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斯比：全球金融风险犹存

今年43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斯坦·古尔斯比（Aus-tan Goolsbee）有着一系列光环。作为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曾是奥巴马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与盖特纳、萨默斯等人共同组成了当年的经济顾问梦之队，更为难得的是，他深谙与媒体的相处之道，不仅是美国晚间政治秀的常客，也成为奥巴马经济政策的媒体发言人。2011年6月，他在美国国会就债务上限进行激烈辩论的关键时刻离开白宫。回首起那段高压岁月，他称“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但很难享受它”。美国大选让奥巴马的经济政策成为共和党人的攻击目标，他不出意料地辩护称，历史可以证明，正是当年的举措使得美国经济避免陷入大萧条。6月27日，在河北固安工业园区出席产业新城高峰论坛期间，本报就目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与中国城镇化进程等相关问题采访了古尔斯比。

经济观察报：欧盟领导人峰会向银行体系直接注资的方法能否为欧债危机的解决赢得时间？

古尔斯比：我个人对欧洲的前景非常悲观。欧洲最终的银行业联盟或者第一步存款保险机制能否最终建立仍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欧洲稳定机制的资金规模远远不足。欧洲总在每个关键节点都做出最小的努力，从来没能赶在问题的前头。

总体上，欧洲的根本问题是成员国困在一个货币联盟中，德国的生产率较多，南欧国家为了获得竞争力通过货币贬值扩大出口，但现在汇率工具是失效的，只能往前走。尽管经济学家针对不同经济体在同一货币联盟中共存提供了种种建议，但实施的难度都很高，朝向财政联盟前进的政治动力也不足。与美国相比，欧洲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欧债危机如何发展最终要看德国以及北欧国家到底能为拯救欧元做出什么样的努力。

经济观察报：5月份以来，市场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了悲观情绪。如何看待前景？

古尔斯比：最大的风险在年底的“财政悬崖”问题上。两党在财政预算案上于2013年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会比2012年更大些，这将会对美国经济，甚至是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由于目前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总统选战焦灼，其财政政策又有很大不同，因此越是接近年底时，对经济的影响就更大。

经济观察报：美国糟糕的就业数据会如何影响大选选情？

古尔斯比：就业问题或成为主导大选的经济指标，“财政悬崖”问题不会是决定因素，因为大选结束后才正式有结论。目前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仅维持在2%~2.5%，对于就业市场的支持作用不大。在我看来，目前选情势均力敌。罗姆尼是生意人，他此前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他当州长的时候这个州的经济没有很好，美国国内对其经济政策也存争议。我是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朋友，所以我希望奥巴马能赢。

经济观察报：现在对全球经济的悲观情绪正在上升吗？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哪？

古尔斯比：我认为现在全球再次陷入金融危机的风险真实存在，虽然程度上可能不及2008年那么严重。从中期来看，“金砖国家”还有其它新兴经济体是主要的经济增长点，但长远来看，未来20年，甚至更远，世界经济最重要的因素是中美经济关系。与对欧洲前景持悲观态度不同，我对于中美经济关系非常乐观，我认为中美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点，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越来越强，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将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所以中国政府未来的重点是如何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这点可能和美国现在做的有点不同，因为美国现在主要想通过投资、出口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

经济观察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

古尔斯比：中国经济的短期风险要大于长期风险，主要因为现在全球的经济形势并不好。中国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非常大，欧洲的情况令人担忧，而世界经济形势在2014年前可能都不会太乐观，所以对中国也会产生直接负面影响。长期来看，我依然持乐观态度。目前在中国，投资对GDP的贡献率已超过50%，很难取得相应的经济增长回报率，转型是必然路径，但需要一定时间。中国经济增长以后会减慢，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中国国内消费力量的升级，形势非常乐观。

经济观察报：斯蒂格利茨曾表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是全球科技产业以及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美国模式以及中国的城镇化模式之间有什么区别？

古尔斯比：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在政府层面做了很好的战略规划以促进发展速度。美国也经历了从农业化向城镇化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基本没有总体规划，很多城市做了摸索，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些经验可以借鉴。

第一，城市发展成功与否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对教育的投入。比如底特律或美国中西部工业化城市对教育的投入并不多，所以当产业不景气时，从事汽车产业的工人由于技能不高，很难再转移到其它产业中去，不得不面临失业。硅谷基本是完全相反的模式，他们在教育和技能培训上进行了大量投资。30年前，硅谷只是一个制造中心，今天几乎没有任何制造业了，但这并不会让硅谷成为另一个底特律，因为其在第一波IT 硬件与软件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打下了基础，他们现在可以自然转移到社交媒体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健康与安全方面的问题，包括水、空气的污染和卫生问题。历史上，我们看到在美国城市的居民收入很高，但他们的寿命却比农村地区的寿命短，1850年代到1970年代之间一直如此，所以，美国有很多城市在20世纪前50年中，花费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来清洁水和空气，之后整个联邦政府投入了大量预算提高城市生活质量，获得了巨大收益，也吸引了更多人才迁移，从而形成良性发展。

第三，城市的交通问题。美国大多数城市的解决办法是建造更多公路，但公路建立起来了，很快你会发现道路的周边又有很多人居住，从而变得非常拥堵。我觉得在伦敦也好，新加坡也好，他们有更好的方法，就是在一开始建立交通系统时就想方设法避免交通拥堵。

最后，城市化的弊端是生活成本很高，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现在有更多人愿意住在卫星城，因为那些地方生活成本比较合理，像与纽约接近的康涅狄格州的很多城市，他们建了很多住宅，价格也不像纽约这些地方这么高，生活成本也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