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后增长的故事更精彩

《这样的故事最中国》

张军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1年5月第一版

349页，48.00元

　　我与张军教授未曾谋面，但常读他的文章。从他的论著中我深感，他的理论功底扎实，视野开阔，在他们那一代人里是极为优秀的。最近读了他的文集《这样的故事最中国》，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这样的故事最中国》是讲中国增长的好故事的，从多个角度说明了过去三十年多年间中国取得的成就及原因。张军教授不是张五常先生的入室弟子，但的确得到了张先生的真传。张五常先生是制度学派的大师，强调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张军教授把这一观点运用于讲中国增长的故事，分析了中国制度的变革及其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张军教授经常到各国访问、做学术交流，这就使他能在世界的视野里观察和思考中国的经济，并与各国进行对比。中国需要这样放眼世界、立足中国的经济学家。

　　过去中国增长的故事很精彩，值得总结其中成功的经验。但作为经济学家决不能到此为止，经济学家更应该关注我们的增长中还有什么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应该说，中国改革采用渐进式模式符合中国国情，这就保证了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下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无非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而已，而且利弊所起的作用也是在一直变动的。渐进式改革总体上是利大于弊的，尤其在初期利远大于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增长的持续，其弊也逐渐展现出来。如今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正是这种弊的结果。因此，我们在总结增长的经验时也千万不能忘记寻找弊。从本质上说，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歌功颂德，而是吹毛求疵。毛泽东时代有句名言：“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可以把讲成绩的事，交给宣传家，自己还是要更多讲问题。

　　讲成绩总结经验也好，讲问题总结教训也好，都是为了中国的后增长更为精彩、辉煌。我们永远不能沉醉于历史的辉煌，而应该着眼于未来的发展。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证明“祖上富过”，而是为了指出“子孙如何再富”。受《这样的故事最中国》的启发，我想讲讲如何使中国后增长的故事更精彩。

　　历史不会割断。未来中国后增长的故事仍然是过去增长故事的延续，过去中国增长故事的主线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城市化的过程，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西方国家大体上在1900年左右完成了这种转变，我们至今还没有完成这种转变。改革开放之后，允许农村人进城谋生，家庭联产承包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也解放了农村的劳动力。从1978年开始，这种城市化就起步了，至今已有两点四亿农民进城务工，逐渐向城市人口转变，在城市就业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6%左右。这是中国增长故事中最精彩的一页。但这个过程远远没有完成。一是这种城市化的进程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标准，与当今西方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二是这种城市化的质量存在严重问题，说得极端一点，这种城市化有点“伪城市化”。农民城市化的标准应该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住所，享受与原有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就中国而言还应该有城市户口。目前我国达到这种城市化水平的人口仅为27%左右。大量进入城市的农民不是城市居民，而是“农民工”。要把这两点四亿甚至更多农民工变为城市居民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中国后增长从本质上说，就是城市化的进程，既要提高城市化的数量，又要提高城市化的质量，也许后一个问题更难、更重要。

　　与各国的情况一样，我们的城市化也要通过工业化的道路来实现。经常有人提出，中国可不可以不再走工业化之路。我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社会的发展不一定经历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阶段，但一定要经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过程。工业化这个阶段是跳不过去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后工业化是以服务和信息为主的，没有工业化哪来服务与信息的基础？世界上有从农业国直接进入后工业化国家的例子吗？工业化无论好坏，无论有什么弊病都是无法跨越的。正如婴儿不能直接变为成人一样。城市化的进程还是要靠工业化支撑的。当农民是农民时，经济基本是自给自足的；当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时，就产生了对工业品的巨大需求。同时，农民成为城市居民，也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过去三十多年间，我国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还不是来自这种需求与供给吗？通过工业化实现城市化就是未来中国增长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出彩”的地方。

