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一连串事件

　　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研究主题。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认为存在标准的经济增长模式，但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世界许多国家向现代自由市场体制转型，似乎暗示着我们还是摆脱不了把西方发展模式奉为圭臬的嫌疑。把西方国家奉为标杆也并无不妥，问题在于，西方国家的哪些经验是可供后来者学习的？

　　通读该书，那句因为被周其仁教授引用而广为人知的费雪（Irving Fisher）的名言不由得跃入脑海。不过，我把它略作修改，作为我这次阅读的一个最大收获：“经济增长是一连串事件。”

　　看看两位经济史学家是如何描述中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变迁过程的。

　　第一，早在封建主义鼎盛的中世纪，西欧的城镇就通过获得特许权开展区域内贸易，它们利用封建领主管辖权之间的缝隙，开展以市场价格（而不是习俗规定的“公平价格”）为基础的自由贸易。

　　第二，在军事技术的发展开始削弱封建领主的政治势力，而新的中央集权式君主国家还不够强大时，新兴的商人阶级或由行会工匠转变来的企业主，设法打破政府和教会的垄断，以获取许可，或者干脆绕过许可的方式，进入贸易或生产领域，从而引发了商业革命。

　　第三，15世纪到18世纪，西欧和美洲的市场扩张渐进而稳步地推进着，商人和新兴的君主政府结成重商主义联盟，君主以授予垄断性的贸易特许权换取商人的贡税。

　　第四，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对生产组织形式提出更高要求。18世纪中期以后的100年间，伴随蒸汽动力和钢铁的使用，工厂取代工匠作坊，迅速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量增长，并且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第五，在工厂制度下，生产成为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性活动，组建和运行较大规模群体的自由变得必不可少。在这种制度需求下，19世纪中叶，西欧各国和美国先后通过立法，承认了公司的法人地位和有限责任。公司制企业很快成为人们广泛采用的生产组织形式。

　　第六，19世纪末，西方国家发展出一套制度，它成为经济增长与科学发展之间的桥梁，桥梁的一端是工业研究实验室，另一端则是消费者对新产品和服务的购买与使用。这套制度包含两个子系统，一是科学研究制度，二是工业技术研究和商业化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的三个特点是，革新项目选择的分散化、对革新的激励来自商业化成功带来的收益，以及研究机构的多样化。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经济利益推动人们不断地从事技术创新，并运用于生产过程，从而促使经济产出长期按几何级数扩张。
上述一连串事件，有的先后发生，有的同时发生；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则绵延几个世纪。它们并非孤立，往往存在因果关系，不断强化着一种新的历史趋势。在此过程中，市场的自由进入、对私有产权的保护、银行和金融体系、独立的司法、多样化的企业组织形式、科学家共同体、工业研究实验室，乃至民主政体，这些不断创新出来的制度要素，共同构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根据罗森堡和小伯泽尔的描述，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形成这些制度，实现组织和技术的创新，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人们拥有的经济自由权，它体现为创建企业的权利；购买、持有和重新出售商品的权利；企业扩展自身业务的权利；不被政府无端占有或剥夺资产或利润的权利。正是这样一种自由权利，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发挥自身才能、获取收益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市场机制才逐渐成为西方世界解决利益冲突、影响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

　　因为有了这样一整套制度，西方世界从中世纪以来的漫长岁月中，技术创新的成果不断被积累，推动着经济以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持久而稳定地增长着，从而逐步把越来越多的人口从贫困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悄然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结构。然而，真正塑造出今天的社会形态的，还是持久的组织和技术变革力量，而它的主要源泉正是自由而分散决策的市场机制。

　　经济增长是一连串事件，是一个需要恰当制度作为保障的渐进过程。中国持续30年的高增长，与中国人不断获得的经济自由权利是分不开的。然而，与西方世界的一整套制度相比，中国还缺乏很多推动创新的制度元素。比如，缺乏科学规范的传统；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还会遇到太多的市场进入壁垒；司法体系还不能适应市场交换的要求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形成的落后心态不断催促我们，“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然而，西方世界的历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最难能可贵的是持久。也许本书重新被翻译为中文的经典，能够让我们在高速奔跑的路上收一收缰绳，不妨做一做夯实制度基础的功课，拿出大国的心态去笑到最后！

　　《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美）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著，曾刚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参见“本刊7月荐书”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