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交锋增长理论 诺贝尔讨论会热点评析

　　2012年诺贝尔专题讨论会于9月3日-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这是一次代表了经济学理论界最高水平的盛会，与会者除了多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之外，其发起方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IIES），亦曾有许多教授担任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委员以及主席。

　　此次专题讨论会的主题是增长与发展，云集了经济增长各分支理论的顶尖经济学家，而新经济增长理论近几年来一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热门，因此参会嘉宾能否在未来几年获得诺贝尔奖自然成为这次会议的重要看点。而从学术角度看，各位顶尖经济学家思想的碰撞更值得学界关注。

　　诺贝尔专题讨论会通常每两到三年举行一次，由诺贝尔奖评委会发起，诺贝尔基金会资助，目的在于对某一具有重大科学进展的研究领域做一次广泛的回顾。

　　经济增长理论涉及到科技、人力资本，生产效率，资源配置，制度诸多因素，因此此次专题讨论会的议程也涵盖了上述所有议题。从目前的议程和发言人提交的演讲内容，可以大致了解其逻辑脉络，现为读者解析如下。

　　科技进步与增长

　　此次会议关于增长理论分两节讨论，其中第一节的第一个主题是科技。科技进步对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以理解为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影响增长。研究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称为内生增长理论，也称为新增长理论，总共有两个分支，水平增长理论与垂直增长理论。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是19世纪汽车出现之前，马车是主要交通工具，汽车的发明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20世纪飞机的出现，又进一步提高了经济运行的效率。需要注意的是，三种交通工具互不影响，直到今天还共存。二是手机比传呼机效率高，手机出现以后，取代了了传呼；智能手机效率比传统手机高，智能手机正在取代传统手机。需要注意的是，每次通讯工具升级，旧的一代工具将被取代。

　　水平增长理论解释的是第一个例子：新的发明提高了效率，但与旧的发明共存，互不影响。科技有一个特点，科学家在发明一个新的东西或者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过程中，科学家本人承担所有成本；成功之后，所有人可以以相对低的成本使用科学家的成果（试想，被苹果砸的是牛顿，而现在所有中学生就能很容易的学会牛顿定律）。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差异使得科学家或者企业不愿意全力以赴搞发明创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通过政策（研究资助或者税收优惠）鼓励创新，这也正是水平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该理论的创始人正是本次研讨会第一个演讲嘉宾纽约大学Paul Romer教授，由于其在该领域的基础性贡献，水平增长理论也称为Romer模型。在演讲中Romer将系统介绍其模型。

　　有趣的是，Romer教授通过Romer模型一举成名，之后鲜有论文发表，而更多的致力于政策咨询和商业咨询，仿佛是在等诺贝尔奖的召唤。

　　垂直增长理论解释的则是第二个例子：新的发明提高了效率，但完全取代旧的发明。 该理论认为水平增长理论不大现实，因为现实当中传呼机、传统手机和智能手机不大可能共存。 这意味着创新本身有两重成本，一是创新者本人承担的私人成本，二是创新之后旧的产业被完全取代的社会成本。由于第二种成本的存在，创新如果太快，其社会成本太大，因而政府只需适当地鼓励创新。这使得垂直增长理论的政策建议与水平增长理论迥然不同。

　　从方法上来讲，在垂直增长理论模型中，因为新的创新企业不断取代旧的企业，使现存的企业灭亡，该模型可以用来分析行业竞争程度对该行业增长的影响；另外，如果现存的企业可以通过影响政府政策，防止被新的创新企业取代，垂直增长理论也可以用来分析最优政治系统设计。

　　值得一提的是， 垂直增长理论是基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的观点，即新的创造毁灭旧的产业。而熊彼特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后者在《共产党宣言》和劳动价值论中都提到资本主义为创造新的财富，不仅要毁坏之前的社会秩序，而且需不停地使现有财富贬值。

　　Paul Romer教授发言后，将由布朗大学Peter Howitt 教授来进行点评。Peter Howitt与本次会议的另外一位嘉宾Philippe Aghion教授是垂直增长理论的共同创始人，在点评中，Howitt不仅将系统介绍其增长理论，而且还要将其理论与水平增长理论进行对比。

