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心理学：一个可以期待的融合

　　内容摘要  效用的计量在经济学中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试图用“序数效用论”和“显示偏好理论”取代效用的计量。但实践证明，这种取代是失败的。本文认为，效用以及效用的计量，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因此，只有通过经济学与心理学的交叉融合，才能真正解决这一经济学难题。
    关键词  效用  边际效用  实验心理学  心理测量技术




    也许是一个巧合，也许是某种预示，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心理学事实上都产生于同一个思想：即人类可以计量自己的感觉。在经济学中，这一想法是斯坦利·杰文斯在“边际效用学说”中提出的。在心理学中，这一想法则是由威廉·冯特开创“实验心理学”实现的。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在其后100多年的历程中，从同一起点出发的经济学和心理学虽然都创造了各自的辉煌，但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今天，我们也许能够期待——在经历了长时期的陌路独行后，它们将再度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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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坦利·杰文斯（Stanley Jevons，1835 ~1882），英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边际效用学说”的创始人。1871年，杰文斯出版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该书序言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本书中，我尝试经济学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杰文斯从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效用”入手，开始了他所谓的“尝试”。他说，“我的主要工作是探究效用的性质和条件”，“凡能引起快乐或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因此“快乐和痛苦是经济学计算和研究的对象”。在杰文斯看来体现效用的快乐和痛苦是一种心理感觉，这种心理感觉不仅是可以计量的，而且可以通过一组无单位的“基数”来比较它们的大小和强弱。这就是所谓的“基数效用论”。在这一基础上，杰文斯详细考察了效用变化的数量规律，他指出，一个人从同一种消费品中获得的效用将随消费量的增加而不断减少。[1] 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效用学说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它是马歇尔创立新古典经济学两个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另一个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而现代经济学则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第二，它把微积分引入了经济分析，从而为经济学成功地运用数学工具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边际效用学说是一场“革命”，它直接导致了现代经济学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家开始对“基数效用论”表现出一种困惑和不满，特别是对效用的计量以及计量的单位问题产生了怀疑。1934年，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艾伦在《价值理论的再思考》一文中提出，效用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无法计量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计量的单位。因此，所谓效用只是指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排序，并运用“无差异曲线”和“无差异分析”对效用进行了重新诠释。[2] 这就是所谓的“序数效用论”。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萨谬尔森（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关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解释》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效用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是观察不到的”，但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者的行为”：当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了某一消费品组合时，他的“偏好”就同时被“显示”了；因此经济学家无需用数量来描述，就可以判断这一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的。[3] 这就是所谓的“显示偏好”理论。自希克斯和萨谬尔森以后，一般认为，效用的计量问题已经解决了；或更准确的说，人们认为毋须考虑效用的计量，经济学也可以建立自己的理论大厦。从此，经济学家把主要精力转向生产者行为以及与之相关的范畴，比如产量、成本、收益和利润的研究上，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辉煌的进展。
