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刻羽：欧洲应向亚洲取经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处理方法与1997至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处理方法有着显著的不同。在东亚危机中，泰国、韩国和印尼都被迫实施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的严厉紧缩计划。但它们也没有浪费时间，而是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经济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在3年左右就回到了正轨。这个例子对欧元区既有警示意义，又有借鉴意义。

今日的欧洲国家能够从外部获得大规模纾困资金，当时的东亚却没有这样的福气。东亚民众只能苦苦捱过那段艰难时光，他们也不相信上街抗议的魔力。韩国民众的做法最令人感动。他们把自家的黄金和外币捐给政府，帮助政府舒缓财政压力。中国政府则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当时东亚各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没完没了的辩论上，而是切实采取了行动。

显然，欧洲则不是这样。欧洲人没有把希腊和西班牙的危机视为需要大家共同解决的难题，而是各自为政。为确定一次次零敲碎打的纾困方案的条款和条件，各方展开了没完没了的讨价还价，浪费了许多时间。每一次峰会都让人们更加确信一点：欧元区没救了。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中国人深恶痛绝的：在《孙子兵法》中，有一招是焚舟破釜。有时候就应当置之死地而后生。

从欧元区危机爆发伊始，对欧洲的支援请求，中国一直给予积极、坚定的回应。但欧洲应把中国当做一个重要、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非一到紧急关头就降到比较低等级的外部债权人。一旦进行债务重组，中国应获得与欧洲央行(ECB)同等的待遇。

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富了。将资金困在国内可能造成资产泡沫，也不利于投资的多样化。因此，在海外寻找投资机会符合中国的利益。欧洲有许多优势：欧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法律体系非常健全，拥有中国仍然缺乏的科技和管理经验。中国在欧洲投资，本应营造一种双赢的局面。

但要促成这种局面，欧洲必须解决自身的债务危机，中国企业也必须获得公正和平等的待遇。中国企业在欧洲投资的时候面临许多阻碍，这种阻碍往往是无形的。比如，如果一家西方企业急需资金，像中投公司(CIC)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可以迅速向其注入资金。但假如投资计划要面临监管当局的漫长审批，市场不会等待这样的投资者到来。中国电信企业华为(Huawei)在某些欧洲国家拓展业务就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监管当局往往以“国家安全”为挡箭牌。

同时，欧元区正濒临解体。那么，怎样做才能避免这种结果？部分基于从东亚危机中总结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要解决自身的种种问题，欧洲并没有面临很大的障碍。具体而言，以下三项举措会有帮助：

首先，在现阶段，通过增加开支“启动”增长，这非常关键。过去早该进行财政整固的时候没有进行财政整固，并不意味着如今大幅削减赤字就是合理的。合理、有序的财政再平衡是可以实现的。

其次，欧洲必须真正拿出拯救希腊的决心。这需要就债务偿还和经济改革拟定新的、切实可行的时间表（比如说做一个十年规划），其中既要有短期措施，也要有长期举措。同时施行如此多的剧烈改革举措是不现实的。

最后，欧洲应该停止没完没了的谈判，放弃找到完美危机解决方案的幻想，达成一个现实的协议，哪怕是个次优选择。

数十年来，中国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深受教条主义之害。教条主义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导致了一些灾难。那种痛苦还存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经历了艰辛，汲取了经验和教训。我们不希望看到欧洲也被教条捆住手脚。欧洲应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实现最好的局面，同时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本文作者是中投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助理教授金刻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