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号”轮上的会议

　　在中国， “巴山蜀水”的含义人人皆知。一提到巴山蜀水，人们也自然会想到三峡和三峡工程。“万山磅礴水泱漭，山环水抱争萦纡。时则岸山壁立如着斧，相间似欲两相扶。时则危崖屹立水中堵，港流阻塞路疑无。” 这是郭沫若先生在《蜀道奇》一诗中所描述的雄奇秀逸的三峡风光。三峡跨越了重庆、四川和湖北。两岸崇山峻岭，悬崖绝壁，风光奇绝。随着规模巨大的三峡工程的兴建，这里更成了世界知名的旅游热线。每天江面上的游船络绎不绝。

　　在23年前，即1985年的9月2号，它该是我刚刚开始硕士研究生的第一堂课的时候，也是在这段江面上，也有一条游船，它缓慢地从重庆驶向武汉。而在这艘当时属于交通部的长江游轮“巴山号”上，正在举行着一个由30余位海内外经济学家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后来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但人们还是习惯于把这个会议简称为“巴山轮会议”。

　　会议结束后被整理出了7个重要的专题。但实际上，船上的经济学家讨论的问题主要就是一个，中国应该怎么认识和管理正在经历着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的失衡现象。今天，这样的主题可能连新闻媒体的记者都有明确的答案，可是在23年前，政府和我们自己的经济学家对转型中的宏观经济及其治理的知识准备都嫌不足。这些问题就这样在船上讨论了整整一个礼拜，9月7日在武汉正式结束。

　　我的手头从1990年就一直保留着一本书，书名是《宏观经济的管理与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这本书事实上可能是由出版社公开出版但又仅限“内部发行”的唯一的一本关于“巴山轮会议”的详细资料。这本资料是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并在“经济日报出版社”于1986年6月出版的。这在之后，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室才公开编辑出版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巴山轮“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文集》（中国经济出版社）。

　　这个资料今天看来是非常珍贵的。它收入了会议上讨论并由中国经济学家整理出来的7个专题报告和13位中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书的封2还插有一帧时任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会见与会11位国外经济学家的彩色照片。我从照片上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不少的经济学家，尽管我只与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学家后来有过见面的机会。

　　从照片上看得出，中国的经济学家薛暮桥（2005年去世）、马洪（2007年去世）、高尚全、刘国光等在参加了会见。受国务院领导接见的国外的经济学家当中，我能很容易地辨认出的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托宾教授、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教授、世界银行驻华办事处首任主任林重庚博士以及当时在世界银行任职的英国经济学家伍德教授。

　　我并没有见过托宾教授本人，只是见过他的照片，熟悉他的形象。他是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荣誉奖的获得者，现已去世。但他在“巴山轮会议”上的言论格外引人注目。许多言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流传着。比如，他说中国10年里不要想着去搞证券市场。另外，他说，政府必须控制名义工资的过快增长，使名义工资增长率接近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上述公式应该挂在经济主管机关办公室的墙上，时刻不忘。而科尔内教授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名声甚旺，尤其是在1980-199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他的《短缺经济学》是1980年代极少数的能够让我们看到经济学有如此好的分析能力的著作。它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的范式。

　　我与英国经济学家伍德教授认识的时间则更早一些。那是在1992-1994年间，我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在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继续我的博士后项目的研究，而那个时候伍德教授已回到坐落在萨塞克斯大学内的英国“发展研究院”工作。他那个时候正在从事的研究其实就是后来在牛津大学出版的那本《南北贸易、就业与不平等》著作。这本书称得上伍德教授最有影响的一个研究成果。

　　其他出席会议的国外经济学家还包括布鲁斯（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拜特（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斯治文尼亚艺术与科学院通讯院士）、凯思克劳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现已去世）、琼斯（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财政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埃明格尔（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教授，现已去世）、阿尔伯特（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小林实（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现已去世）。

　　如果以当年出席会议的年龄为序，那么，60岁以上的中方与会代表是薛暮桥（81，体改委顾问）、安志文（67，体改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童大林（66，体改委副主任）、马洪（65，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62，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50-60岁年龄段的会议代表是戴园晨（59，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启先（58，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56，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尚全（56，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5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赵人伟（52，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卓元（52，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51，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50岁以下的包括了项怀诚（46，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45，体改委秘书长）、楼继伟（35，国办研究室主任科员）、李克穆（3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3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树清（29，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

　　从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先生为《宏观经济的管理与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这本资料写的序言中可以判断，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组织和设计的。会议得到了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协助（林重庚博士是当时的办事处主任）。而且，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是，中国方面的以上参会学者，大概60岁以下的，还分别负责书面整理了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 那么，“巴山轮会议”到底讨论了什么问题，形成的结论是什么？为什么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这么高度评价这个学术会议？

　　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要了解召开“巴山轮会议”会议的1985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形势处于什么的阶段。我先引用当时已经81岁的薛暮桥先生在会议的开幕致辞中说到的一段话。他说：“专家们都知道，要把微观经济搞活，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现在我们还不善于加强宏观管理，所以微观放活以后，就出现许多漏洞。去年（1984年--引者注）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就出现银行信贷基金失控和消费基金失控，给今年的经济体制各个增加了困难”。

　　薛老所说的宏观失控的情况是从1984年的年初开始蔓延的，到1986年才被控制住。这是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发生的第二次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时期。第1次发生在1979-1983年间。但不到一年的时间，1984年开始通货膨胀又开始抬头。到1993年之前，这样的通货膨胀反复了多次。我今天的看法是，相对于发生在1979-1983年的第一次通货膨胀，1984-1986年的这一次通货膨胀则开始很好地具备了转型经济的典型特征，因此对经济研究和解释性的经济理论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