　　西方国家走过了工业化的道路，计划经济下我国也走了工业化道路。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的工业化与西方国家和我们过去会有什么不同呢？中央把我们今天的工业化概括为“新型”工业化，就表明我们既不是走西方的道路，也不是重复自己的过去，而是要创造工业化的“中国模式”。“新”在什么地方呢？

　　工业化也就是以制造业为中心。制造业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经过，包括作为制造业基础的重化工业，作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设备制造业，作为产品生产的制成品业，以及为整个制造业服务的服务业。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中心是重工业化，这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误国不浅。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也有以其中一两个环节为主的，但对我们这样有待发展的大国并不现实。我们要建成一个完整的制造工业产业链。过去三十年的发展使我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但这仅仅是在重化工业和制成品业上有了长足的发展，钢的产能达到七亿吨，几十种制成品中国在全世界占了70%左右就是明证。所以，有人称我们是“世界工场”或“世界作坊”，而不是“世界工厂”。后增长时代的工业化首先就是要完成这个制造业的产业链，尤其是发展设备制造这个决定制造业水平的核心产业和为制造业服务的服务业。

　　过去的增长，我们过分追求GDP，求快求高，却忽视了技术进步，这就表现为设备制造业的落后和制成品缺乏核心技术，在世界上没有竞争力。拉动我国制造业发展的主力之一是出口，但我们出口的制成品不是靠核心技术和品牌取胜，而是靠低成本、低价格取胜。在三十多年之后，这条路已经很难再走下去。在后增长时代里，我们要把技术进步作为推动工业化的基本动力，不能再靠高投入。只有实现了技术突破，掌握了核心技术，创造出高附加值的名牌，才是工业化的成功。新型工业化就要靠技术进步推动。

　　计划经济下工业化的问题之一是牺牲农业和其他行业来实现工业化。只问工业化的目的，不问牺牲农业、服务业的手段，已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苏东国家工业化的失败就在于此，这就出现了“卫星上天，百姓吃不饱”的怪事。所以，我们未来的新型工业化就要以工业化为中心带动经济全面、和谐地发展。工业化与农业和后工业化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叉的，无非以哪一个为主而已。我们要养活十三亿的人口，不能靠其他国家的农业，而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农业。农业土地以十八亿亩为红线，粮食自给率要在90%以上，正是自己养活自己的必要条件。服务、信息业一直是我们的短腿。这两个行业的落后也不利于工业化。后增长时代农业和服务业都是重要支柱。这两个部门落后，工业化等等也是一句空话，是空中楼阁。

　　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路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当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成长起来后，就淘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说，这只是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选择的发展模式，并不是一般规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我们不能选择这种模式。我国的国情是人口众多，就业永远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实现和谐社会，基础是“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城市化使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城市化的核心是使这些农民能找到工作。工业化就要为他们提供充分就业机会。纺织、服装、电子装配正是对解决就业问题作用甚大的产业。我们将来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起来后，仍不能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

　　计划经济时代和西方国家早期的工业化是以耗能和污染为代价的。和谐社会不仅是人与人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古人所说的“天人合一”。我们的新型工业化要走节能减排之路，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先污染后治理。三十年发展中，我们的能耗太高，能源利用率仅为日本的八分之一、欧美等国的四分之一。如果不在这方面下工夫，尽管GDP增长了，甚至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后增长的故事也说不上精彩。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新型工业化呢？这就必须认识到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成绩是巨大的，但问题也不少，不认识、不纠正，通过新型工业化实现三十年之后的后增长就自然是一个梦。认识并纠正过去三十多年增长的问题就是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

