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

 2009年农历9月8日是本人70岁诞辰，也是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50周年。《张曙光文选》的编选和出版，一方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的家乡在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距西安市50多华里。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病去逝，寡母勤劳刚毅，耕织皆是一把好手，但在传统社会，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先母1983年病故，生前母子身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告今天还历历在目。我一进校，就从“反右倾”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的著作，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因为培养了我这个“白专”典型，并支持和指导我报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每次来京总要来家看我，并一起交谈。吕老师给我们教《国民经济统计》，当时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大学时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不过我的学习没有放松。当时时兴交际舞，很多同学星期六、星期天跳到午夜12点，我是个舞盲，也不感兴趣，这些时间是在图书馆渡过的。《资本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读的。

1963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学校和老师鼓励我考研，帮我报名，给我时间复习准备。结果一举考中，一起录取的还有两位师兄弟杨圣明和李德华。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导师是杨坚白教授，副导师是董辅　、刘国光教授。谁知，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经济所批判孙冶方，我们几个来所不久的年青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1965年参加周口店农村“四清”；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在极左社会思潮的裹胁下，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做过蠢事，中后期挨过整，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1968年冬，我婚后一个月离家回京，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我因失去了一切自由，音信全无，妻子在担心、屈辱和泪水中度日；后来可以给家人写信，但必须经过审查；干校时因病住院手术（阑尾切除）也有人监视和看管；大女儿满月时，我被允许回家看过一次，直到两岁多我才第二次见到她，她自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一见面，竟跟着她的表姐叫我“舅舅”。切肤之痛，深知自由之可贵。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1977年开始恢复业务，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鸟家培教授主持下，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学习《论十大关系》宣传材料”。实际做研究工作是1979年的事情。该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至今也已30个年头。

1980年，为了推进经济调整，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参加者有林子力、刘国光、曾启贤、胡瑞梁、田光、肖灼基和我。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为《资本论》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刘国光和我负责第3篇；二是对《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删节，删去2/3。一方面，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另一方面，在编撰者中除我以外，都是文革前出道的名家，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经济研究》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专栏，约我就“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于是，很多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我当成了“老先生”。这就提高了我在国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我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改革开放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我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80年代中期，我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日益增长，于是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更新知识结构。这是一个虽不能说是痛苦但也不那么轻松的过程。我原来学习的是俄语，英语是文革后听广播自学的，只能看，而且阅读的速度较慢。因此，我的学习方法有三，一是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凡读过的著作，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一定要搞懂弄通；二是主动与年青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其中，与樊纲、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朋友感到不解，曾经问我，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为什么总和年青人混到一起。三是读书和评书。应当充分肯定，我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来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最多。在《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和《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中，我将对此做出交待。经过10年的努力，我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1994年开始撰写1999年出版的《制度主体行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反思》，就是这种学习和转型的结果。这时，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我的文章，又把我当成一个年青学者。从这套文集中，读者可以看到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我其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也许与我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执着不如关系。就以换笔而论，90年代初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看到个别青年学者使用计算机写作，甚为羡慕，决心效发。1993年，有一个与美国学者萨克斯、胡永泰、史泰利等进行合作研究的项目，我与樊纲等去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作访问学者，花2000多美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回国后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会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开始照着文稿用计算机“写”第一篇文章“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敲了一半，就干脆扔掉文稿，边思考边输入，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并实际完成和实现者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和需求；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事情，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态度和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青人和留学者方面，对年青人和留学生的态度，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往往以已之长对其所短，瞧不起年青人；有人又感到年青人咄咄逼人，对自己名利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者抱残守缺，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做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的事情，或者告老退休，离开学界。

说心里话，我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应当说，这个目的达到了。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在目前的国内，一个七旬之人，仍然活跃于学术界，还能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如果不是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对名利的景憧和追求，那么，到了后来，读书、思考、写作就成了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整天忙忙碌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在90年代以前，我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本单位的重大课题进行的。曾先后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对策”、“2000年的中国”以及“深圳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以及“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等项研究。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甚至垄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推动解放思想的作用，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年青，既有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学习和锻炼。90年代以来，自己开始独当一面，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等。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自己主持，我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为此，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而且直接顶撞过我的顶头上司，甚至与之多次公开辩论，因而以“不听话”著称。其实，在现行体制下，虽不能说是所有领导，但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我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领导不给我这个机会。不过，教训也有，80年代中期在长江考察时，一位同仁执笔找我合作写了一篇观点有悖我意的文章，尽管我曾写信说明，但碍于情面，态度不够坚决，他拿去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此事令我追悔莫及，常常提醒自己。因而，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不愿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做事。难怪我的学生的同学对他说，“你们的老板（这里是指导师）真好，从不要你们做事，不像我的老板，我们不得不经常为他打工”。加之，看到一些同仁文章依靠学生出现的低级错误，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在这套文选中收入的文字，有少数是合作研究成果，也主要是我亲自执笔，由他人执笔的几篇，也是由我提出课题和思想，并最后修改定稿。

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带的硕士和博士生有十多名。原规定可以招到65岁，带到68岁，但60岁时单位就一刀切要我退休，此后就没有在社科院再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过，编外弟子不少，很多不是我的学生，但在论文的指导以及做人处事方面，我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不下于他的导师。毕业和工作以后，他们都与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里，我想简述一下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学术活动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1993年7月26日，和茅于轼、盛洪、樊纲、唐寿宁等五位学者一起，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这是一家创办较早且名实相符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其宗旨就是要坚持和实践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理念，推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天则所创立以来，其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工作有波动，也有起伏，内部有矛盾，也有争论，但终究坚持了十多年，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暂且不论，仅就我所负责的学术工作（我一直任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1999－2002年任所长期间，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仍然代管学术工作）来说，诸如，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至今已经坚持了350多期，为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从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告，举办一次“宏观中国”论坛；现在宏观分析已经是群雄蜂起，诸家竞争。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和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五个案例集。另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14集和组织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未来天则所如何发展，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天则理念的坚持和战略的选择，同时也与内部治理有关，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现在还很难预断。就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来看，创办天则所既有很大的付出，也有不小的收获。

在我出道以后，曾经有好几个中央部委的研究单位请我去当官，拟任命我做研究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之类，并承诺解决诸如住房之类的实际问题。由于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架床叠桌，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夫人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朋友也劝我能够满足一下夫人的愿望。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入情入理，毫不过分。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崇尚“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不愿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既不愿当官，也当不了官，同时深知到各个部门以后，就得围绕着领导转，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写文件，写讲话稿，没有了能够自由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因而执意不去。甚至对夫人说，“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咱们就去当官”。因此，夫人批评我自私自利，我也无言以对，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如此，我也是常人，并不那么高尚。到现在，在房子问题上，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

我其所以不去当官，也不去经商做企业，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但必须采取官方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而我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只是想自由思想，自由言说，对任何事物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至于我的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能否被官方和业界接受和采纳，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我的专业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实际所做的研究内容则比较广泛。根据研究工作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我将《张曙光文选》设计为五卷，分别是

《入道求索未驻足――学术论文卷》，

《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

《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

《短章随笔辩是非――经济评论卷》。

《真实有用稻梁谋――研究报告卷》。

人常说，文如其人。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事。总之，可以对本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是非功过，任由大家评说，这套文选就是一个耙子。


本文来自: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论坛(http://bbs.efnchina.com) 详细出处参考：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17923&ID=411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