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妖魔化的通货紧缩

2002年11月,美国互联网泡沫的高温刚刚降下来不久,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为了阻止刚刚出现苗头的通货紧缩,官方将开动印刷货币的机器。在随后的几年中,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持续提供廉价货币(easy money),由于股市泡沫的教训记忆犹新,加上联邦政府对住房市场的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的景气开始扶摇直上。尽管不乏关于不动产市场过热的警告,主流经济学界和政府官员们却置之不理,一直到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

凯恩斯革命

自经济学凯恩斯革命以来,在许多国家(经历过超级通货膨胀惨痛教训的德国除外),每当一般物价水平趋于平稳或下滑、经济增长率短期下滑或失业率有所上升的时候,主流经济学家和官方机构就会发出对通货紧缩的警告,呼吁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

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总是告诉我们,通货紧缩是最可怕的敌人,而温和的通货膨胀总是有利于增长和就业,刺激性的货币政策(至少在短期,主要由于工薪阶层的货币幻觉)总是能带来真实国民财富的增长。也就是说,通过中央银行凭空印刷多量的货币,就可以创造出真实的财富。

当然,对通货膨胀政策的好处,经济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因为刺激性货币政策起作用的前提是价格和名义工资的粘性,而教科书上所说的工薪阶层的货币幻觉实际上早就不符合事实了,几十年以来西方各国工会组织对通货膨胀率和消费物价指数的关注日趋及时和细致。可是,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阵营中,无论人们对通货膨胀政策有怎样的分歧,在对待通货紧缩的态度上却出奇地一致,仿佛后者是威胁现代经济的妖魔；即便是一向批评通货膨胀的人士,在通货紧缩的苗头出现时,也慷慨地支持政府扩大开支,呼吁中央银行开动印刷货币的机器。

事实上,对通货紧缩的恐惧为各国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个国家已经重复见证了刺激性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循环：为了刺激总需求或扩大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政府持续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廉价货币却涌入了资本市场或不动产市场,导致了后者的过度繁荣,以致不可持续,可是在泡沫破裂和经济衰退终于发作之际,政府又以防范通货紧缩和挽救经济的名义更加变本加厉地扩大廉价货币的发行。

实际上,对通货紧缩的妖魔化是官方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主义者最成功的宣传策略。经过近百年的刺激性货币政策的宣传,通货紧缩的危害几乎成了不言自明的真理,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花费力气对通货紧缩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可是主流经济学对失业以及经济周期的研究却一直不遗余力。从教科书到专栏文章以及官方的声明中,从来不乏关于通货紧缩的断言,严谨的分析和验证却十分罕见。

如我们在下文所说明的,在货币中性的经济环境中,持续的技术进步导致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一般价格水平在长期内应该是平缓下降的,而工薪阶层正是从这种缓和的通货紧缩中不断分享到技术进步的利益,如同当今我们从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中分享到的好处一样。另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9年曾经论证,在最优的货币政策下,名义利息率应该为零,价格水平应该以真实利息率的比率稳步下降。可是,他的论证既没有受到学术界同行的重视,更没有对货币政策的论证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货币是历史上一个由来已久的令人着魔的课题。就货币问题而言,几乎所有的实际政策争议都最终关乎一个中心问题,即货币总量的增加或减少能否增进或恶化一个经济体的实际福利水平？亚当•斯密认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既不是消费品也不是生产资料,因此货币数量的增减根本不影响经济体的实际财富。凯恩斯革命之前的主流看法一直是,试图通过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是愚蠢的,通货膨胀主义者就是货币问题上的江湖郎中。支持通货膨胀的学说曾经被无数次驳斥,却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再次出现,可是在凯恩斯革命之前从来没有被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

我们首先来考察,在怎样的历史变迁之后和怎样的历史条件下,支持通货膨胀的学说才从某种江湖骗术的地位转变成为主流和官方经济学的正统,与此同时才出现了对通货紧缩的妖魔化？

简而言之,凯恩斯的经济学革命为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和刺激性政策提供了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支持,金本位制的衰落则为政府的刺激性政策提供了自由裁量的操作空间,而在凯恩斯主义成为正统和官方经济学之后,才出现了关于“通货紧缩的恐惧”的谣言,而且久而久之,这种从未受过严格审视的谣言成为了经济学界不言自明的真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际金本位制的崩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规模开始不断加速增长,支持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和政治思想迅速成为主流的官方哲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由于西方各国政府几乎不约而同地向一度被古典经济学彻底批判的重商主义政策倒退,少数国家试图恢复金本位制的努力归于失败,而正是在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或者一筹莫展、或者急于找到为扩张性的政府干预政策提供辩护的理论支持的时候,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他著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在各类资源都存在普遍闲置的非常规的萧条时期,凯恩斯开出的药方是政府通过赤字财政和信贷膨胀来刺激包括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作为非常时期的对策不乏合理性。可是,凯恩斯明确地把这种“萧条经济学”命名为“general theory”,经济学中的凯恩斯革命的含义之一就是作为“general theory”的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了学术上的正统经济学和官方经济学。

