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与经济学

“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该假设把每一个自然人看做完全以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而且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智力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相信，有了这个假设，经济学就有资格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了，因为人类的宏观经济活动可以这个假象中的“经济人”为单位，用数学推演法计算出来。

但是，这个假设恰好也是古典经济学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因为没人相信每个自然人在每时每刻都会做出对自身经济利益最为合理的选择。反对者认为，“经济人”只存在于理论中，真实世界要复杂得多，因此古典经济学的很多结论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加以修正。

针对这些质疑，自由市场理论的鼻祖之一、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站了出来，他于1953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的论文，为“经济人”假设辩护。要知道，“经济人”是自由市场理论的重要基础，弗里德曼这么做也是为自己的这个宝贝辩护。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当时颇为盛行的进化论，他用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学说，论证了即使这个假象中的“经济人”不存在，也不会影响到自由市场理论的正确性。他举例说，一棵树的每片树叶似乎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阳光而生长，但是具体到每片叶子，没人相信它们个个都是数学家，都是在经过仔细计算后才决定了生长的方向。

光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弗里德曼举的这个例子是没有问题的。自然选择学说预言，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所有树都应该具备这个能力，因为不具备这个能力的都已经被自然选择淘汰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每一片叶子的生长机理，就可以预言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光合作用的最大化。

事实上，这种对结果做预测的能力正是达尔文进化论最为成功的地方之一。生物学家们甚至发明了一个新词用来描述这种现象，这就是“趋同进化”（Convergent Evolution）。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乳糖耐受基因的出现。众所周知，几乎所有的哺乳动物成年后都不再吃奶，因此也就不再需要乳糖酶了，所以成年哺乳动物体内的乳糖酶几乎不存在，这是符合进化论的。但是自从人类发明了畜牧业之后，动物奶成为优质的蛋白质来源，此时乳糖酶就变得十分有用了。进化论预言，伴随着畜牧业的诞生，成年人必将进化出乳糖耐受的新功能，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新功能背后的基因，不难发现人类至少在欧亚大陆和撒哈拉南部非洲这两个地方单独进化出了这个功能，其基因突变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的人类虽然生活环境很不相同，进化路径也不一样，但因为一个共同的需要，最终殊途同归。

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琢磨一下这个案例，不难发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并没有进化出这个新功能，原因就在于人类完全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得蛋白质，这个新功能的重要性并不是那么高，专业的说法叫做“选择压力不够大”。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机械地按照进化论来预测人类的发展路径，就会犯错误。

最早看出这一点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博物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他和另一位学者联名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圣马可的三角壁和过分乐观的范式》（The Spandrels of San Marco and the Panglossian Paradigm），用建筑学上的一个概念做比喻，修正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些观点。他的主要论点就是，不能什么事情都机械地套用适者生存理论，在选择压力不够大，或者种群数量太小等情况下，最终所产生的性状很有可能是随机的，没法用进化论来解释。

比如男人长乳头就是一个经典案例。在这个例子里，有没有乳头对于男人来说问题不大，选择压力很小，男人干脆就留下了这个几乎无用的残余器官。

古尔德教授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79年，此后经过很多科学家的研究和补充，如今已经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补充。但是，弗里德曼教授依据传统的达尔文理论所撰写的那篇论文，至今仍然被自由市场的拥趸视为“圣经”，没有做出相应的修正。美国宾汉姆顿大学教授、进化研究所所长大卫·斯隆·威尔森（David Sloan Wilson）博士最近在《新科学家》杂志撰文称，此事正好说明了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弊病，那就是某些社会学家在引用自然科学理论作为论据时，没有很好地与时俱进，所以得出了很多禁不起推敲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