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将更多倾向劳动者

    从近10年来的收入分配格局看，我国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的占比却一直处于下降过程，目前中国正在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更多在分配中向劳动者倾斜，为扩大消费提供支持。

    在股市调整、楼市观望、通胀预期之中，我们即要带着种种疑虑与莫测踏入虎年下半年。站在下半年的“入口处”，投资者亟待得到一个解读、一个指引，尤其是关于宏观经济大方向的判断，关于通胀预期的演变，关于房价下半年将如何调整等等，皆是投资者普遍关注的焦点。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

    今年CPI全面通胀可能性非常小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日所公布的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相关经济数据，CPI（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1%。本报联合北方网开展的相关调查显示，九成以上被调查者担心通胀预期所带来的生活成本增加。那么，今年CPI全面通胀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利率政策的操作空间是否存在呢？

    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10年初以来宏观经济中的主要风险分别是CPI通货膨胀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从CPI来看，当前的CPI仍然处在相对可控的范围内，考虑到翘尾因素、食品价格变化的季节性因素以及目前产能仍然过剩的背景，全年CPI全面通胀的可能性非常小，但是CPI指标一直是宏观政策选择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预警性防范CPI的超预期上涨仍然是一个挑战。从资产价格的控制角度看，2010年以来，一线核心城市房价过快上涨所引发的资产泡沫已经演变成一个威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作为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最重要、最常用的利率工具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下，以及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见顶平稳回落时期，利率政策的操作空间实际上已经被极大限制。“其原因在于全球的低利率环境在短期内依然难以改变，不同国家的退出政策选项中，利率政策的退出或者加息始终是一个谨慎选择。”巴曙松说。

    消费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

    在中国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之时，如何更好地拉动内需，使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呢？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答案。

    巴曙松说，从最新数据看，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8.7%，继续保持近一年来的增长态势。事实上，2009年金融危机应对期间，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支柱，为实现经济复苏贡献了最重要的份额，从2009年5月份到目前已持续提高3.2个百分点。金融危机以来，消费的持续增长一方面是因为收入提升对消费增长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是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危机应对期间的短期刺激政策仍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但长期来看，这种刺激效应会不断释放并减弱。

    巴曙松特别强调，从长期来看，消费增长仍需要获得更多的支撑：首先，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往往是消费升级的临界点，而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在人口红利的后期往往也是消费上升速度加快的时期，消费结构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而不断升级，并呈现高层次和多元化消费特征；其次，从近10年来的收入分配格局看，我国财政收入与国有企业收入的比重一直处于持续的上升阶段，相反，劳动者工资收入在GDP的占比却一直处于下降过程，目前中国正在启动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更多在分配中向劳动者倾斜，也为扩大消费提供了支持；第三，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为适应消费的持续升级过程，未来政府支出方向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的方向不断明朗化，未来一些结构性税收政策需要不断推进来适应这一转变。

    房价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大幅下降

    随着中国新一轮经济周期开始，房地产刺激政策的退出作为超常规危机应对政策正常化的一部分，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那么目前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全国范围内的泡沫呢？房价会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大幅度下降呢？

    巴曙松说，2009年的新增贷款和信贷总量都创下历史高点，一定程度上，这是危机应对期间大规模信贷刺激的结果。因此，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几个局部城市确实释放出了泡沫的信号。但是从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产生、酝酿与持续周期看，中国在2010年所表现出的泡沫更多的是一种预警，随着2010年信贷的收缩，局部性泡沫很难变成全国性泡沫。“总体上判断，与局部城市显著的泡沫特征相对照，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存在全国性的房地产泡沫，而且新一轮调控重点也在于核心城市的局部性泡沫，这对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来说是有利的。但新一轮调控不会对地产业带来整体性影响，房价不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大幅度下降，明显的下降将集中在泡沫比较严重的几个核心城市。”巴曙松说。

    谈及房地产刺激政策的退出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时，巴曙松说，2010年信贷投放是最早发出退出信号的政策，信贷的退出引起市场第一轮的强烈反应，房地产政策的退出则引发第二轮阶段性冲击。在巴曙松看来，目前资本市场动荡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大退出政策所产生的冲击仍没有被完全吸收。

    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收入比例有限

    另外，随着信贷政策的退出、房地产新政的出台，市场对地方政府收入和地方融资平台的担忧与日俱增。甚至有人认为，土地出让收入高达地方政府收入的70%，这样一来，新一轮地产调控会不会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收入，并进而加大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呢？

    巴曙松表示，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为两部分：地方一般预算内收入和地方预算外收入。地方本级收入、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构成预算内收入，土地出让收入则构成预算外收入的绝对来源。根据测算，2009年地方政府本级收入为32520亿元，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862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13964亿元。土地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比例，相比于2008年的16.7%，增加2个百分点。“应该说，这样的比例已经不低，但是仍远远低于广泛流传的70%的说法，其一方面的原因是把个别城市（如杭州）的情况比推到全国；另一方面则是遗漏了分母中的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收入。”

    巴曙松说，如果新一轮地产调控造成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减少，财政对GDP的支出效应受到抑制，从而当地GDP增速下降，而GDP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下一轮的财政收入减少，从而使偿债能力进一步下降。另外，土地一直是地方政府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最重要的抵押品。如果房价下降导致土地价值下降，抵押品的价值就自然下降，那么地方政府能够通过金融渠道获得的贷款或融资规模必然受到限制。“最终结果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和债务偿还能力同步下降。在我们看来，这才是新一轮调控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和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