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与政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其周期波动及宏观调控表现出了不同于一般的特征：一方面，宏观经济表现出波动幅度大，扩张期和收缩期短，“一放就活”，“一收就死”，以及在上一轮周期中出现了原材料等投资品价格上涨但最终产品价格不涨、通货紧缩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等很是不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的特征；另一方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在中国常常不能达到预想的目标，即使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政府也多采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甚至，在学界还产生了关于如何来调控宏观经济的争论。一部分人主张：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多采用经济手段来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经济包含了很多特殊性，我们应该采用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各种调控手段。

    中国经济的这种不同于一般的表现，可以用软预算约束来得到很好的解释。

    由于软预算约束的缘故，中国经济具有“投资冲动”的特性，具有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的内在特性。不过在因果关系上，不是因为高储蓄、低消费然后才有高投资，而是因为高投资然后才有低消费、高储蓄。低消费当然意味着高储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高储蓄就有高投资。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所需的资金有没有保障，问题的关键则在于高投资形成的高产出是否能被需求所吸收。如果高产出不能被需求所吸收，那么在微观上，企业就会陷入亏损从而无法生存；在宏观上，经济就不能实现均衡和可持续的增长，甚至会陷入通货紧缩之中。

    经济在起飞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短缺经济”，更多的是受资本积累的约束，这时，高储蓄必然对应高增长率。当经济进入成熟期，更多地表现为“过剩经济”，更多的是受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这时，高储蓄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经济总体上表现为“短缺经济”，软预算约束及其与之相联系的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也许算不上什么坏事。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总体上进入到“过剩经济”时代，软预算约束及其与之相联系的高投资、高储蓄、低消费，就会置经济于通货紧缩之中。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当经济成功软着陆后从此进入长期的通货紧缩期。这一方面有亚洲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减少的缘故，另一方面更有软预算约束导致高投资和产能过剩，而国内消费需求则又不足的缘故。当然，需要强调，中国经济的低消费并不仅仅来自于软预算约束对于消费的挤出，社会医疗保障、失业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比重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低等，都是制约消费增长的重要原因。

    在上一轮周期中出现的原材料等投资品价格上涨但是最终产品价格不涨、通货紧缩与经济高速增长相伴这些现象正是软预算约束的重要表现。在经济走出通缩，再次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不能说政府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作用，但是政府的这种间接调控的政策效应是不明显的。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当经济成功软着陆后从此进入长期的通货紧缩期状态。政府为了增加总需求，刺激经济，曾连续8次降息，降息幅度达到40%，但政策效果就是不明显。财政政策方面，政府除了大规模发行债券，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项目建设之外，西部大开发、振兴老工业基地、新农村建设也都带有很大程度的刺激经济的意图和色彩。然而，真正使得中国摆脱通缩阴影的乃是2002年加入WTO之后强大的外需对于高产能的吸收。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经济要到2003年才开始真正摆脱通缩阴影。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低效性是以低投资弹性和低消费倾向为前提条件的，经验上中国的投资弹性和消费倾向怎样呢？秦朵和宋海岩发现，资本的使用成本对投资几乎没有影响。而中国的消费倾向偏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同样是消费倾向偏低的其它东亚国家。所以，不是政府要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而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低效的，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这才是事物的本来逻辑。这逻辑意味着，我们不可以简单反对政府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而是必须首先在根本上改变软预算约束。

    正是由于软预算约束下的“投资冲动”，以及软预算约束下政府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这使经济调整缺少弹性，所以中国经济表现出了波动幅度大，扩张期和收缩期短，“一放就活”，“一收就死”的特性。

    当经济在2007年再次走向过热之时，政府在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财调控经济的同时，仍然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以及信贷控制、土地审批这样的控制数量变量的手段来调控经济。

    2003年以来的经济扩张是有其真实基础的，那就是加入WTO之后强大外需的拉动。这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是，软预算约束的中国经济高储蓄、高投资、高产出，美国经济则低储蓄、高消费来吸收中国经济的高产出。单独看中国，增长结构是不合理的，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能理解的；单独看美国，增长结构也是不合理的，其经济增长也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放在一个世界经济的整体里来看问题，经济增长的结构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理解。

    作为世界经济之封闭整体，经济要能持续增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储蓄等于投资）的均衡条件仍然必须要满足；作为世界经济的封闭整体，消费、储蓄与投资必须是协调的，而不可能在一个方面是过度的，在另一个方面又是不足的，而经济还能够持续增长。但是，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是建立在将未来的消费叠加到现在的一种非常经济状态。过去十多年，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实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受其带动的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一定意义上，华尔街金融风暴就是这种非常态经济增长的终结。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消费将回归到正常状态，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这样，中国经济的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就会成为问题了。对于一个因为软预算约束而产生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而必须要通过改革解决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制度基础。未来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要刺激国内消费，但又不是一个简单地刺激消费的问题。不解决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就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不解决软预算约束和其它压抑消费的体制性障碍，消费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刺激。在产能过剩和国外吸收由超常增长向常规增长回归的情况下，过度的财政扩张可能使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的境地，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双重过度扩张则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之中。（与李善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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