　　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出口是一大推动力。张军教授正确指出了经济开放给我国带来的深刻变化。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出口成为推动中国增长最强劲的力量之一。这种开放的方针我们仍要坚持，并进一步扩大。但仍要注意的是，我们对世界的依赖性太大了。衡量一国对外依赖程度的是出口加进口除以GDP的对外依赖率。我国的这一比率已达60%，而美国仅为16%，法国为25%，加拿大30%，只有小国比利时为70%。其中对出口的依赖美国仅为7%，而我国达25%。核心问题还不在于对外依赖率的高低，而在于这种状况能否持续下去。从国际环境来看，不少国家对中国实行反倾销及其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人民币汇率走高，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从国内来看，靠消耗资源、环境污染和低工资的增长之路也走不下去了，而且我国是一个大国，十三亿人口形成了巨大的市场，随着城市化和人民收入的提高，需求还会有大幅度增长。从外需为主转向内需为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与此相关的是，在内需中要从投资转向消费。投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早期的高增长由投资推动并不奇怪。但无论什么投资总有到极限的时候。基础设施、房地产、城市改造之类以土地为主要资源的投资，迟早会受到土地有限的限制。厂房建设、设备增长这类企业固定投资也要受制于消费能力。三十年的增长，投资作出了主要贡献，现在已经到了从投资转向消费的时候了。而且，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消费，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否则GDP增长有什么用？

　　现在要强调从投资转向消费，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现在的状况是消费不足，这一点大概是许多人认同的。张军教授的书中有几篇文章都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国内消费不足是“人为问题”，国内并不存在消费不足。他的大前提是只要有足够的投资（即“能够维持35%-40%的投资率”），增长就可以维持下去，而“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小不是决定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因素”。因此推论就是尽管发达国家消费在GDP中占75%，2007年中国为48.8%，且在下降，但仍不是问题。对此我有三点想法。一是中国未来能不能把40%多的国民收入用于资本形成来支撑增长？投资增加，GDP增长，但人们消费低下，这种增长有什么意义？二是仅就消费在GDP中占的比例来看，中国也太低了。75%对48.8%差三分之一，尽管我们难以与发达国家比，但消费比例太低，又在下降总不是好事。三是在这48.8%中，尚有政府的消费，个人消费2009年仅占36%。这说明在增长中人们获益太少，不符合民生的原则。因此，尽管张军教授主张靠投资拉动增长，但我仍然主张从投资为主转向消费为主，40%以上的国民收入用于投资和资本形成再不能持续下去了。

　　消费由收入决定。引起我们消费不足的还在于分配。这首先是政府与公众的收入分配。根据陈志武教授引用的资料，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与公众是2：8，而我国的这一比例是4：6。十二五期间，我们要把增长的目标从强国转向富民，正是企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政府正为此作出努力。其次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基尼系数已接近于0.5。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格局有利于在GDP不变的前提下增加消费。这一点凯恩斯在《通论》中已有所论述，也是经济学界的共识。

　　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不仅利于实现未来的增长，而且符合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因此，从经济的角度看，由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消费拉动为主对后增长故事精彩与否具有关键作用。

　　最后一种转型就是从投入型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型增长。中央早就强调技术进步在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再讲技术进步如何，就是老调重弹，没有滋味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直是知易而行难。说了多少年，仍不见动静。张军教授在书中也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增长迟早要进入“边际收益递减”阶段。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边际收益递增”。没有这一点，再增长也无精彩。

　　这三种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这点在政界、企业家和学界已形成共识。但为什么说了这么多年，文件下发了若干个，但理想总不能变为现实呢？这就涉及张军教授讲的制度问题，当然不仅仅是产权制度或开放制度，而是更深层次的制度，包括如何深化市场化改革和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这一点，我想在另一篇读许小年教授的书的思考中来展开论述。

　　张军教授的书我几个月前就拿到了，但一直没读完，原因除了忙和懒之外，就是看到厚厚一本书，十分惧怕。我记得曼昆教授在他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曾说到，大部头的书令人生畏。看完此书之后，才觉得这本书的几乎所有文章都是短小精悍，可读性极强，慢慢被吸引，终于读完了。不得不说，这本书内容是好的，但形式令人生畏，其实这本书包括了不同的内容，如果分为几册，分别以不同的书名出版，也许会更吸引人。变大为小，一本书一个中心，小巧可爱就容易畅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