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21世纪资本论》从一个多项选择开始

《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数据做了许多扩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各种大胆的预测以及一揽子有争议的政策处方。在此过程中，该书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不平等的历史变化。本文要指出的是，从皮凯蒂的观点出发，学者们可以有效地沿着哪些路径对不平等问题展开研究。

总的来说，我认为新兴的制造业贵族，是迄今为止最残酷无情的一族。但它也是最受限制和最不危险的一族。

然而，支持民主的朋友们必须时刻密切关注这一动向。因为，永久的不平等和贵族统治一旦出现在新世界里，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们就会登堂入室。

——托克维尔（①Tocqueville，Alexis de（1839/2004，p.652)

事实证明，托克维尔的著名警言甚至比他预测的更加正确。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不仅出现了一个新的制造业精英阶层，而且在经济的所有部门都兴起了拥有财产的精英集团。托克维尔概括性地预言了19世纪，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作则同样概括性地预言了21世纪。皮凯蒂的预测也可能是正确的，一如托克维尔的警言。

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英国和北美掀起了一番阅读狂潮。安东尼·阿特金森、皮凯蒂以及伊曼纽尔·赛斯领导了一个有关最高收入的研究项目，从这个项目的经验研究入手，

《21世纪资本论》一书对数据做了许多扩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各种大胆的预测以及一揽子有争议的政策处方。在此过程中，该书使我们能够更充分地了解不平等的历史变化。本文要指出的是，从皮凯蒂的观点出发，学者们可以有效地沿着哪些路径对不平等问题展开研究。

我们应该遵循哪些线索？

本文的回应和建议可以从一个多项选择题开始：

问：以下哪一历史趋势是皮凯蒂十分关注的？

　　（a）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

　　（b）原始收入的不平等

　　（c）税收的累进性

　　（d）遗产的不公平继承

　　（e）非人力财富的不平等

　　（f）财富收入比

　　（g）生产性非人力资本与收入之比

　　（h）非人力财富的收益率

　　（i）生产性非人力资本的收益率

　　（j）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

　　（k）上述所有。

答案当然是（k），即使685页的巨著都无法囊括皮凯蒂关于这些问题的全部想法和证据。这些证据被上传到一些大型互联网网站上，数据集及其运算过程的说明都可以下载。（①除该书本身的互联网址外，还可参见Emmanuel Saez和Gabriel Zucman主页上的“the Top Income Database”，以及Anthony Atkinson和Salvatore Morelli，Economic Inequality Chartbook。关于OECD国家1870年以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调查，见Roine and Waldenstrom（2014）。关于早期的和欠发达国家的情况，见Branko Milanovic et al（2011），其“社会表格”的基本陈述，见http://gpih.ucdavis/edu，在“早期的不平等估计”栏。）

我提出这一多项选择题的主要原因是要指出，皮凯蒂对趋势（a）到（j）都感兴趣，并根据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认为的途径的有效性来排序。前面的（a）到（d）乃最优先的社会事务，皮凯蒂及其合作者给经济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议程。没错，我们是应该大力关注收入不平等趋势（a）到（b）。这些趋势如果不受累进税（c）的牵制，由此带来的不平等遗产（d）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社会影响。即使今天的最高收入是基于生产性创新（当然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也会导致政治和社会权力转移给生产力较低的继承人。皮凯蒂幻化出了一个由非生产性继承人掌握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恐怖社会。

再仔细观察这“终极四强”核心不平等问题（a）到（d），希望会有比皮凯蒂指出的其他路径更深刻的洞见。本文想自下而上讨论这一列表，即从（j）向上谈至（a）—（d）。文章从一条未来学术研究应该避开的路径开始阐述，最后是最有效的路径，即皮凯蒂及其合作者取得极大进展的路径。结尾部分运用关于政治不平等的经济影响的不同文献，向学者指出拓展皮凯蒂核心信息的一些绝佳门道。

当前收入中劳动与资本的份额，或者说是（j）项，从来都不是不平等问题的良好指标，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与不平等没有多少相关性。它们已经过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以及战后初期为拟合生产函数计量分析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它们与不平等间不可靠的联系从来没有实质的意义。如果60%的人口均享劳动收入，其他40%人口均享财产收入，那么国民收入的60%为劳动收入可能反映了完全平等。但倘若60%的劳动收入由几乎所有人分享，只有一个家庭握有所有资产，这也可能意味着极度的不平等。此外，最近的经济史表明，财产收入的份额已经与不平等关联性不大，无论是在收入的顶层还是在整个经济体都是如此。（①关于资本收入份额与收入排名顶层之间缺乏明确相关性，参见Roine and Waldenstrom，“Longrun trends”（2014），尤其是图5。）

