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在河南大学召开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中国经济史学会、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河南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承办、《中国经济史研究》和《史学月刊》协办的2014年中国经济史学会年会暨“经济转型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10月11日至12日在河南开封举行。本次年会与以往历届经济史年会相比，规模是最大的，汇集了著名的老一代的经济史专家以及众多的青年才俊，有来自中国内地、台湾及香港、日本的两百多名专家、学者参会。

 

本次年会为期两天，共收到论文170余篇，涵盖了当前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广泛课题，体现了学会活动紧扣学史以鉴今的特色。研讨会期间，参会学者围绕“经济转型与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主题，就“量化历史与新经济史”、“区域经济与商业发展”、“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中外经济史比较”、“财政转型与金融演变研究”、“工业化历程与企业史”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次年会在论文的分组上有所创新，改变了以往按照年代进行分组的方法，按照论文的研究内容进行分组，更有利于小组内的交流与探讨。

 

河南大学领导、经济史学会代表分别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张东刚教授发表了题为《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的主题报告，指出了当前高等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对于社会科学如何创建创新体系提出了几点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刘兰兮教授的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经济史学科发展与中国经济史学会工作报告》，简略报告了近年经济史学科发展状况及两年来学会的工作情况。她指出近年经济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整理出版资料、研究领域扩展、理论方法多元化、学术交流活动频繁等方面，两年来学会的工作主要是：联合高校与科研单位，举办各种规模的学术会议；编辑出版学会会刊《中国经济史论丛》；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合作，筹办中英文双语刊《比较经济史》；学会下属的各个专业委员会也都在联络学者、促进学术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河南大学董保民教授的主题报告题目为《1942年河南大饥荒成因研究》，他对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进行了研究，认为此次饥荒的成因，最主要的是旱灾，其次是官员隐瞒灾情，延迟救灾。并基于大量的史料，从经济学角度，对河南大饥荒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并对赈济的效率进行了评价。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忠民教授做了题为《前近代中国社会合伙制特点辨析》的主题报告，探讨了有关前近代中国社会合伙制研究的一些问题，包括研究的意义、考察的路径与方法等，他指出近年来对前近代中国社会“合伙制”的研究虽有很多，但在个案研究和宏观归纳的理论分析上，还有很多可深入之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王玉茹教授的主题报告题目为《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再探——以全球史视角下长期经济增长研究为例》，她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和创新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经济史的研究不能只是套模型，应当具有扎实的史料基础，多学科理论交叉使用是学术创新的方向，如历史地理学对经济史的研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马颖教授的主题报告题目为《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检验》，她采用自1978年以来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体制转型、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在财政分权和金融体制变迁、金融发展、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同差异进行探讨，并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会议共分成八个小组进行讨论，在分组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经济史理论、经济与产业发展、金融与财政、制度变迁等众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根据讨论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金融史是会议讨论的一个热点，与会学者主要围绕“货币与货币体系”、“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近代金融机构”等主题进行了讨论。

 

 

关于货币的研究，主要围绕白银货币化和货币体系问题进行讨论。王文成（云南社会科学院）论述了北宋天圣二年（1024）发行交子、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恢复铸行“至正通宝”前后300多年间，货币流通体系由“钱褚并用”到“银钞相权”的转变，并探讨了宋代白银货币化的原因，认为市场发生变化是货币流通格局发生变化的原因。赵小平（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考察了明代“钱楮并用”和“银钱兼行”两大货币流通格局的出现及演变原因，认为其应当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与自下而上的市场行为相互妥协、共同推动所致。何平从货币选择和货币结构的动因和过程方面，在铜钱纸币和白银的货币整体中的结构变化中，来探讨明清时期的白银供求问题，论述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认为白银正式获得货币地位，与西方白银的流入直接相关。姜锡东（河北大学）论述了宋代社会的货币化和政府的双重角色问题，认为宋代社会存在货币化趋势，是货币社会。此外，还有学者对近代的货币体系进行了论述。孙毅（青岛大学）探讨了1897—1927年间，中国以白银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有机性及其意义。

