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校长在清华讲了啥？

新闻动态 · 2015-03-19

作者：佚名

哈佛大学历史上首位女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在时隔七年后再度造访清华大学。3月17日，她在题为“大学与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的演讲中告诉中国听众，“哈佛学生对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地区的兴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涨”。福斯特表达了与清华大学一起承担大学特殊责任的期许，“有效应对挑战，三项条件必不可少，合作、研究、培养能够提出和解答大问题的学生。这些都与大学密不可分。”

以下为演讲内容

我七年前第一次访问清华的时候，曾和你们副校长谢维和、校长顾秉林一起种下了一棵友谊树，它见证了两校合作关系的蓬勃发展。

四个月前，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共同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申明》，承诺在未来二十年内限制中美两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这是一项历史性的申明，它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设定了宏伟的目标，同时也标准着习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希望通过它推动其他国家采取同样的行动。

这两位领导人都是我们的校友。他们一位是清华的毕业生，一位是哈佛的毕业生。

中国一直以来为解决复杂的经济与环境问题做出着巨大的努力，这一点非常值得赞赏。中国不仅帮助六亿人摆脱贫困，而且实现了风能装机容量世界第一。太阳能装机容量世界第二的巨大成就。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环境保护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实现两国政府承诺，需要工业、教育、农业、商业、金融行业乃至每个个体的参与，每一个主体都至关重要。

我们吸引并培养着最优秀的学生。每一年，我都会告诉刚入学的哈佛一年级本科生，他们拥有的能力，不能用考试高分或成绩排名来衡量。他们被选中，不是因为过去的辉煌成就，而是因为未来的创造潜力；不是因为已有的知识，而是因为即将施展的想象力。

我们培养能跨越学科边界的学生，而且允许最年轻的的学生师从最资深的教授。在这样的安排中，双方才能教学相长。最渊博的知识和最新鲜的观点融为一体。

为此，哈佛组建了环境科学与公共政策本科专业，来培养拥有良好判断力的学生。我们希望这些学生技能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认识复杂的环境问题，又能从经济、政治、法律、历史和伦理的维度来理解这些问题。

大学尤其善于“不同凡响”。我今天特别想强调的就是这一点。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沉重的使命，而“不同凡想”地思考如何在地球上栖居，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除了波士顿和北京，还有哪里更适合于思考这个问题？除了生产利用新知识、增进政治文化理解、推动对话、分享解决方案，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面临这个挑战？除了你们，最与众不同、最有想象力、最有好奇心、最有胆识魄力的清华学子们，还有谁能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费正清传授的关于中国的学术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老师，时任清华历史系系主任、杰出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这些经历改变了费正清先生的一生，也改变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有力地推动哈佛整个中国研究领域改变，而今天我校的东亚研究则囊括了各种学科，从历史和文学到政治学和植物学的370门课程。

1908年，威尔逊和一对中国植物收集者一起航行在扬子江，用相机记录着个各种文化，并为哈佛的阿诺德植物园收集了数千种植物标本。

1918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作为中国气象学之父，他率先收集整理了五千年来的中国气象数据。作为大学校长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更以科学精神和求是精神培养科学家，重塑了中国教育。

曹静女士（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学习经济学和公共政策）以及王聿绚女士（在哈佛大学获得大气化学博士学位的清华校友）现在都在清华大学任教。在公共问题的推动下，她们一起加入了一个研究中国碳排放问题的团队。此后的几年中，她们跨越学科、跨越国界，与美中两国的环境工程师、医学专家合作、分析评判可供选择的碳排放控制政策，以及它们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这个团队的研究成果是开创性的，它向政策制定者们证明，其实完全有可能在几乎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实现巨大的环保效益。

哈佛绿色建筑与城市中心正在和清华恒大研究院一起，评估中国不同类型建筑的能源消耗。这项研究对于建成更高效节能的建筑和城市，意义重大。

提问环节

提问者1：如果要你写两本书，分别有关美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你的重点章节会是什么？

Drew：有关美国历史的书，我可能比较关注美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变，例如有色人种权益、妇女权力地位的变化这两个问题；有关世界历史的书，我希望告诉大家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的人们是如何通过文化、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提问者2：昨天您与习总书记有一次会见？怎样评价这届中央政府对于环境问题态度和作为？

Drew：中国领导人在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方面的重视程度让我印象深刻。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我们讨论中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的气候变化挑战。同时，对于大学如何培养能够应对这些未来挑战的领袖人物，我们也有深入的交流。

提问者3：哈佛是如何培养可以应对气候挑战的领导人才？

Drew：正如我演讲中提到的，我们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学生跨学科交流，相互激发新思想；师生互动是另一个重要的途径。

在此之前，2008年3月26日，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曾在清华大学做客 “清华海外名师讲堂”。

以下内容为她在当年清华本科毕业生典礼上的演讲。

这所备受尊崇的学校历来好学求知，所以你们期待我的演讲能传授永恒的智慧。但现在，这是一个属于真理、追求真理的时刻。

你们已求学四年，而我当校长还不到一年；你们认识三任校长，而我只认识一届的大四学生。所以，经验从何谈起呢？也许你们才是应该传授智慧的人。

让我们把这个毕业典礼想象成一个问答式环节，你们是提问者，那你们大概会问：“福斯特校长，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哈佛苦读四年是为了什么？福斯特校长，从你大学毕业到现在四十年了，你肯定又学到了不少东西吧？”

可以这么说，在过去的一年里，你们一直在提出问题让我回答，我也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回答。而我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促使你们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

其实，从我2007年与校委会见面时起，就一直被问到这些问题，此后日渐频繁。甚至我在国外遇见毕业生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这些。你们问我的第一件事不是有关学业或是校园，你们反复问我的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都去了华尔街？为什么我们哈佛毕业生中，有那么多人进入金融、咨询行业和投资银行？”