    今天，“无差异分析”和“显示偏好理论”是经济学有关消费者行为的标准理论。但出人意料的是，效用可以计量的观点并没有消失。在广泛使用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中，“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往往被安排在同一章中介绍给读者。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竟可以如此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在其他学科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找到令大多数经济学家满意的计量方法前，人们只能迁就于效用的“排序”。但一种能够排出顺序（不管按照什么标准和特征）的事物，居然无法进行量上的比较，这将是一件荒唐的事！稍作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序数效用论”还是“显示偏好理论”，其实都是在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如果效用真是无法计量的，经济理论的根基就将动摇，“因为大多数经济理论最终都是以一个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为基础的，所以，对于发展和检验理论，显然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4] 看来，不论经济学家怎么努力，经济学都无法绕过“效用计量”这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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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德国近代著名心理学家，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在心理学发展历史上，这一创举被誉为“现代心理学诞生的标志”。[5] 心理学的先行者也许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399）、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以及近代英、法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1596~1650）、洛克（Locke，1632~1704）、休谟（Hume，1711~1757）和穆勒（Mill，1773~1836）等人。几千年来，人类好象总是被自己的心灵和行为所迷惑，因而对人类本性及行为的思考始终是哲学、甚至神学的基本命题。事实上，现代心理学就人类本性所提出的问题，与若干世纪以前先哲们所提的问题没有太大差别。使心理学摆脱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不在于其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而在于其探索答案所用的方法。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正是冯特的贡献。
    冯特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直接经验，也就是经验本身。直接经验不同于间接经验，间接经验是关于某种事物的情况或知识，而不是经验本身。例如，我们看到一朵花时说“这花是红的”，这是一种间接经验。因为这句话意味着我们此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花以及有关花的属性，而不是我们的感觉正在体验着“红”这一事实。在冯特看来，对“红”的体验才是直接经验。正是对直接经验或经验本身的研究才使心理学与其他科学区别开来，因为它们是构成人类意识的基本要素。直接经验作为一种内心感受，他人是无法感知的。因此，必须运用内省的方法才能加以研究。但旧的心理学企图通过思辩和空想的内省来研究这种感觉，从而使它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冯特认为，心理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必须运用科学的内省方法来研究人们的直接经验。这种研究“只能根据可以复制和系统变化的标准条件，并建立在客观的、允许重复的基础上”。冯特把这种方法称为“实验的自我观察”，即“在一个标准的情境中，要求被试者用简单的、确定的回答对可以重复的刺激作出反映。”[6] 据说，冯特在“反应时间”的著名实验中进行了近1万次的内省观察，被观察者提供的数据才被认为是可靠的。
    在运用科学的内省方法或实验的自我观察时，心理学家也碰到了与经济学家同样的难题：计量感觉强度的单位是什么？但心理学家没有逃避这个问题，或者说，学科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逃避这一问题。冯特认为，对于一切测量来说，都需要有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不可能是被测量的事物本身。例如，我们用空间来测度时间，用时间来界定空间。“同样，我们不能从感觉本身找到测量感觉的方法，而必须考虑它的量值与其他可测量量值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只有依靠感觉赖以产生的刺激，没有比用它来表示更为清楚的了。事实上，刺激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最为明显的量值，而且也是我们用来测量感觉的惟一手段。它的量值与感觉的量值之间存在着直接的依存关系。”在感觉与刺激之间建立起这种联系后，我们事实上就构建了一个测度的量表。冯特说，“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在每一个特定的测量时，我们就不必计算这个量表有多少个单位。”因此，“我们不仅发现了感觉依赖于刺激的规律，而且我们还表明通过一定的方法可以计算感觉或刺激的强度（当他们的相关强度已经给出时）。这种方法本身很简单，因为我们只需要了解乘法表和对数表而毋须其他任何东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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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经济学中的效用以及效用的计量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心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解决这一难题的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技术。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学家必须抛弃“惟我独尊”的狭隘态度，虚心向心理学求教。另一方面，心理学家也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支持。当然，最终解决这一难题需要两个学科的相互合作与交叉融合。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打破学科隔阂，在相关概念及范畴上建立起必要的联系与共识。