 

还有些学者对近代货币发行及改革进行了研究。管汉晖（北京大学）利用中国西汉文帝和景帝时期放任私人铸币的历史经历作为自然试验，对“货币非国家化”理论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哈耶克“货币非国家化”理论的有效性。段艳（玉林师范学院）认为1830—1856年的“银整改荒”危机促使咸丰朝整改货币发行，然而，清政府的货币发行政策却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危机的发生。贾钦涵（上海交通大学）探讨了蒋介石与1935年的法币改革。

 

 

与会学者主要对近代金融机构的发展变迁进行了研究，包括宏观和微观层面，方法多元化，既有历史学的方法，也有经济学的方法。燕红忠（上海财经大学）基于英格兰银行发展路径的比较视角，对山西票号的近代化转变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共信用、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参与金融市场的方式不仅决定了金融体制的变革和转型，也是现代金融市场良序运行的基础和保障。董昕（辽宁大学）对辽宁四行号发行准备库的成立、运作、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认为辽宁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的是地方政府整顿金融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李桂鸽（河南大学）对1921—1931年间中国重要商业银行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各银行之间的效率差距并不大，总体的技术利用水平不高，银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域和外部环境的影响。马长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探讨了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形成及其属性，认为北四行联营集团具有“相容性集团”和“排他性集团”的双重色彩。朱佩禧（同济大学）对横滨正金银行和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之间同业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刘秋根（河北大学）通过对《人地纲目》的系统解读，对晋商放账铺与近代农村金融的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放账铺对农村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指出清末民国时代，甚至包括清代前期、中期以来放账铺情况如何，与农业农村生产生活关系如何，是必须关注的一个课题。龚关（南开大学）根据国民政府的两次全国合作会议中的合作金融问题，探讨在政府与各界精英的互动中，政府的政策举措对合作金融制度演进的影响。朱荫贵（复旦大学）结合大量的史料，以农村合作金融事业为中心，对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农村金融进行研究。有的学者对民间借贷、农户融资进行了研究。黎志刚（云南大学）从宋代民间借贷与小农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这一时期民间借贷关系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对小农经济的影响，认为宋代民间借贷是小农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小农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林展（清华大学）利用1930年代伪满洲国的家计调查数据，分析了贷方的阶级身份、互联性交易和季节性对民间借贷的影响。研究表明，贷方是地主的借贷交易，利率比贷方不是地主的借贷交易利率更低。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广义信用担保制度的视角，分析信用担保制度变迁对农户融资的影响，认为当前农户融资困境的根源之一是农村信用担保体系的缺失。此外，王强论述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土地金融与农地整理，认为国统区的战时农地整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效果却并不理想。

 

除了以上三个主要内容，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马陵合（安徽师范大学）以蚌埠为例，探讨了铁路交通与金融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生成路径和具体内涵。王红曼依据大量档案史料及相关文献，对货币、银行、证券、保险等方面的立法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张天政（宁夏大学）结合大量史料，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西省金融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监管进行探讨。周建波（北京大学）以寺院金融的起源、兴衰和衰微的过程为例，探讨了宗教在瓦解庄园农奴制、推动市场制度兴起中的巨大作用。

 

 