要思考并回答这个问题，有很多方式。比如萨顿式，当他被问及为什么要抢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那儿有钱。”你们中很多人都在经济学课上见过Claudia Goldin和Larry Katz两位教授。他们对学生择业的研究显示，虽然金融行业有极高的金钱回报，还是有很多学生会选择其它工作。

确实如此，你们中有37个人已经和“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签约；有人会去跳探戈，去阿根廷研究舞蹈疗法；有人将投身于肯尼亚的农业发展；有拿了数学荣誉学位的人要去研究诗歌；有人要去美国空军受训当飞行员；有人要研究乳腺癌的治愈方法。你们中有很多人会去读法律、医学、或其它专业，但是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金融和咨询。《The Crimson》对去年的毕业班作了调查，结果表明，参加工作的人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上述选择。在今年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这个数字还是达到了39%。

高额的薪水、难以拒绝的招聘方、与朋友一起在纽约工作并享受生活、以及工作本身的趣味——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解释这些选择。但是，你们还是问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更关心的是你们为什么问这些问题，而不是单纯给你们答案。如果金融行业的确就是“理性的选择”，那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停地问我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这个看似理性的选择，会让你们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不尽合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出于被迫或必须，而非自愿呢？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困扰你们这么多人呢？

我认为，你们问我的其实是生活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是老生常谈了。但现在，让我们试图探寻一下你们的问题的答案。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你们不想自己的生活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功。你们还希望自己的生活要有意义，但你们不知道如何协调这两者。你们不知道在一家有着金字招牌的公司里干着一份起薪丰厚的工作，加上可以预见的未来的财富，是否能满足你们的内心。

你们为什么担心？这多少是我们学校的错。从一进校门，我们就告诉你们，你们会成为对未来负责的领袖，你们是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你们是这个世界未来的依靠、你们会改变世界。我们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反而成了你们的负担。其实，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你们参与各种课外活动，表现出了服务精神；你们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透露出你们对这个星球的关注；你们积极参与今年的总统竞选，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现在，你们中有许多人不知道如何把以上这些成绩与择业结合起来。是否一定要在金钱和意义之间做出抉择？如果必须选择，你们会选哪个？有没有可能两者兼得呢？

你们问我和问自己的是一些最根本的问题：关于价值、关于试图调和有潜在冲突的东西、关于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认识。你们正处在一个转变的时刻，需要做出抉择。只能选一个选项——工作、职业、读研——都意味着要放弃其他选项。每一个决定都意味着有得有失，因为一扇门打开了，另一扇就会关上。你们问我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是关于舍弃的人生道路。

金融业、华尔街和“招聘”已经变成了这个两难困境的标志，代表着一系列问题，其意义要远比选择一条职业道路宽广和深刻。某种意义上，这些是你们所有人早晚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你从医学院毕业后选择专业方向时，是选全科家庭医生还是选皮肤科医生；当你获得法学学位后，要选择是去一家公司工作，还是去做公共辩护律师；当你在“为美国而教”进修两年以后，是继续从事教育行业还是转行。你们担心，是因为你们既想活得有意义，又想活得成功；你们清楚，你们所受的教育不应仅仅是让你们感到舒适和满足，更是要为你们身边的世界创造价值。而现在，你们必须想出一个方法，去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你们之所以担心，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你们想过得幸福。你们趋之若鹜地选修《积极心理学》和《幸福的科学》这两门课，想找到幸福的秘诀。但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呢？我可以给出一个答案，那就是长大。调查表明，年长的人，比如我这个岁数的人，幸福感比年轻人更强。不过，你们可能不愿意等待。

我听过你们谈论面临的种种选择，所以我知道你们对成功和幸福的关系感到烦恼。或者更准确地说，你们希望知道如何定义成功，才能使之产生并包含真正的幸福，而不只是金钱和名望。你们担心经济回报最多的选择可能不是最有意义或最令人满意的，但你们想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样生活。

答案是：只有试过了才知道。如果你不去尝试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你不去追求你认为最有意义的东西，你会后悔的。人生之路很长，总有时间去实施Plan B，但不要一开始就退而求其次。

我将其称为择业停车位理论，几十年来一直在与同学们分享。不要因为觉得肯定没有停车位了，就把车停在距离目的地20个街区远的地方。直接去你想去的地方吧！如果车位已满，请再绕回来。

你们可能喜欢投行、金融或咨询，它可能就是你的最佳选择。也许你们和我有一天在吃午饭时所遇到的那个大四学生一样，她刚从西海岸一家知名咨询公司面试回来。她问：“我为什么要做这行？我讨厌坐飞机，我不喜欢住酒店，我不会喜欢这个工作的。”那就去找个你喜欢的工作。如果在醒着的时间里，你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做你不喜欢的事情，你是很难感到幸福的。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你们问问题，既是在问我，更是在问你们自己。你们在选择道路，同时又质疑自己的选择。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只是不确定自己所选的路对不对。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的错。去关注你的生活吧，对其进行反思，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生活，想想怎样才会对社会有用。这些也许就是人文教育所能传授给你们的最宝贵的东西。

人文教育要求你们自觉地生活，赋予你们寻找和定义所做之事的内在意义的能力。它使你学会自我分析和评判，让你从容把握自己的生活，并掌控其发展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文”才是名副其实的liberare，即自由。它们赋予你开展行动、发现事物意义和做出选择的能力。通向有意义、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是让自己为之努力奋斗。不要停歇。随时准备着改变方向。记住我们对你们寄予的厚望，就算你们觉得它们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至关重要，是你们人生的北极星，会指引你们到达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你们生活的意义要由你们自己创造。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你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定要经常回来，告诉我们过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