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治还是协商试验

    到底是法治、德治、还是人的开放竞争更重要？我在美欧30年的观察发现，法治的稳定性虽然在资本主义早期对约束专制权力有过建设性的作用，但在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加剧的当代，西方的民主法治显然成为福利社会恶性膨胀，保护既得利益，阻碍技术创新和社会改革的严重障碍。

　西方人强调的程序公正，在方法论上对科学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学的程序办法推到社会上变成程序化的法治，造成损害大众经济的新的利益集团，成为西方无法在金融危机中实施起码的财政政策、无法从整体利益出发进行改革、从而自我毁灭的原因。在这点上，中国原来被“五四运动”批判为弱点的德治、人治的东西，在开放竞争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显然比西方强调民主法制这套东西有生命力。

　西方的法制是赢家制定的，是利益集团的博弈不断修订的。现实世界里的西方法制，保护夕阳集团超过促进新生产业，阻碍开放竞争。我们曾经相信，依靠法制、宪法就能保证国家健全发展，现在看来这是不对的。再好的制度，写得再好的法律，一旦失去人的因素，失去道德准则，也有灭亡的一天。

　在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之下，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衰落，医疗等国内改革也遭遇重重阻力。我早在奥巴马上台之前，就给他的智囊提了一个建议，说中国最重要的改革经验是一定要经济增长先于改革，例如包产到户，先调动农民积极性，等饼扩大的时候再改革国企，才能说服民众。如果饼缩小的时候改，所有的集团都在保护自己的利益，民主制下谁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改革就成死棋。历史证明中国邓小平的远见，远比美国的民主政治高明。美国国内改不下去，早晚会发动贸易战转移目标，也许还会发动局部战争。须知“罗斯福新政”并没有结束“大萧条”，是二战结束了“大萧条”。否则解决不了就业问题。

　中国的现状要改革，大家应该理解一些历史的现实：

　第一，天下没有什么消费拉动经济的问题，只有科学技术才能发展生产力。技术进步导致全世界劳动分工的全新变化，已经不是亚当·斯密讲的工业化前的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在加速变革的技术变化前成为神话。因为 “创造性毁灭”消灭旧产业就业的速度大于新产业创造就业的速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不得不担负起为市场不能吸收的劳工创造就业的任务。各个国家的兴衰首先取决于国际竞争能力，如果有竞争能力，你才能拿到超额利润，如果你丧失竞争能力，再好的福利也要下来。回顾过去的三十年，显然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是大大优于西方。加入WTO以前，中国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都认为在谈判中让权太多，农业、汽车、金融将全部 “沦陷”，但现在完全倒转了。

　第二，价格是竞争的策略，不是分工的依据。国际劳动分工的要素价格都是受各国政府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垄断扭曲的。以为无监管的市场会合理配置资源，只是工业化之前的故事。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讲的要实行要素价格的平衡，无非就是土地私有化，搞土地规模经营，把80%的农民赶到城里面。中国不可能走英美化的大工业道路，把农民赶到城里来，为什么？中国没有可能像当年的殖民地国家一样，把中国的移民送出去占领美洲、澳大利亚和非洲这么多土地。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平衡是人口资源不平衡。有人批评中国是压低劳工、资源和汇率的价格，但是国际不平等竞争的根源，是美欧利用技术垄断和进入壁垒，抬高他们的技术价格和资本价格，压低外债的价格。假如我们在获得技术优势之前，先抬高劳工和资源价格，岂不等于自废武功，向西方投降？

　第三，中国市场化改革和东欧苏联的市场化的改革最大的区别是中国实行的是双轨制，没有价格放开，才使民族企业赢得学习竞争的时间。中国开放深圳特区是最好的选择性开放而非全面开放的典型。如果中国一下子打开国门，所有的国企在外资面前难逃全军覆没的厄运。中国企业竞争力的迅速增长，源于对外国公司的进入限制，中国是拿市场换技术，逼着跨国企业给中国转移技术，提高部件的自给率。跨国公司进来以后中国不但没有全军覆没，而且中国的国企和乡镇企业竟然能跟跨国企业挑战，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和地方政府分担的不同角色。地方政府努力扶持民族工业，创造就业。中央政府承担地方创新的社会保险，降低企业创新的风险。要是中国像东欧前苏联一样，金融受跨国银行控制，汇率价格大幅波动，企业生存空间就会变得大为狭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