收益率又如何呢？当我们沿着路径（h）和（i）追循皮凯蒂的“收益率”r时，必须要谨慎。为了分析不平等，皮凯蒂从会计学的角度将回报率定义为：非人力财富的收入流（无论是税前还是税后）除以该笔财富的市场价值。它既不是资本收益率，也不是债券或股票的市场收益率。

如果我们想最终得出一套收入不平等理论，就会发现皮凯蒂已经将我们引到一个十字路口。要使用他的模型，就必须认同同一个“r”既可以应用于他的第一个方程α=r×β；也可以应用于他导出的收益方程：经济增长模型的最终状态α=r×s/g，其中α是富人的财产性收入份额，β是这类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s是用于储蓄的收入份额，g是国民收入增长率。这种设置使他高度强调“r/g”。

我们要遵循哪个r——家庭财富的名义收益率变动，或生产性资本投入的实际收益率变动，哪一个根据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如果α的变动揭示了收入不平等传统测量指标的变动，那么第一个方程的所有变量都应用当前的数据，无需用实际或预期的通胀作调整。因为我们希望跟踪的是当前国民收入规模分布的变动，这一变动显示了在相同的消费价格下，所有收入阶层的不平等情况。然而，皮凯蒂使用的强调“r/g”的增长理论要求的是“资本”的“实际”收益率，这就必须经过通货膨胀的调整，麻烦的是，资本和国民产值的物价平减指数并不相同。（①不幸的是，皮凯蒂借用的增长模型基于单一商品经济，其中的资本和我们吃的都是同种“东西”。因此，它遗漏了资本品和消费品的租金和购买价格的相对变动。）

接下来要怎么办？既然我们真正想探讨的是当前收入的不平等趋势，或者说路径（a）和（b），那么最好是坚持未调整的当前价格指标，以及第一项“基本定律”：α=r×β，将富人的非人力资本收益份额（α）分解为名义收益率乘以这种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一个直接的推论是，如果我们想继续使用不平等趋势的预测指标r-g，增长率g就必须是用当前价格衡量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一旦这么做，实际增长模型就没多大用处了，关于21世纪r是否会保持在g以上的所有猜想就都是白搭。皮凯蒂和我们仍然缺少g或r的可靠预测指标，除非皮凯蒂使用某张政治经济学王牌来预测未来的r，这一点我在讨论话语权和政府治理时再做阐述。

即便不考虑r的两种概念之间的冲突，我们很快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凯蒂的“r>g”这一工具，尽管说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不会让大家有多少收获。我们必须要先预测“收益率”和经济增长率，因此这样来解释和预测不平等的变动情况并不轻松。公式r-g带来的效果，并不比50年前我们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增长的一个“源泉”所取得的进步大。这将是另一项“衡量我们无知的指标”。

财富/收入比。至于财富或生产性非人力资本占国民产值的比例，即（f）和（g），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还算是顶层收入份额的良好指标。皮凯蒂的著作较少研究战前时代，除了与吉勒斯·波斯特尔—维纳（Gilles PostelVinay）和让—洛朗·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合作，总结了自己对法国情势的开创性研究。（②Piketty,Postel-Vinayand Rosenthal（2006））

战前财富的更好测量指标，实际上可能会强化他的断言，即非人力财富占收入的比例与收入不平等存在相关性。这类指标目前只能获得美国1774—1870年的数据，而且它们确实提高了相关性。皮凯蒂认为，“毫无疑问……新大陆殖民地的资本（即私人净财富）收入比是远低于……”欧洲的。事实上，它甚至比皮凯蒂和祖克曼（Zucman）了解到的还要低。琼斯（Alice Hanson Jones）在其出色研究中的唯一错误，就是她的收入推测（income conjecture），而皮凯蒂和祖克曼就是引用了琼斯的研究。琼斯将美国1970年代的资本产出比3—35，应用于1770年代的财富。在我们当前的研究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Williamson）和我把这一比率设置得相当低，为189。同样，我们发现，1774—1860年美国的财富收入比一直低于、但向上收敛于皮凯蒂—祖克曼的估计。由于我们还发现，1774—1860年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增长比皮凯蒂—祖克曼估计的更加陡峭，所以我们修订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皮凯蒂早期所预测的财富收入比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相关性。（Lindert and Williamson（2013），p.747；and our American Incomes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progress，Chapter 2））