资源的稀缺性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事实。资源，即人们为了某种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所需要的手段和时间。在经济发展的常规时期,不存在普遍性的资源闲置,试图通过将多于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注入经济体来实现真实财富的增长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投资只能来自真实的国民储蓄。由于实际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品(如机器设备)和人力资源是稀缺的,而且往往是专用性的,因此像凯恩斯所主张的那样,试图仅仅通过信贷膨胀来克服货币资本的稀缺性是徒劳无功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长期稳定发展的19世纪,金本位制(或银本位制)一方面自动平衡着国内的货币供给,另一方面自动协调着国际收支平衡,政府的货币政策很少有用武之地,而且中央银行在许多国家还没有正式成立。这时期,政府的平衡财政和国民的节俭和勤劳，是经济事务上的主导价值观和被普遍尊奉的准则。金本位制无疑是对经济政策的权限和效力的自然约束,政府不可能通过通货膨胀政策来刺激经济,因为流通法币的贬值会导致作为基础货币的黄金的流失,或者流失到外国人那里,或者流失到老百姓家中。当然,在中央银行出现之后,程度不一的信贷膨胀现象还是经常出现的,而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信贷膨胀和收缩正是早期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

从过往的历史看,金本位制的衰落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府职能的逐步扩张。这并不是偶然的。与可兑换的黄金切断联系之后,政府不再受制于财政平衡的市场约束,可以通过规模不断攀升的公债来为不断扩展的政府干预活动融资,在税入不足以偿还政府债务的情形中,政府就可以求助于印刷法定货币,后果就是持续的通货膨胀。与金本位制时期在市场中内生的货币供给不同,由政府和中央银行人为操作的外生货币供给是从外部注入经济系统之中的,通过银行系统的信贷职能定向地投向由政府主导或惠顾的项目和受益者手中。这种“注入效应”如同投入湖水中的石头,激起的波澜在时间中以越来越弱的势头逐步扩展,直至平息;在效应逐步扩展的链条中处于早先阶段的受益者总是分享了大部分的利益,因此通货膨胀总是具有从相对而言固定工资收入者(多数属于穷人)手中进行收入转移的效果。政府每一次的外生货币注入都是一次不利于穷人的收入转移。

政府的刺激性财政和货币政策由来已久,尽管在金本位制的时期不可能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手段,而且受到了市场力量的约束；在金本位制衰落之后、现代中央银行获得了举足轻重的政策地位之后,刺激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逐渐走向常规化,而正是在凯恩斯经济学这里第一次得到了“合法化”的理论支持,在凯恩斯革命之后凯恩斯的学说以“宏观经济学”的名义成为了经济学的正统。

以美国为例,假如我们考察一下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就会发现其中的明显差异。在金本位制主导的19世纪中,除了内战时期的非常阶段,一般价格水平一直在平缓下降,按现在的定义属于长期的温和的通货紧缩；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中,价格水平一直在或急或缓地持续攀升,温和或不温和的通货膨胀成为常态。这个历史的分水岭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金本位制的退出和美国中央银行(联邦储备系统)于1914年的正式诞生。在温和通货紧缩的19世纪,商业循环的幅度和破坏性平均而言要比20世纪缓和得多。

通货紧缩恐惧

回顾19世纪美国和欧洲经济蒸蒸日上的发展所伴随的长期温和的通货紧缩,如今在凯恩斯革命之后接受经济学教育的人们不禁感到诧异。当代经济学家一提到“通货紧缩”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可是在漫长的19世纪与温和的通货紧缩相伴的却是技术的持续进步和西方经济的蒸蒸日上。

自货币数量论的代表欧文•费希尔在1920年代大力倡导货币和价格水平稳定化以来,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想当然地以为,货币中性意味着价格水平的稳定不变。他们忽略了一个因素,即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所导致的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近20几年来我们都经历了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的价格的持续下降,在名义收入保持稳定的条件下,这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和(一定范围内)实际生活水平的上升。由于不同产业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技术进步的步伐是不一致的,因此在货币中性的情形下,整体上商品价格都趋于下滑的趋势中,不同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应该是不断起伏涨落的。假如货币政策的目标是维持一般价格水平的稳定不变,那么毫无疑问就会破坏相对价格的自然变化,因此严格地说,在技术持续进步的条件下,维持价格水平稳定的货币政策已经在制造通货膨胀了。

