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经济评论] 黄光裕的归黄光裕 国美的归国美

黄光裕以180.90亿元人民币位居福布斯首位,而就在日前出版的《财经》杂志以《黄俊钦、黄光裕受查》为题报道说，黄俊钦私人所有的“新恒基系”全部资产被查封，银监会参与摸查“新恒基系”及黄光裕所控“鹏润系”的整体银行贷款和负债。报道说，他们创业阶段涉嫌以违法或违规方式，获得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贷款。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发榜前夕，国美发布公告证实黄光裕正在协助警方调查，同时声明指出不能保证其兄没有问题。此前一直被称为阳光富豪的黄光裕一下子也跌进了泥潭。

胡润自己似乎也想不到自己所制造的这个富豪榜会带来这么多的副产品，自从榜单发布，胡润自己所炮制的这个榜单一直被人们提起，而原因可能也太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了，负面性大于正面性。几个房地产商的相继问题出现，使得一再处于亢奋状态的“贫富”讨论再次勃起。很多人将百富榜单出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有关部门的疏漏，但是这种看起来“放之四海”皆准，矛头直指矛盾中心的言论除了吸引点眼球外，似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帮助。舆论往往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骂娘后，自己首先就懈怠了下来。等着来年富豪榜再一次的跟风争吵。

黄光裕的事情被归结为原罪的问题，整个事件缘于创业初期与北京中行之间的违规贷款，随着原北京中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牛忠光被逮捕，这一事情才浮出水面。就情况分析，贷款也并非黄氏兄弟二人，只不过黄的名气比较大而言。对于“原罪”而言，从来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其认为是一种“罪过”，甚至看成是特定时期的最佳选择。有的时候认为现在到了应该“报应”的时候了，纷纷落马的高官与富豪则是这场“报应”风雨的前兆。

黄光裕事件的“原罪”事情看起来颇有点轮回的味道，因为“原罪”问题多年来一直纷纷争吵，而后达到了某种潜在的共认识，甚至是有关政府层面。例如两年前河北省省委冀字(2004)1号文件首次提出，“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种不追求“原罪”政策，更是将共识发挥到了及至。

原罪问题的产生有其先天的制度因素，“秋后算帐”的方式是某种另人出气的方式。而此次黄氏“原罪”问题的暴光，也将引起对这一话题的讨论，甚至政府如何处理这一问题，也将给中国的企业家们透漏出某种政治上的信号。

跳出原罪问题来看整个事情，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原罪”（尽管现在不能如此结论）模式下产生的“国美”模式。“国美”模式在商业上可以看成是一个奇迹，在中国市场历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毫不过分，黄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精神是一个时代的奇迹，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黄的痕迹也绝不能一笔代过，甚至地位如同柳倪之争中的柳的地位一样：“和倪光南同等水平的科学家，人数远远多于和柳传志同等水平的企业家。在二选一时，只能选柳传志。企业家在中国是稀缺资源。”

企业家是中国的稀缺资源，甚至有人感觉到已经稀缺到了既然没有好的制度，那就给其“赎罪“的机会吧。西方管理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便是企业家精神，而这种提法放在具有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中国来说，这种理论很容易生根。于是类似的中国企业家资源稀缺的言论成了近年来的主流，甚至当这些“稀缺”的“国宝”们出了问题的时候，一“深刻”的思考后的结果就是劝导人们千万别“愤青”，要保护这些企业家啊，甚至到了现在还有人提出要给这些人一些“赎罪”的机会。

企业家资源固然稀缺，但是要看看这些资源到底是些什么。假如真正的创业型的人才，政府应该设立相关的政策予以支持，别说打击了，保护还来不及。但是成功的并非都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众多的浑水摸鱼而来的比如张荣坤而言，企业家的帽子估计很难戴在其头上。而当真正遇到一些企业家背有原罪问题的时候，这样的结论似乎更容易得出。政府都能得出赦免企业家“原罪”的结论，更何况一些“思维混乱”的专家呢，而当碰到黄光裕这个问题时候，似乎这种观点更难处理一些。

20多年改革的发展，个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是中国缺企业家更缺少企业家土壤。而企业家土壤对一个国家来说才更为重要。假若说柳传志的那个年代缺少开拓市场的企业家的话，那么到现在还那么说，那简直是对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种嘲讽，而这种情况下来观看某些人的“赦免”理论，更显得可爱一些。

黄光裕无论有罪与否，将有相关的法律体系来解决。而这个时候是不应该考虑他所创造的国美这个成功的商业体系的。国美的成功属于国美本身，黄的问题（如果有的话）属于黄本身，毕竟苏宁等企业的存在证明，这个企业是可以复制的。

黄光裕罪归黄光裕，国美的成功归国美。所谓的“既能认清并洗刷原罪，同时也不损害企业家的精神与市场化的动力”，是一种善良的脱离现实的想象而已。假如这个时候仍然讨论不清这个问题，那证明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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