　　显而易见，本次研讨会第一个场讨论就将火花四射。新增长理论一直是诺贝尔奖的大热门，而这场讨论的主持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Per Krusell教授，更耐人寻味。

　　资本积累：宏微观之争

　　关于增长理论第一节的第二个讨论主题是资本积累。上世纪50年代，罗伯特•索罗教授（现MIT教授）设计出分析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索罗模型）。该模型大致意思如下：如果1）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因素；2）一个经济体的投资完全来自于储蓄；3）资本由于损耗，会折旧；那么可以导出：1）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资本相对稀缺，回报率高，经济增长快；2）随着资本的积累，其稀缺性降低，回报率逐渐将低；3） 当资本回报率降到折旧率的水平时，经济停止增长，进入稳定状态。

　　根据索罗模型， 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资本逐渐积累，回报率逐渐降低，经济增长率逐渐降低，最后经济总量“汇聚”到稳定状态的过程。

　　索罗教授由于其在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性贡献，于198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本次研讨会第二位发言嘉宾Robert Barro教授一直致力于从实证角度研究汇聚过程。这一理论分支早期专注于无条件汇聚（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即不同经济体的人均经济总量，汇聚到同一稳定状态水平；后期专注于有条件汇聚（conditional convergence），即各经济体只有在一定条件下，人均经济总量才会汇聚到同一水平。

　　两种汇聚各有千秋，Barro教授在演讲中将提到，无条件汇聚更适用于同一国家各个地区（比如美国各州）或者同一洲内各国，比如欧盟各国；而有条件汇聚适用于更大的范围内各经济体，比如全球各国。

　　Barro教授的发言将由MIT的Abhijit Banerjee教授点评。Banerjee将试图从根本上否定索罗模型以及Barro教授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根据索罗模型，穷的国家资本回报率应该高，增长应该快；而现实当中，穷国往往资本回报率低，增长慢。这与索罗和Barro的结论不一致。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不一致呢？Banerjee认为，在微观层面上，由于种种市场的瑕疵，比如信贷约束、政府问题、保险缺失、外部性，使得穷国的投资回报降低，或者使得穷国的企业即使在有好的项目时也无法投资。也就是说，微观层面的问题会阻碍经济汇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想宏观增长，微观必须要改善。

　　Barro与Banerjee的对话看点在于：首先，Barro在汇聚领域贡献重大，但其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已获诺奖的索罗的研究，Barro能否在未来几年因其在增长领域的研究获奖？其二，Banerjee试图将索罗和Barro的研究连根拔起；其三，宏观和微观的碰撞。

　　资源配置：中国案例

　　会议关于增长理论第二节的第一个主题是资源配置。如前文所说，资源配置影响经济增长。试想有两个经济体，在第一个经济体中，有好项目的企业能得到资金支持，没有好项目的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在第二个经济体中，有好项目的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或者资金成本高），没有好项目的企业总能得到资金支持（或者资金成本低）。假定这两个经济体其他方面都一样，那么第二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必定低于第一个企业，并且其增长也不一定可持续。

　　这一节的第一位演讲者 Peter Klenow教授是宏观经济学家，其在资源配置领域的贡献在于：1)为度量资源配置问题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2)基于其框架，可以分析一个有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体，在去除掉资源配置问题后，经济总的效率可以增加多少。

　　Klenow教授在演讲中将系统的介绍其理论框架，也将特别提到中国。1998年之后的国企私有化改革，使得大量原来国有的企业到了私人手里。Klenow教授认为，私有企业更有效率。在其研究中，Klenow发现，1998年之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逐渐增加，他认为所有制改革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效率。

　　耶鲁大学教授Christopher Udry将对Klenow的发言从微观角度进行点评。Chris认为，在宏观层面上，Klenow发现资源配置是个问题，影响效率；但具体到微观层面，资源配置存在的形式到底是什么？大部分研究现在集中在金融摩擦和保险缺失：金融摩擦指的是由于金融的原因，导致企业得不到投资好项目的资金。保险缺失指的是由于缺乏保险，导致企业或个人担心风险而不敢投。

　　Chris指出，现有的微观证据支持金融摩擦的有限，支持保险缺失的很多。他特别提到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管理学院蔡洪滨和周黎安等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发现，为农户提供小额保险，提高农户投资积极性。

