非名牌大学学生或者没有上过大学的学生中也有很多聪明能干的。但相对来说，名牌大学学生中聪明能干者更多。如果先通过学历和学位进行筛选，至少选出的人中大部分应该是聪明能干的。普通人也会同意这个观点吧。于是斯彭斯断言：所谓教育，其实具有一个为人们所忽视的强大功能，那就是信号功能！

何为信号功能？如同走夜路，你看不清前面的状况，此时，如果有一盏路灯，就能够起到信号作用，指引你前行。教育也是如此。对公司的HR经理来说，教育背景就相当于信号灯的作用，在众多的求职者中，通过教育背景把不同的求职者类型甄别出来。由此可见，教育能够大大节约劳动市场上的求职成本，或者说教育能够在劳动市场上以最低的代价来甄别求职者可能说的谎言。对一个聪明能干的人来说，怎么让公司相信自己呢？赶紧考入名校接受教育吧！这就是斯彭斯的结论。因为这项研究，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斯彭斯关于教育的故事类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很多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所以需要理解这种环境下，如何通过较低的代价来甄别谎言。比如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克洛夫讲了一个旧车市场的故事。在旧车市场上，车主比买车者更了解二手车，于是车主就可能以次充好，此时买车人怎么办？阿克洛夫说，让车主提供售后服务。想想看，如果车主的二手车是好的，就不怕售后服务；如果二手车是坏的，售后服务的成本就非常高，车主肯定不愿意承担。于是售后服务就起到让车主说真话的作用。想想看，为什么好公司反而售后服务更好？其实就是告诉消费者，我承担得起售后服务成本！因为我卖的是好产品！

看看这些智者的故事，根本无需做求职者或者车主的思想工作，因为即使你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优势的求职者和车主就会通过谎言来增加自己的好处，并不会因为你的道德说教就改变了其隐藏信息的行为。我们多想想身边的各种纠纷吧！医患纠纷、房产装修纠纷、各种其他形式的合同纠纷等等，无一例外都是拥有私人信息较多的一方进行欺骗，试图靠自己的信息优势多挣好处。为什么医患纠纷的处理中，后来要改成辩方举证？因为让信息优势的医院方举证，更容易形成说真话机制。

稍稍了解这方面知识的人都知道，我在文章中所讲的这些都属于一门叫信息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的内容，而这门分支学科通常有充斥太多的数学模型，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看了都头疼。信息经济学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说了两件主要的日常生活琐事：如何让人们讲真话？以及如何让人们不偷懒？但经济学家论证这两个问题却费尽了心机，最后呈现出来的东西普通老百姓还看不懂，岂不浪费？不过现在对读者而言，已经无需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董志强博士最近写了《无知的博弈：有限信息下的生存智慧》(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通过我们中国人自己熟知的故事，通俗易懂地阐述了经济学家教我们如何让人们说真话的种种技巧。通读这本书，真的可以让我们长生活的智慧，更容易识破谎言，更容易规避各种骗局。可能有很多人会问，董志强博士会不会也利用信息不对称为自己谋利益呢？幸好他先前写的《身边的博弈》深受读者欢迎，那本书可以作为董志强博士的一个说真话信号。也因为如此，我才敢如此推荐。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