    心理学认为，需要和动机是驱动人类行为的基本要素。如果人的需要未得到满足，建立在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基础上的人体内部平衡状态便会受到破坏，由此造成一系列心理或生理压力。压力超过一个阈值，人们就会产生动机，进而通过一定的行为来实现自己的需要，以便缓解和消除身心的紧张状态。因此，人类的行为虽然形态各异，但随着行为的实施使需要得到满足，从而舒缓身心的紧张状态则是一个相同的过程，这一过程带给人的心理或生理上的主观感受就是经济学中所谓的“效用”。
    在经济学中，边际效用递减是效用最基本的属性。而我们可以在这一层次上给出这个规律的解释：即把它看作生命体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或生理上的负反馈调节机制。在生物的心理或生理系统中，效用作为一个反馈信号，起着协调行为和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生物体通过自身行为将资源配置于其最需要、也就是能够产生最大效用的领域。随着需要的满足，反馈信号的强度将不断衰减，从而促使生物体调整资源配置格局。如果这一调节以正反馈的方式进行，则配置的资源越多、反馈信号越强，该领域所需的资源也越多。显然，这样的生物体最终将因资源配置的失衡而陷于崩溃，不具备遗传进化优势。事实上，两位现代心理学的先驱韦伯（Ernst Weber，1795~1878）和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早在18世纪初已经先于边际效用学派提出了这一思想：即神经元对外界刺激的反映强度随刺激次数的增加而递减。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韦伯 — 费希纳定律”。    
    现代生理心理学认为，象饥饿、干渴、性冲动等基本的生物行为，可以从生理学的角度给出精确的解释。例如，生物体长时间剥夺食物后产生的一个明显生理反映是血糖浓度降低，而生物下丘脑外侧区对血糖的浓度十分敏感，如果这一区域受到刺激，动物就会大开食欲。因此，血糖浓度可以衡量饥饿或进食动机的强度。又如，干渴引起的生理反映主要是细胞脱水和血液总量减少，而其控制机制则在下丘脑一个被称为“渗压感受器” 的极小区域，生化指标的变化会对这一区域产生刺激，从而引起动物饮水行为和饮水量的改变。至于人类和动物的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激素分泌的水平，则有更多的临床观察和报告。在生理心理学家看来，甚至象“好奇心的生物化学基础是什么？自我实现所必需的脑中心在哪里？这些看来象是愚蠢的问题，…有一天也是可以回答的。”[8] 因此，从终极意义上讲，诸如需求、欲望、动机、满足等这些决定效用的心理因素，都有其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和神经动力学的基础。
    经济学认为，消费者在既定的收入和价格水平下，总是希望购买那些能够给他带来最大效用的商品或商品组合，这就是所谓的“最大效用原则”。而心理学认为，行为主体为了达到一个既定的目标，总是倾向于采取那些路径最短、能量消耗最少的方法，这就是所谓的“最小努力原则”在经济学中，“最大效用原则”被称为“经济理性”；在心理学中，“最小努力原则”被称为“理智动机”。[9] 其实，经济学与心理学在这里描述的是同一条行为规则：当“获得”给定时，行为主体总是倾向于“付出”最小；当“付出”给定时，行为主体总是倾向于“获得”最大；如果面对一系列给定的“获得”与“付出”，行为主体则倾向于选择两者之间差距最大的。对人类的目的性行为来说，这是一个给定的预设与前提。
    现代实验心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有效的心理测量技术，它对效用计量有着极大的启示作用。例如，心理测量中广泛使用的“兴趣量表”，被认为是“代表了心理测验实践中最成功的领域之一”，[10] 由于它偏重于测试人们的兴趣和偏好，与经济学中有关效用的假设非常接近。其中最著名的是“斯特朗兴趣问卷”（Strong Interest Inventory），该量表有325道测试题，1927年问世以来经过连续不断地修订，已更趋完善。通过对这一量表的研究，我们发现在经过一定改造后，它非常适合于效用的定量分析。现代实验心理学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设计出不同的、可以重复的心理试验或测试方案，并通过一组“无量纲矢数”来记录和描述人们心理感觉的强弱变化。这一方法与“基数效用论”的假设有着惊人的相似，也为经济学、特别是现代实验经济学计量效用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和原则。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以及这两门学科的交叉融合，效用的计量最终是可以解决的。

参  考  文  献

[1] 斯坦利·杰文斯. 1879. 政治经济学理论[M]. 郭大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2-63.
[2]  Hicks & Alle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J]. Economica, 1934. NS 1. 52-76. 196-219.
[3]  Samuelson. A Note on the Pure Theory of Consumer’s Behavior[J]. Economica, 1938. NS 5. 3. 5-34.
[4]  Richter. Revealed Preference Theory[J]. Economica, 1966. 34. 63. 5-45.
[5] 杜·舒尔茨. 1975. 现代心理学史[M]. 杨立能 陈大柔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58.
[6][7] 威廉·冯特. 1863. 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论稿[M]. 李维 沈烈敏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1-51.
[8] 克雷奇等. 1974. 心理学纲要[M]. 周先庚等译. 北京: 文化教育出版社, 1981. 540-551.
[9]  爱德华·托尔曼. 1932. 动物和人的目的性行为[M]. 李维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123.
[10] 查尔斯·杰克逊. 1996. 了解心理测验过程[M]. 姚萍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