然而奇怪的是，对于他及其合作者已经充分探讨的20世纪发展趋势，财富收入比及资本收入比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性并不令人信服。在各个不同国家，该比率的水平和变动与收入不平等的水平和变动没有多大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法国、德国或美国国内出现了较大的相关性。然而，正如我们后面要看到的，当我们审视与财富关系不大的收入不平等变动时，比如工资率或中低阶层的收入比等，上述的所有变动就会显现。

财富不平等（e）。家庭财富不平等的数据是研究20世纪前收入不平等趋势的重要线索，因为当时直接收入指标十分稀缺。然而在20世纪和21世纪，财富不平等无法跻身于“终极四强”指标。

对于这些更晚近的时代，财富数据没有我们获得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有说服力，一如皮凯蒂在博客里所作的答复：

更重要的是，非人力财富的不平等本来就没有总收入或总财富（包括人力财富）的不平等有吸引力。我们真正关心的物质不平等是一个人的一生资源，为一个家庭所共享。它可以作为一种流入，以一个人一生的人力收入加上遗产来计算；也可以作为一种流出，以一个人一生的消费加上遗赠来测量。对大多数人来讲，无论如何计算其一生资源（全部资本化或全部年金化），占量化优势的是人力收入或消费，而不是非人力财富。在生命周期中，当前的财富不平等只是中间的副产物——除了由遗产继承产生的不平等。从某种程度上说，研究财富不平等（e）只是研究遗产作用的前奏，这才值得优先研究，即使是针对20世纪和21世纪。

收入不平等、税收累进性和遗产继承。在上述多选项列表中，学者和广大公众最应该密切遵循的路径，即探索（a）至（d）的趋势。阿特金森—皮凯蒂—赛斯（AtkinsonPikettySaez）团队呈现了过去一百多年来，数十个国家顶端收入阶层攫取的国民收入份额。他们已经解决“顶端编码”（top coding）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使得人们一直很少研究最高收入问题。这一经验成就让他们建立了最高收入精英收入占比在20世纪的两大变动：

　　（1）大调平（Great Leveling）：在所有发达的OECD成员国，顶层1%（或01%、5%、10%）人群的收入占比在1913年至1973年之间有所下降。

　　（2）不平等的近期反弹：在一些发达国家（大部分是英语国家），上述的最高收入占比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走高。然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最高收入占比几乎没有上涨，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和日本。（①自1970年代以来，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比出现上升的有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爱尔兰、加拿大和美国这几个老牌经合组织成员国，另外还有阿根廷、中国、新加坡和南非。约从1980年开始，葡萄牙和瑞典的这项占比也略有上升。）

第一个发现开辟了一项应予优先关注的研究项目。在世界最高收入研究组（World Top Incomes）发表著作之前，关于20世纪早中期洲际收入大调平，我们只有零星的证据。现在，证据显示这确实无疑。表1显示，在1913—1973年间最高收入占比存在显著的一致性下降；另外在表1划分的三个子阶段中，两个是跨越两次世界大战的时段，另一个则捕捉了战后初期增长的黄金时段。

就像皮凯蒂所强调的，1913—1973年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社会其他阶层追赶精英阶层（这里以顶层1%人群为代表）的辉煌时代。平等主义效应（egalitarian effect）相当显著：平均而言，顶层1%人群的国民收入占比下降了约10%。

如果大调平在发达经济体一致出现，那么我们通常会认为，是某个单一的常见原因在起作用。4个可疑的外生冲击席卷了所有的发达国家。皮凯蒂在这场竞赛中占据有利位置，他强调世界大战和那个时代的革命性征用促使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和悲观情绪持续上升，抑制了所有经济发达国家的财富价值。在他看来，这些历史性冲击打破了政治权力和社会规范的平衡，导致再分配的天平从资本偏向了广大群众。（①例如参见Capital，第146—149页，第275页，第284—286页。）在解释1913—1973年何以成为历史上一个收入大调平时代，我们可能会赞同他所说的，即混乱局势和投资者的悲观情绪起了核心作用。但是经济史学家会想到使那个时代收入调平的另外三类冲击：全球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公共教育增加所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加速提高，以及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变革。（①这三股外生力量已经在阐述美国的不平等历史中得到重点诠释。见Williamson and Lindert（1980，第6—13章），Goldin and Katz（2008）。）