财政史方面的研究，内容包括田赋、商税、杂税、徭役制度、财政制度改革等，从时间上来看，主要是集中在古代部分。李春园（厦门大学）围绕太宗丙申年的税粮则例和胡祗遹的《丁粮地粮详文》，探讨了元代华北的民户税粮政策。刘光临（香港科技大学）通过宋代商税和晚清厘金的比较研究，分析传统中国如何对流通商品征税。田晓忠（云南大学）从国家税收制度变革和赋税征纳的角度，探讨了宋代“富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郭艳艳（河南大学）利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分析宋代赦书蠲减内容执行中，中央与地方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陈锋（武汉大学）探讨了清代前期的杂税类别和杂税的征收及相关问题。金诗灿（华中师范大学）对清代河工力役的核心河兵制度予以探讨，认为河兵在清代基层河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关于近代财政制度的研究。王燕（武汉大学）论述了晚清杂税的繁杂以及财政摊派与杂税产生的关系，以及财政摊派导致的财权下移以及杂税征收的普遍化。陈强（山东大学）基于晚期中华帝国的数据，通过构建模型对专制政治下的税收进行分析。柯伟明（中山大学）阐述了民国时期全国财政会议与营业税在中国的发展，对当时工业税比较重、农业税比较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于广（中山大学）对孙中山大元帅府时期的盐税改革进行研究。熊彤（南京大学）以税收改革为中心，对抗战时期浙江的税收政策进行梳理和探讨。

 

 

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研究，基本是集中在近现代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有些学者从宏观的层面，对工业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邓宏图，雷鸣（南开大学）讨论了毛泽东式工业革命的内涵、由来与历史意义，并概要性比较了英国、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路径，认为毛泽东式工业化是一场结合工业化和深刻的制度变革、意识形态变革于一体的革命性过程。丁翠翠，苏少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研究世界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一般模式以及对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演进的量化测度，为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有些学者具体针对某一行业、某一地区，对工业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如，刘义程（井冈山大学）对近代中国江西工业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工业化水平低下，与近代江西工业生产长期由手工生产技术主导密切相关。目前学术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东南地区的工业合作运动的研究很少，游海华（浙江工商大学）即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峰毅论述了中国小型氮肥的技术开发和发展。田岛俊雄（大阪产业大学）对东亚地区水泥工业的发展和衰退进行了研究，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水泥行业发展的特点，并讨论了东亚地区水泥行业共同面临的产量过剩、结构调整等问题。同以上研究有所不同，王翔（浙江财经大学）则基于大量的史料，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以丝绸业为中心，对中国传统产业长时段的发展进行考察，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丝绸业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和同时期的其他产业相比也表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此外，还有从不同角度，对近代中国军事工业的研究。如，杨在军从劳方、资方与政府三者关系的视角，对洋务军事工业劳资关系进行研究。袁为鹏对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进行了研究，指出在中央权力势微，地方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军事布局暴露出很多矛盾和不足，影响了晚清军事工业的调整与筹划发展。

 

 

关于企业史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新史料的挖掘、新视角、新方法的运用等方面。金悦运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外文资料以及地方文史资料，对美孚公司在东北的组织及经营作以探讨。李柏林搜集整理了大量档案馆的原始档案资料及相关汉冶萍公司资料，对战后汉冶萍公司资产的接收与清理问题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政府、企业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赵津，李建英以范旭东和他创办的永久黄团体为研究对象，从博弈论的视角，对近代中国碱业市场的发展和演变做出分析。范矿生以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公司（1899-1938）为例，探讨了近代企业与地方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赵伟以民族企业较为突出的扩张经营行为背后的思想意识为讨论对象，对“集合事业”意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王颖基于企业成长及周期理论，对近代荣氏企业的发展进行研究，探讨其成长、成长周期与代理成本之间的问题。陈争平（清华大学）对近代实业家张謇培育产业链的经验进行分析，认为大生集团初期的发展，得力于交易费用的节省，其失败经验也告诫我们，纵向一体化式产业链发展必须理性决策，要注意产业链中的价值链、空间链、供需链及企业链的布局，必须与时俱进，适时调整。罗萍从历史学的角度，探讨了民国初期楚兴公司的成长进步与夭折命运。高新伟对荣氏家族企业由迅速扩张到走向分裂的历程、内在逻辑进行研究。任贤兵认为儒家思想作为传统德治的工具，与先进企业制度相结合，为纺织工业的近代化提供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汤可可、沈云福等分析了“两个源头”〔中国民族工商业、乡镇企业〕在无锡开启的基本成因与发展轨迹。李玉借用儒家“以身发财”和“以财发身”的概念，分析了张謇创业的人力资本与社会效应，认为张謇追求社会效应而非经济效用的创业观，是他成为一个著名实业家的重要原因。周孜正论述了1948-1949年无锡乡土资本家选择留乡的原因及经过。以上研究都是对近代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此外，李毅以索尼轨迹的比较分析为重点，探讨了经济转型中的企业成长路径的选择，认为解决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必须重视从企业成长的恰当路径选择做起。