　　人力资本：关注卢卡斯

　　增长理论第二节的第二个发言人是1995年诺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卢卡斯（Robert Lucas Jr.）。卢卡斯当年获奖的理由是其在理性预期方面研究的基础性贡献。其实他在人力资本与增长的领域，同样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毫不夸张地讲，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重复授给同一人，卢卡斯很可能引起在增长领域地研究贡献再次拿奖。本次会议邀请卢卡斯谈人力资本与增长，本身就是对他在本领域贡献的肯定。

　　关于卢卡斯教授的诺奖故事，有一则值得提及的趣闻。1989年卢卡斯与前妻离婚，但后者深知他的才华，在签离婚协议时特别加了一条，如果他在离婚后七年之内获得诺奖，奖金需与她评分。知夫莫如妻，恰恰在1995年卢卡斯获得了诺奖。卢卡斯教授后来与本次会议的另一位重量级嘉宾、芝加哥大学Nancy Stockey （本次会议health专题的点评者）结婚，两人在学界双星显耀。此外，本次会议还有一对夫妻是增长专题第二个发言的点评者Banerjee和政策评估专题的发言者Duflo，前者是印度人，后者是法国人）。

　　卢卡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是人力资本（知识）的积累，并且各国之间生活水平的差异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的积累可在受教育中积累，可以在研发中积累，更重要的是在生产过程当中的学习与实践中积累（learning by doing）。

　　卢卡斯本次会议中的发言将着重讨论人力资本积累的社会性——－人力资本在学习和实践中的积累，不止取决于个人通过自身努力的积累，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过程中的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开放，让不同国家的人相互交流，对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当重要。

　　制度：真正的增长之源

　　增长环节最后一个讨论的主题是制度。制度主义者研究经济增长的切入点如下：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如果科技，人力资本，生产效率，资源配置等因素是根本因素，那么为什么穷国政府往往不致力于改善这些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制度主义者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经济总量的增长通过科技，人力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资源配置效率改善来实现。这些因素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增长本身！

　　这一节的发言人是MIT大学的Daron Acemoglu教授，他成名于对科技创新对增长影响的研究。200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可以想象，在本次会议的最后一个专题中，Acemoglu将向所有发言者发难，指出他们的研究只是皮毛，而根本在制度！

　　Acemoglu会用一个案例来显示制度的重要性。南北韩之前是一个国家，各方面条件差不多，人均GDP水平也一直相当。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二战之后整个国家分裂，制度完全不一样，使得两者经济增长轨迹完全不同。

　　但是南北韩只是个案，如何在逻辑上证明制度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呢？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在于制度和经济往往互相影响，我们现实当中能看到的只是一个均衡结果：一国经济受制度影响，而制度同时又受到经济影响。Acemoglu接下来的演讲中将提到其与合作者通过历史事件构造实验，显示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其思路如下：1.欧洲殖民者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的时候，要为殖民地选择制度。2.历史研究显示，殖民者在适合他们自己居住的殖民地建立了良好的制度，便于自己定居；在不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建立了差的制度，目的在于攫取当地资源。这样使得往往在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方，殖民者在当地建立的制度越差。3. 制度的一大特性是具有惯性，不经历外科手术式的变革，很难改变，这意味着殖民者为殖民地早期选取的制度与其现在的制度高度相关。4. 现在的制度影响经济。5.殖民地现在的经济水平不可能影响殖民者当年的死亡率。如果二者高度相关，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现在的制度影响现在的经济。证明完毕。

　　Acemoglu接着会讲制度与经济具体怎样相互影响。他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制度影响权力，权力影响经济资源分布，经济资源分布反过来又影响制度。

　　Acemoglu的演讲将由哈佛大学Andrei Shlerifer教授点评。Shleifer教授认为，Acemoglu证明制度影响经济的框架中，存在一个问题。西方殖民者不光为殖民地建立了新的制度，也带来人力资本。殖民者死亡率低的地方，西方殖民者留下的多，人力资本高，正是早期人力资本，而非早期制度，使得殖民者死亡率低的地方现在更繁荣。

　　由此看来，这一专题两个看点不容错过：一是Acemoglu将向所有发言嘉宾挑战。二是Shleifer将在点评中彻底否定acemoglu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