如果皮凯蒂已经指出1913—1973年收入大调平的一个共同原因是战争和革命，那何必还要深究？难道我们不应该直接用奥卡姆剃刀（①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由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约1285年至1349年）提出。奥卡姆（Ockham）位于英格兰的萨里郡。他在《箴言书注》2卷15题说“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编者注）？倘若不进一步大量研究这些多重原因，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对于战争和革命的影响，人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接受皮凯蒂所隐含的存在这种扩散效应的前提，即在一个互联互通的世界资产市场上，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会相互传染，能带来累进性再分配的某种政治思潮也会传播到所有的发达国家，甚至那些没有遭受冲击的国家。怀疑单一原因重要性的一个理由，是对抗外生力量的行为。与表1呈现的一致不平等结果不同，这些外生冲击差别很大。譬如政治冲击，如何能跨越战败国、战胜国和非参战国从而引起类似的收入调平？为何价格稳定的国家和经历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会出现相似的净调平？将政府占其经济的比重扩展到福利国家水平的国家，和那些没有这么做的国家之间，为什么能出现如此相似的收入调平？类似的问题也可以拿来质疑其他相互矛盾的解释变量，因为各个国家的情况实在大相径庭。鉴别这些力量的一个明显方式是，在国际经验池中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当然，这并不容易，因为20世纪并非各国经验的一个优良随机样本。不过，对于收入大调平的主要原因，使用不同的方法应该也能达成共识。

他们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即19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反弹，实质上令库兹涅茨曲线成了过去式：人们再也不会认为，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经济发展能够永久带来更平等的收入。众多国家富裕人群和其他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对此人们的反应有很大分歧。批评者当然会挑战皮凯蒂的“不平等是坏事”的假设，并旧论重提：对最富裕人群的再分配会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这就是皮凯蒂笔杆一挥便轻易拿下的另一个实证胜利。他关于顶层税率的图14.1和图14.2（原书第499页和第503页），给涓滴效应提出了挑战：领先国家获得有史以来最好增长业绩的30年，正是它们持续对顶层人群的收入和遗产征收最高税率的30年。之后是较低的顶层税率和较低的经济增长。当然，相关并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然而，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给一直极力吹捧“历史表明”对顶层人群的收入和遗产征收重税对增长不利的人们沉重一击。要超越这个简单问题，并获得更深刻的多重因果解释，就需要对这场收入大调平进行深入分析。

看看所有的收入和所有的阶层

要想更好地预测不平等现象，就要超越《21世纪资本论》中强调的顶层的财富和收入份额，去探索所有类型的收入和所有收入阶层的整体不平等在过去和将来的变动情况。那些和皮凯蒂一样对非人力财富感兴趣的人，肯定更喜欢研究人力收入的不平等。而到目前为止，皮凯蒂对此只是浅尝辄止。他不太重视人力收入不平等，似乎透露出对人力资本文献的反感，反感那些“赢家通吃”的文献，以及大量强调技术供应和需求的劳动经济学文献。他避开这些也许只是为了免除修正主义的影响，抑或是因为别人时而会用人力资本的论据来支持那个自命不凡的观点：“人们往往能体现自身价值”。

然而，由他的合作者阿特金森率领的团队，以及劳动经济学学者著述的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文献，既充实又有据可依，可以成为研究收入不平等变动的坚实依据，尤其是解释20世纪和21世纪的不平等变动。（①有关自20世纪中叶以来20个OECD成员国收入不平等的重大历史，参见Atkinson（2008），和www.chartbookofeconomicinequality.com。有关劳动经济学使用战后美国数据对收入不平等文献所做的更新，见Auto（2014）。）

强调我们迫切需要将注意力从资本转向资本+劳动、从顶层收入份额转向所有收入差距的最明显方式，就是要注意到，自20世纪中叶以来，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差距和工资薪金差距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相对于最高收入5%的人群而言，这一绝大部分人口的收入瞒报和漏报的可能性更低。但非精英阶层的收入在皮凯蒂的著作中较少受到关注。

假设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未能解决顶层收入的测量问题。假设我们获得的收入不平等信息，仅限于研究底层90%人群的收入，并且我们对顶层10%人群的情况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们比其余人拥有某些未知的收入优势。那么自20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经历了怎样的收入不平等变动？让我先用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证据加以说明，然后再总结不同国家非精英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模式。