 

 

郭庆然（河南科技学院）对1978—2011年间中国制造业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所有产业对经济增长变动均具有同向变动关系，但制造产业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最大；制造业产业、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变动具有显著的动态效应。刘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通过构建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函数，对1914—1918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口和货币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此外，关永强（南开大学）对于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从估算方法、项目和资料等方面，对巫宝三和刘大中对1933年中国国民所得的估算进行比较和阐释，在介绍其主要征引数据和修定方法的同时，强调将总量数据分解到地区和行业再进行修正这一方法的重要性。

 

 

段娟（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国区域规划工作历经的四个演进阶段进行了历史回顾，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区域规划工作的基本规律和经验教训，提出了未来促进区域规划工作有效开展的若干启示。于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彤新春（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改革开放以来，交通业革命对我国经济区划变迁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交通业不仅发挥了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区划的升级和转型。沈开艳（上海社科院）研究分析了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趋势的可持续性。林钰（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了民族地区的农村劳务输出与经济发展。

 

 

 

与会学者关于粮价与粮食流通的研究，主要的成果是对于清史料的发掘，搜集整理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的档案资料。如，马国英收集、整理了山西粮价奏报制度规范之前的粮食价格资料，以及散见于山西各地方志中的粮价资料，将这两部分的资料结合起来，对山西粮价奏报制度的形成过程及粮价变化特征进行研究。罗畅利用清代粮价清单中开封府、太原府的小麦价格数据，用谱分析的方法，得出了乾隆至宣统年间的经济周期，认为在传统社会，水运交通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不显著，从乾隆元年至宣统三年，中国存在3个为期60年的长周期。邓亦兵对乾隆时期的北京粮价进行了分析，认为京城粮价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调节，政府调控粮价的作用呈现逐渐弱势状态，市场对粮价的调控作用逐渐呈现主导作用。此外，赵伟洪以文献考察结合计量方法，探讨了湖南省米谷流通网络与市场整合，认为湖南省在乾隆时期形成了一个基本覆盖全省的米谷流通网络，湖南省米谷市场通过向省外输出以及省内局部地区的余缺调剂，已经构成了相当程度的整合。

 

 

关于贸易的研究，主要是对外贸易，包括多个层面：第一，新资料的运用。如，张丽指出在经济史的研究中，文学著作中的资料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她从经济史的视角，发掘整理了《红楼梦》中所体现的对外贸易资料，从中分析18世纪中欧贸易的状况。第二，对外贸易概况。如，成艳萍从现代国际贸易的角度，对中俄恰克图市场上的贸易方式进行了分类。刁莉介绍了十九世纪（1862—1919）年间的中俄茶叶贸易在汉口的发展，以及对汉口的茶市及近代汉口带来的影响与变化。张馨元整理了1950年代初以来中国粮食进出口以及各省的粮食调运统计数据，论述了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国的粮食贸易概况，并从宏观经济学角度阐述短缺经济中中国的粮食进出口方式及其对国内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影响。第三，基于计量方法的分析。如，武强基于出口地理集中度模型，对近代中国茧绸贸易进行研究，认为除了针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有所例外，近代的茧绸贸易仍然是市场主导型的。第四，贸易关系的分析。如，林兰芳对大仓财阀商业部门的经营进行了探讨，从外贸角度分析台湾和日本的殖民地经营关系。洪绍洋从物资往来、官员二重贸易等出发，分析了战后初期，即1945—1949年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此外，还有对国内商业贸易的研究，如，刘成虎以东北奉天和营口的为例，探讨山西商民进入东北的途径以及从营口开港到20世纪前十年支持和参与东北商业贸易发展的过程。杨乔论述了战时统制政策背景下两湖地区的桐油生产贸易。

