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货币主义者的经济学和货币史的经济学

Hugh Rockoff（美国罗格斯大学经济系）
王劲松 译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显然是20世纪经济学史乃至经济学界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对经济学家思考货币理论和政策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迄今仍然是被引用最多的经济学著作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它也遭受了名著特有的命运：经常为人引用，却很少为人阅读。在酝酿这篇书评的过程中，我不断感受到人们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观点的理解与他们的观点本身存在着多么大的差距。下面我试着列出此书之所以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些原因，以及为什么货币主义者的经济学和货币史的经济学有如此大的鸿沟。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货币很重要”。货币是一种对经济有着很大影响的独立而可控的力量。这一观点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为大部分经济学家接受，但它与本书出版时的主流观点是不同的。当时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货币政策无效。只要失业问题依然存在，中央银行的职责就是保持尽可能低的利率。但遵循该政策仅仅意味着投资将略高而失业将略低。而且尽管通胀可能可以用较高的利率来对抗，但其前提假设是货币政策无效。失业率和成本，特别是工资水平，基本决定了通胀水平。控制工资水平对于控制通胀是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充其量是第二手段。保持经济平稳的主要工具是财政政策。当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日益严重的通胀问题，是颠覆凯恩斯学说正统地位的主要因素。但本书对于恢复货币政策的昔日声望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声音。那么本书作者是怎样说服主流学界货币很重要的呢？其基本方法论是强调“自然实验”——一些货币存量由于与当前经济状况无关的原因而改变的场合，这样可以把经济的相应变化归因于货币的变化。
作者提供了一组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分析。为了说明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下面我引用了书中最著名的三个案例：（1）1879—1896年与1896—1914年物价水平的对比；（2）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物价水平的对比；（3）1937年联邦储备体系所采取的限制性行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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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三个案例分别处于三种不同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在第一个案例中，美国处于金本位制下，没有央行。在第二个案例中，联储为满足战时政府大额赤字的需求所限制，只好唯财政部马首是瞻。在第三个案例中，联储相对独立，可以根据自身对适当货币政策的判断行事。案例分别取自不同的体制背景，增强了其论点的说服力。在每一个案例中货币变化和经济变化都有大致相关性，但决定货币供应的因素却是完全不同的。这表明，“货币很重要”这一命题，代表的是一种基本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某种特定制度安排的偶然结果。
无论是这几个例子，还是书中提到的其他“自然实验”，都不是实验室里的结果。许多变量处于变化中，虽然不太容易，但还是总有可能基于其他因素给出另外的解释。比如说，针对作者的第三个例子，已有大量的文献对作者的解释提出了挑战，这些文献将1937年的经济下滑归结为其他因素，比如财政政策。但对于要颠覆本书观点的人来说，挑战其中一个解释仅仅只是开始。作者观点的份量在于其案例的多重性。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作者的批评者们都没能提出另外一个能解释书中所有例子的观点---无论是基于财政政策、工会组织的好战、技术进步还是其他任何理由。事实上，在我想来，本书出版之后最主要的进展当属Brunner和Meltzer以及Bernanke等人的研究，他们试图将作者的观点加以扩展，解释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波动是如何影响经济的其他方面的，而其他试图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解释宏观经济事件的研究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可能最大的谜团不在于作者的方法具有说服力，而是在于，尽管本书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却鲜有经济学家使用这种方法。通常来说，一位经济学家试图说服另一位经济学家时，第一件事就是把大量数据输入计算机，在此过程中完全抛开了这些数据所处的历史环境。
作者关于大萧条的解释无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文字意义上都是全书的核心部分。详细的讨论占据了30%的篇幅,而且此部分内容在全书其他部分也经常被以比较的方式加以引用。
他们的观点是,就像现在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知道(或应该知道)的那样,大萧条的严重程度本可籍由更合理的货币政策而大大减轻。今天，只有少数死硬的凯恩斯派学者拒绝承认货币政策的决定作用，虽然许多经济学史家还是会将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其他因素，而把货币政策上的失败归结为次要原因。作者对大萧条的解释对市场经济信心的复兴尤其至关重要。大萧条，以及凯恩斯派经济学家对其的解释，使一代美国知识分子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才能避免美国经济陷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假如大萧条能够如作者主张的那样，通过及时的货币当局行动或货币规则修改加以阻止，那么市场经济的论点就会更为有力。
有人反驳说作者并没能证明是货币因素引起了大萧条，他们只是详细描述了大萧条，使得货币看起来像是决定因素。这种意见是对的，但并不像乍看起来那样完全正确。从证明货币的重要性的角度来说，大萧条也仅仅是研究“自然实验”的一个阶段，虽然是一个特别有启发意义的阶段。它提供了额外的证据，但单就这一简短时期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问题。
作者就像医生，给一个在死亡边缘被送入医院的病人写了详细的医疗诊断结果。 他们对病人感染了某种细菌的观察并不足以证明该病人的病是由此感染引起的。而是在其他时间、其他地点的其他医院也有同样症状的感染了此细菌的病人，才使得他们的意见有了说服力。是所有这些病例才使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医生开出的处方显得很合情合理——对病人应给予大剂量抗生素（高能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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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作者试图表明，好的货币政策，尤其是好的货币规则（Friedman曾在其他地方提到），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他们从未使人作过分期望。
尽管本书的核心命题是“货币很重要”，但作者还跟踪了大量相关的线索。从内战后黄金的绿钞价格的决定因素，到温和通胀和温和通缩对长期经济发展的相关影响，再到存款保险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等等。他们关于这些阶段的讨论总是充满睿智，而且经常与他们著书时代的传统观点不尽相同。这些讨论不但帮助我们了解了那些特定的时期，也增加了我们对本书核心命题的信服。这些讨论使我们确信，我们是在阅读才能出众的经济学史家的作品，为了写作本书，他们已经翻遍了美国货币史的每一个犄角旮旯。
大部分读者都会认为本书的写作方式也是很成功的。作者采用了一种也许可以称为高度NBER的文风。它是写给普通人看的，阅读不需要特别的统计学知识，文中也没有方程式（只在附录中讨论货币存量的决定因素时使用了方程式）。货币的数量理论没有以代数形式出现。语句是权威性的，但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且真诚希望确保读者能够理解。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事例和生动的类比，在所有的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本书的文风在很多方面与《国富论》最为相似。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到，以前的修辞学老师会喜欢作者优美而直接的文风的。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认为弗里德曼与施瓦茨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堪称20世纪经济学史领域中最重要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