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如图1所示。即便是在家庭收入较低的95%人群中，中间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变化也呈现显著的升降起伏，一如顶层收入和顶层工资比重的变化。所以，中等收入/低收入比率的粗略测量，只局限于底层95%的人口，以避免对最高收入人群（通常指的是战后美国经济数据中的顶层5%人群）做出“顶端编码”时出现的瞒报和漏报。事实上，中等/低收入比率呈现的结果，比皮凯蒂和赛斯所给出的美国最高收入占比的情况更令人不安。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已经扩大到远远超出1929年的水平，而在皮凯蒂—赛斯关于顶层1%占比的系列数据中，收入差距只不过勉强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劳动力市场调查得出的工资率，也说明了大致相同的问题。第90百分位的工资水平和中等工资水平之间的差距，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有所下降，但之后持续扩大。美国如此（见图1所示），加拿大亦是如此。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反弹，至少和时下著名的顶层1%人群所占份额的反弹同样显著。

注：中等收入/低收入比率＝收入位于41—95百分位的人群的平均收入除以0—40百分位的平均收入所得的比率。

　　GoldsmithOBE序列数据＝家庭税前货币收入的份额，1929—1961年的数据来自Selma FGoldsmith（1967）的估计，1961—1971年的数据来自美国商业经济办公室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的估计。

　　CPS货币收入＝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现状调查》，家庭货币收入。货币收入包括现金转移支付的收入，但不包括实物支付。参见

http://www.census.gov/compendia/statab/cats/income_expenditures_poverty_wealth/household_income.thml，登陆时间为2013年10月31日。

　　工资率90/50＝Atkinson（2008，第411—424页），第90百分位工资除以中位工资。1973—2000年第90百分位的工资数据来自Labor Market Survey。2000—2006年的数据来自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1967—1973年为CPS男性工资，1939—1967年为CPS男女工资数据。

　　工资率50/10＝和“工资率90/50”有相同的来源和程序，只不过它是中位工资/第10百分位工资的比率。

在英国，底层90%人群的收入差距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图2表明，中等阶层的收入，此处表示为收入第40百分位到第90百分位的“中间”收入人群与底层40%人群的平均收入的粗略比，从1940年代到1980年代有所上升。其他的测量值显示，这一比率至少持续上升到了20世纪末，尽管此间英国几次更改了收入的定义。此外，就像在美国那样，第90百分位的工资水平与中等工资水平之间的工资差距自1950年代起，或至少从1970年代末以来也持续扩大。在战后初期，英国的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工资差距出现过起伏，见图2所示，以及Atkinson（2008，第378—379页）所指出的。因此，对于英国，就像和美国一样，自1950年代或1970年代以来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似乎已蔓延到了所有收入阶层，而并非只表现于顶层人群和社会其余群体之间的差距。

注：工资差距，基数＝FES，所有的工人，1968—2003年（Atkinson，2008，表S4，第384—385页）。1954—1979年＝开征E收入税（对主要工作的总工资和薪金征税），Atkinson，Changing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表S.7（第390页），拼接到1968年的FES。2003—2006年的数据来自Atkinson（2003）的表S.5。

中等/低层差距（SPI）衡量的是税前个人收入的比率：（41—90百分位人群的平均收入）/（0—40百分位人群的平均收入）。1911年使用的是单个纳税人收入的Bowley-Stamp-Routh分布，其后使用的是Royal Commiss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nd Wealth的个人税前收入调查数据，Third Report on the Standing Reference（1977），第240页。

 和美英两国有相同经历的发达OECD国家有哪些，经历不同的又有哪些？自1970年代起底层90％人群收入差距扩大的国家集，与最高收入数据库显示的顶层1%人群收入份额上升的国家集，高度重合。近期有7个国家同属两个集合：澳大利亚（底层90%人群的工资和总收入差距在1975—2012年间扩大）、加拿大（工资差距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在扩大）、新西兰（1986—2012年）、葡萄牙（1982—2000年）、瑞典（1983—2011年）、英国（1978—2013年）和美国（1948—2012年）。只有两个国家是例外，1978—2010年的德国和1994—2010年的瑞士，彼时工资和薪酬的差距在拉大但顶层1%人群的收入份额并没有增加。大多数工资差距没有明显扩大的国家，其最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份额也没有上升，例如法国和日本。