 

除了商业贸易，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杨建庭以近代山西寿阳县商号谦瑞益为例，利用书信资料，分析了企业商业网点的分布，以及商业信息传递途径、效率及主要内容。有些学者探讨了近代中国的一类特殊商品——出版物，如，张海英探讨了明清时期商书的出现和流布，揭示了在商业的历史背景之下，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发展。

 

 

关于现代经济制度演变与经济转型的研究，一方面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济思想的探讨：如，冷兆松系统论述了“不折腾”思想从陈云、邓小平到十八大的不断发展。李占才深入探讨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郑有贵探讨了邓小平的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关系，认为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构成了历史逻辑的耦合关系。

 

另一方面是对当前发展模式的探讨：赵德馨论述了1977—2013年间中国经济转型对市场作用认识的演进，并谈及三点体会。杨帆从对外开放的角度，论证开放、发展与改革的关系，认为对外开放始终是国内改革与发展的原动力，中国开放正进入历史新阶段：即单边对外开放，变成互相开放与融合。董志凯探讨了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指出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是由特定的资源秉赋、历史条件使然；主体的选择取决于客体及社会背景，这种选择既是主动的，也是被动应对、顺应客观条件的结果。瞿商通过中华文明的实用传统对人们和政府决策和行动的导引机制，从文化视角对中国改革的成功进行解读，认为在中国实现经济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与中华文明实用传统一脉相承的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挥了思想导引行动的重要作用。王剑锋对中国经济增长锦标赛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1979年前后两个时期，地方政府所面对的激励体系及其影响下的基本行为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朱高林对毛泽东时代居民的生活水平进行了评价，认为毛泽东时代我国居民虽然物质生活进步缓慢，但精神生活进步显著，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超过民国时期。王继翔，刘方健从思想文化视角探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继承性和时代性，并以博弈论为工具、从制度层面剖析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途径。王蕾基于史实，分析了毛泽东对中非经济合作发展的奠基贡献，认为毛泽东的奠基贡献对改革开放后中非经济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先导的一部分。王庭东比较分析了中国和日本的追赶型经济模式，认为日本透过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采取政策引致性扭曲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而后陷入经济泡沫与经济调整，其经验与教训足资中国借鉴。刘绮霞围绕现阶段我国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现实目标，分析了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措施、总结计划实施对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所产生的推动效果和负面效应，以期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

 

 

除了上述几个相对较为集中地议题外，会议上还讨论了其他很多问题。如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姜长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文革后期中国粮食产销、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以及中央实行的粮食政策进行了研究，对中国的粮食进出口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汤可可（无锡市历史学会）通过无锡洛社农户账本，对20世纪50年代江南农民的粮食消费进行分析。陈俭（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对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民隐性负担沉重的表现以及原因进行分析。

 

对于城市史以及城镇化的研究，也备受关注。如，丁海斌（辽宁大学）论述了中国古代陪都的经济意义。乔南（山西财经大学）分析了清代山西解州的商业，并剖析其对城市的影响。石莹（武汉大学）考察了明清汉口的市场地位，分析其对后世的影响。张利民（天津社会科学院）对近代华北的城镇化进行了探讨。

 

 

纵观本次会议的议题，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研究领域广泛。研究的内容从古至今，时间跨度大，包括金融、财政、市场、贸易、经济发展、经济史理论等多方面。

（二）研究方法多元化。既有历史学的方法，也有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运用计量方法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也成为一个热点。

（三）涌现出一批青年才俊。参加会议的许多青年学者也都提交了较高质量的论文，积极参与讨论，为经济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学会决定，下届年会将在河北大学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