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大有可为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近日表示，尽管国际经济协调政策使全球经济复苏快于预期，但可持续复苏基础依旧薄弱。在发达国家应对危机以及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财政政策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发挥重要积极作用。

　林毅夫在日前“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表达上述观点。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China Macroeconomic Research Center，简称CMRC），隶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首批成员包含宋国青、周其仁、卢锋、黄益平等资深学者。

　作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林毅夫在2008任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曾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担任主任一职14年，并且，建立国家发展研究院最早也出自林毅夫构想。他在参加韩国釜山的G20财政部长会议后，回到国内出席CMRC成立仪式。

　虽然林毅夫对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仍有担忧，但他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他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效果，应能显著好于发达国家。在与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家交谈中，林毅夫认为实践发展促使我们对财政政策功能进行新的理论思考。

　有关积极财政政策，国外很多经济学家表示反对。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政府出钱直接投资刺激经济，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另外从李嘉图等价理论角度看，积极财政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过高，人们预期未来税收增长所以会减少消费。由于财政政策虽能增加政府支出，但同时会减少民间支出，挖一个洞来补一个洞，并不能真正刺激经济。国际经验中最明显例子是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财政赤字增加非常快，但今天还仍未走出产能过剩和经济低迷。

　林毅夫认为这个问题需要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情况探讨。发达国家实行财政刺激政策成效受到较多约束，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面临或接近产业技术前沿，进一步通过技术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很难；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在历史时期早已饱和，现实中无论如何投资只能是改善。

　但在中国这样发展中国家里，基础建设、教育、卫生等领域仍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果投资更集中于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领域，就会明显改善和帮助经济重新快速增长。他以我国 1998年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说明当时实行财政刺激政策，把投资主攻集中在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部门，使中国高速公路从1997年4700公里，快速增长到2002年25100公里。由于交通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增长瓶颈，政府投资缓和解除瓶颈，为迎来2003年以后持续多年高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政策实践，对我们重新认识凯恩斯经济理论具有启示意义。 “传统”凯恩斯学派倡导的财政刺激政策药方，在发达国家确实存在理论和实践困难。但是对于经常面临部门和产业瓶颈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结合长期经济规划和短期周期调节，利用财政政策工具推动瓶颈部门投资，有可能对经济长期增长和应对短期总需求不足都具有积极作用。林毅夫用“超越凯恩斯主义”来概括他的想法，就是要结合考虑发展中国家面临瓶颈约束因素来重新解读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内核。他指出目前国外还没有能够体现这一理解的理论模型，国内学术界可以探讨在这方面进行理论创新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