这些模式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底层90%人群的收入不平等，与顶层10%人群的不平等，以及顶层收入所占份额的历史变动如此相似，那么关于这些事态发展的因果关系动向，我们会得到什么提示？审视涉及的各类收入要素可以发现，其中或许存在某种不对称性。更合理的观点似乎是，因果方向是从人力收入不平等导向财产不平等，而非相反。人们更容易理解的是，挣取高额人力收入可以为自己和后嗣快速积累资本，而拥有大量资本并不见得能为你自己和后嗣换来更高的人力收入，就算你们全都上哈佛大学。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更应该强调是什么力量使人力收入变得如此不平等，以补充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不足。

所以，解释不平等变动的第一步，是要将所有收入类型和所有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动，整合为一项单一的变化率。这可能就需要沿着泰尔不平等指数，对不平等进行分解。对于任何给定的人口，我们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变化分解为工资薪金率的变化、市场财富收益的变化，以及收入结构和人口类型的变化。

话语权和政府治理

要查找并赋权不平等变动的深层原因，需要我们重新聚焦政治话语权和政府治理。皮凯蒂在反复警告可继承的精英权力会延续经济不平等时，隐含地赞同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他预测税后收益率会出现上涨，并暗示全世界的不平等将持续上升直至2200年，从而拉响了警钟。那么遥远的收益率他是怎么预测到的？他没有试图向我们兜售任何预测，诸如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变革、其他驱使不平等的经济变量等，除了他对储蓄率的假设。相反，他打出了我之前提到过的政治经济王牌：“我一直……认为，财政竞争将逐渐导致21世纪的资本税完全消失。”（原书第355页）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保守派评论家所强调的“竞次”的强化版。关于资本外逃引发“竞次”的经典保守警告，早就被其他实证研究戳破。（①例如参见，Rodrik（1997）和Lindert（2004，第10—12章和第18章）；以及其中引用的早期研究。请注意，Gabriel Zucman（2013）发现，“大约8%的家庭金融财富在避税天堂持有，其中3/4没有任何记录。”这一规模说明了若干问题，但占发达经济体GDP的比例很小。）高税收福利国家并没有因为高税收而使资本外逃至避税天堂。实际上，皮凯蒂自己就试图在《21世纪资本论》第14章里反驳这类担忧，他指出，“二战”后和1970年代，主要国家对顶层收入和财富征收最高税率的时候正是这些国家有史以来增长率达到最高的时候。

然而，即使没有迹象显示国家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竞争削减了四个主要国家的最高税率，但其国内的政治趋势也已经达到某些类似的效果，一如皮凯蒂在该书其他部分所提到的那样。自1970年代以来，最富有人群已经聚积了一股很强的（不祥的）游说和贿选能力，而在这些国家，收入不平等的增幅最大。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再次，皮凯蒂呼吁社会听取更广泛的政治声音。

他的目的是找寻“能够动员不同个体的才能……和组织集体决策”的“市场和投票箱”的混合体（原书第569页）。他希望这套制度可以提供更多的累进税以支持最优化的社会支出。

可否找到证据证明，我们可以在不牺牲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资本的民主控制”，从而支持他的目标？当然可以，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事实上，那些支持证据已经有人研究，只是被他忽略了。其实，皮凯蒂所谓的“资本的民主控制”，似乎就等同于阿西莫格鲁、罗宾逊及其合作者论著的治理中的“包容性制度”。他们的研究中提供了皮凯蒂观点所需要的某些支持性信息。没错，这种包容性治理的更广泛的政治话语权的确能促进经济增长。而这个过程是通过“增加投资，提高教育水平，鼓励经济改革，改善公共服务和减少社会动荡”来完成。而且，包容性政治与经济增长的紧密联系并非源于收入增长带来民主化这一反向因果关系。（①参见Acemoglu et al（2008），Acemoglu and Robinson（2012），以及我此处引用的Acemoglu and Robinson，NBER工作论文20004（2014年3月）。关于皮凯蒂令人费解地无视阿西莫格鲁—罗宾逊，见Capital，第444—445页、第624页和第639—640页。）合并这些学术文献，我们就可以根据政治话语权和治理制度的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做出更准确的预测。

但是，当务之急是如前所述的将对人力收入不平等的研究纳入对总收入的不平等研究中。皮凯蒂和他的合作者正在继续提升我们对顶层人力收入的集体认识，包括他们对CEO薪酬的研究。更宽泛地说，我们应该找到一套核算框架，来分解总收入不平等的变化。最后，我们所强调的因果链将是政治不平等所致的总收入不平等，而对非人力财富的历史冲击只起了次要作用。

　　（Peter H.Lindert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NBER研究员。）（颜超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