当局部市场的商品价格由于生产率的上升而持续下降时,如当代的计算机和其他电子产品,整个社会皆大欢喜;而一般价格水平由于整体上的技术进步而趋于平缓下滑的时候,即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为什么凯恩斯革命之后的经济学家们就紧皱眉头、谈虎色变呢？这种对通货紧缩的恐惧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这种对通货紧缩的恐惧是闻所未闻的。事实上,正是在长期平缓的通货紧缩历史时期,不仅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步伐根本没有被延缓,而且广大的名义收入增长缓慢的平民阶层也迅速收获了技术进步的利益。对名义收入相对固定的劳动阶层来说,技术进步的好处是通过价格水平的下滑直接转化为购买力和生活水平的提升;可是假如政府的货币政策硬要维持价格水平稳定的话,那么这个阶层从技术进步中分享到的利益就要打不小的折扣了;在当代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温和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环境中,普通劳动阶层就基本上被剥夺了分享生产率持续提高所带来的利益的机会。

我们必须明白,在技术持续进步和整体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情形下,货币中性并非意味着价格水平的稳定不变,而是价格水平尤其是消费物价指数的平缓下滑。严格地说,将价格水平因持续技术进步而出现的持续平缓下降称为“通货紧缩”是不恰当的。可是,由于当代主流经济学一直是参照价格水平的变化而不是货币当局货币和信贷供给的松紧动作来定义通货膨胀或紧缩的,我们也只好沿用这种不恰当的定义方式。假如我们承认货币中性的真正含义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与19世纪相比,在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期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所执行的货币政策一直持续地扭曲着由实际的资源稀缺性所决定的相对价格体系,从而持续地扭曲了市场经济中的资源配置。

根据以上的说明和19世纪的历史经验,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理想的货币政策应该保持货币中性,这样指导资源配置的相对价格就不会受到扭曲,同时也不会发生财富从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群体的重新分配；而在技术持续进步的条件下,货币中性意味着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平缓下滑,这种“自然的通货紧缩”伴随着持续的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没有经验和理论上的联系。严格地说,按照现代的定义将这种“自然的通货紧缩”称为“通货紧缩”是不恰当的,通货膨胀或紧缩的定义应该以外生货币供给的人为扩张或收缩来界定,而不是以事后统计出来的价格水平来衡量。显然,在总体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情况下,维持价格水平稳定不变的货币政策已经是通货膨胀政策了。货币当局人为制造的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同样有害的,都会扭曲相对价格,而且都具有财富转移的效应。事实上,离开货币中性的参考,仅仅通过价格水平的变化来讨论通货紧缩无助于澄清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凯恩斯革命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对通货紧缩的恐惧究竟从何而来呢？1929年爆发的大萧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毫无疑问,大萧条期间的通货紧缩给许多人包括经济学家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象,于是人们总是倾向于在经济萧条与通货紧缩之间建立因果关联。的确,严重的经济萧条往往伴随着明显的通货紧缩和信用危机,可是相关性未必意味着因果性,经济萧条并非通货紧缩的结果,而通货紧缩却往往是经济萧条的后果之一。由于对通货紧缩的偏见,凯恩斯主义者往往将经济萧条归咎于通货紧缩或中央银行没有及时地向市场注入足够的流动性,并且主观地设想出根本没有得到经验证实的机制,来说明通货紧缩如何导致或加剧了经济萧条。可事实是,直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之际,美联储几乎在整个20年代一直奉行刺激性的货币政策,而在危机爆发之后,由于商业信心的低落,即便货币当局注入流动性也无济于事。

在Minneapolis联邦储备银行于2004年1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ndrew Atkeson和明尼苏达大学的Patrick J. Kehoe针对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关联,就17个国家在大约180年的跨度中的历史经验,进行了一项详尽的历史考察。他们的结论是：“数据表明通货紧缩与经济萧条没有明显关联。我们通过广泛的历史考察发现,伴随着通货膨胀的经济萧条要比伴随着通货紧缩的萧条多很多。自1820年以来,73次通货紧缩中的65次中没有伴随着经济萧条,而29次萧条中有21次没有发生通货紧缩。”

