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最佳对策——读《策略思维》有感

　　无论是在政治活动、商业运作，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会遇到不少难题。面对困境，我们自然会千方百计去寻找最佳的对策，以使自己破解难题，摆脱困境，这便是策略思维。不过，这种思维是原始的、本能的和零散的，所以在许多时候，我们往往凭经验，靠灵感，碰运气去化解危局，或许难题解决了，但却不是最佳方案，为此付出的代价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或许根本就无法破局而最后只能归于命运不济。有没有能帮助人们学会策略的思考，在人生博弈中扩大胜算面这样的书？《策略思维》（耶鲁大学教授奈尔伯夫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迪克西特合著）一书提供了一把万能钥匙，让我们去打开最佳对策的门。它教我们系统地、有意识地思考问题，以尽最大的可能做到熊市我也牛。

　　《策略思维》绝不是一部教你投机取巧的书。它以讲故事的方式阐述博弈论（也叫对策论）的基础原理，既生动有趣，又处处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比如说到戴高乐，这个作为从一个战败且被占领的国家逃亡出来的自封的领导人，在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判中，不顾自己的地位低微，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20世纪60年代他作为总统说出的“不”，迫使欧洲经济共同体多次按照法国的意愿修改决策。但是他不看对象，不看场合，不管形势是否已经发生变化，他都拒绝建立友谊 ，拒不妥协，从而剥夺了另一方重新考虑整个局面、提出一个可被接受的相反的建议的机会，他做不到用短期的妥协换取长期的利益，所以，最后受伤的是法国自己。又比如费迪南德•德雷赛布，这是一个具有非同寻常的远见和决心的工程师。他由于在外人看来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建成了苏伊士运河而名噪一时。后来，他照搬同样的思路，试图建设巴拿马运河，结果演变成一场大灾难。因为苏伊士运河是一条位于海平面的通道，由于土地本来已经较低，又是沙漠，挖掘起来相对容易得多。而巴拿马的海拔要高得多，沿途分布着许多湖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所以，“尼罗河的沙子让他倍感得心应手，热带瘴气却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是一个不从实际出发，不具体分析具体问题，仅靠经验想当然的典型例子。《策略思维》主张以人为本，强调激励。它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就是缺乏足够的激励，因为“这个体制不能向出色完成工作而非得过且过者提供奖励。人们没有理由表现任何主动性或创新精神，却有无数理由偷工减料——比如只完成数量指标，却完全忽略质量要求”。大锅饭的危害，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那种感受真是刻骨铭心啊。想问题，办事情，如果陷入生搬硬套的泥沼，其悲剧结局显然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我们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最杰出的策略思维。这一思维的形成并非一帆风顺，它在探索与失误中曾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建国初期，由于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模式。显然，这个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文化大革命”更是把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把马克思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党的十三大又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长期的实践和艰苦的探索。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了我们正确的选择：就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选择顺应了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兴起等世情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而今，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发展观，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实际出发，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选择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些，都是随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和道路也不断作出新的思考。人生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决策过程，同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也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决策过程。任何一成不变、生搬硬套和僵死教条的做法，都会使其停滞不前，甚至走向毁灭。

　　诚如作者所说：“决策思维——上阵时千万别忘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