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选的2009十大好书

《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著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

　　张五常的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原本是他2008年应邀为科斯教授在芝加哥召开的“中国经济制度研讨会”撰写的文稿。不过，没想到这本书后来成为了他的重要作品之一。

　　本书致力于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奇迹”。作者对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是：以县为基本单位的地区间竞争，不是各国可见而是中国独有的方式，造就了这一奇迹。并且，他将这一奇迹主要归因于朱镕基时期政府的正确决策。针对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他认为，“劳动合同法”及“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两大败笔。

《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美）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著，曾刚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

　　这本书，简单地说，就是要说明西方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原因。关于这一点，学界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而作者的贡献在于，他认为创新才是西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广泛进行技术和组织管理方面的试验”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新鲜，但本书的精彩之处在于对创新的政治和其他制度条件的剥茧抽丝。正是这些分析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才能带来持续增长。西方国家的史实证明，一个鼓励、至少不妨碍创新，有更多机会进行试验的制度才可致富。

《站在经济学的高坡上：杨小凯纪念文集》，张五常等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第一版。

　　杨小凯，一位已故的华人经济学家，因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而享誉国际经济学界。在他逝世五周年之际，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内的多位经济学家及亲友，以纪念文集的形式，向这位已故学者表达敬意。

　　在这些短文中，我们不仅可以窥见杨小凯深厚的学术造诣，也能感知这位理性的经济学家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更为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唏嘘不已。惟愿我们苦难的民族不再一边浩叹没有大师，一边摧残天才。

《应该读点经济史：一部世界经济简史》，（美）格里高利•克拉克著，李淑萍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从书名看，本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着重于经济史。可事实上，本书没有仅仅停留在研究经济史的层面，而是对现代经济政策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本书旨在讨论两个根本问题：我们是怎么达到如今物质极度丰富的状态的？为什么仍有那么多国家无法登陆这片乐土？

《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钱理群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本书收录了钱先生较有代表性的38篇文章，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他多年来关注、思考和研究的方向。

　　如他本人在序言里所说，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和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

《民主新论》，（美）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一版。

　　这是一部充满理论思辨色彩的名著，其中有些对基本概念追本溯源之处，或许会令读者失去耐心，这可以理解。但切勿停步，否则就忽视了本书的主旨和价值。

　　如果说西方有必要“清理”，则中国仍需启蒙。解开民主应是什么、能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和不应成为什么等问题的一团乱麻，“以免使预期的善变成出人预料的恶，”这真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

《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

　　这是我们等候了多年的“新经典”。自1994年以来，本书作者就一直专注于宏观经济学思想源流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异趣”，其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是“奥地利学派”和“新宏观政治经济学”。毕竟时至今日，凯恩斯仍是宏观经济学的“父亲”。他关于市场经济的思考和整体领会，以其深刻和复杂的结构——这些结构，如他在一封私人信件内所言，通常不能或不应表达为数学模型——对宏观经济学各学派的演化产生了深刻和复杂的影响。

　　
《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律与本我》

　　（美）爱德华•怀特著，孟纯才、陈琳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本书是霍姆斯大法官的传记。从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这个平凡又非凡的美国法学界的奇才，对普通法的发展和对美国宪法学的发展，有着历史性的贡献。

　　霍姆斯对美国法律发展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言论自由权的阐释。正是由于他，美国司法体系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诠释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不言而喻，其观点对中国法学思想启蒙具有重要意义。

《按常识原理探究人类心灵》，（英）托马斯•里德著，李涤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这部著作的作者始终被认为是18世纪重要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之一。里德曾接替亚当•斯密担任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讲座教授，但与斯密的思想路向十分不同。

　　本书对当代中国读者最宝贵的地方，也正如标题所示，就是作者提供的“基于常识的”关于人类心智的思考。基于常识，不再是学院派的思辨哲学，这对当代中国读者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正因为前改革时代独断论盛行，也因为当下社会的急剧转型和难以摆脱的沿袭了几十代人的应试教育制度，而彻底丧失了我们的常识。

　　
《大动乱的年代（1949-1976年的中国）》，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在中国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仍未完全放开之时，这本书显得弥足珍贵。从建国开始，到“文革”爆发前，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带来那场十年浩劫？当时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扮演了何种角色？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

　　也许正是对这段历史的封锁，使得有些新一代年轻人怀有纯真而自以为是的“左”倾情怀。但愿本书能够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扯开一个鲜红的口子，为年轻人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