那么,主流经济学家是基于怎样的理由来拒斥通货紧缩、支持通货膨胀的呢？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当价格水平下滑的时候,消费者就会推迟消费以便在未来更便宜的时候购买；于是,这种普遍的推迟消费就会削弱现期需求,从而导致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如此恶性循环,以致出现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螺旋式发展。这里因果关系的方向是显而易见的,即通货紧缩自动导致经济萧条。在几乎所有入门经济学教科书中,作者都是这样教导学生们的。最近,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说法是这样的：“由于消费者预期物价会进一步下滑,就推迟购买,选择储蓄以等待更低的价格,因此通货紧缩会打击消费支出和投资。削减了的支出反过来减少了公司销售额和利润,最终导致失业的增加。”

这种想当然的论点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经验支持,无论是我们对美国19世纪历史经验的总体考察还是以上引述的那项广泛而细致的研究都没有支持从通货紧缩到经济萧条的因果关系。那么,这种貌似合理的论点有着怎样的疏漏呢？

首先,日常经验告诉我们,不管消费者预期未来降价的幅度有多大,为了满足当下的需求,总会消费一定数量的当前消费品。在夏天买羽绒服要比冬天买便宜得多,可是商家打折的力度再大,都不能诱使大多数人在夏天买冬装。假如我眼下需要买一台新电脑来应付当前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价格不断下降的行情推迟一年再购买呢？消费需求大多是有时效性的,严格说来,物理上同样的产品处于不同的时间点上就相当于不同的产品,在严格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经济学家就是这样处理的。近几十年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产品处于典型的急剧通货紧缩的市场行情中,可是最新推出的产品,比如苹果公司的iPhone,从来不乏热情的消费者,可人们显然知道半年之后的价格要便宜得多(或者质量内涵要更高)。而且,技术进步最快的行业属于典型的价格水平持续下滑的行业,可是这些领跑型的产业往往是利润最丰厚的产业。自然的通货紧缩从来不会对公司的利润产生负面影响。

其次,这种论点还犯了凯恩斯主义指责居民储蓄(或消费不足)削弱了总需求的错误。凯恩斯在《通论》中犯的最大理论错误就是对储蓄的指责,即所谓的“节俭的悖论”,认为居民的节俭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储蓄非但无助于增加投资,反而会削弱对投资的需求。当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发展经济增长理论的时候,遇到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如何协调短期的凯恩斯理论和长期的增长理论之间的矛盾,因为储蓄在前者那里的贡献是负面的,可是在增长理论中再顽固的凯恩斯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增长所需要的投资主要来自国民的真实储蓄。凯恩斯模型的短期视野忽视了生产的结构和时间性,从投资的开始到最终消费品的产出是需要时间的。在持续的平缓的通货紧缩环境中,即便我们承认消费者有推迟消费的倾向,即通货紧缩鼓励人们的储蓄,投资需求却未必受到负面的鼓励。原因在于,推迟的消费会在未来兑现,人们进行储蓄的动机是牺牲当前的消费以换取未来更丰富的消费,当前的消费需求只是转化成了未来更大的消费需求,而为了满足消费者未来更大的需求,企业家当前就会进行投资,于是对资本品(capital goods)的需求必然增加。

反对通货紧缩的流行观点还认为,由于工资和投入要素价格的粘性,在通货紧缩的环境中,由于最终消费品的价格下降,公司将难以赚得预期的利润,甚至会承受投资的损失。这种论点与痛斥节俭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明确承认了生产的时间过程,认为由于投入在先,产出在后,通货紧缩的趋势会缩小公司的利润空间。对于这种论点,首先,我们应该表明,要素投入的价格在普遍的通货紧缩环境中也是不断下滑的,不管其具有怎样的粘性。其次,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低估了投资者和企业家的能力,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前瞻性和预判能力的较量,成功的投资决策远不是仅仅依据过去价格信息的机械动作,而是以远见为基础的合理规划。在持续的平缓通货紧缩环境中,多数企业家和投资者都会在决策中充分考虑预期之中的价格变化,因此最终无利可图的投资计划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被实施。也就是说,只有预料不到的通货紧缩才会引起这种流行的论点所担心的状况。

在社会和政治的广泛争议中,捍卫自己的立场的一种常见策略并非对自己所支持的立场进行有根有据的论证,而是攻击和诋毁竞争对手及其立场。由于政治权力在一百多年来对经济日益广泛的干预,经济学中也可能渗入意识形态的偏见,因此我们需要保持对正统和官方立场的警惕。

作者：刘允铭，曾供职原中信国际研究所，致力于通过读书、思考和生命体验来追求真理，有工学学士、经济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