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火车票为什么那么难买？

中国的火车票为什么那么难买？

沈凌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春运一年一度。今年搞了一个网上购票和实名制，本来以为可以缓解一下火车票一票难求的状况，但无奈铁道部不是科技部，搞出来的网络立马瘫痪，根本禁不住全国游子归心的重压。我们的火车票为什么那么难买？火车为什么那么难坐？两年来我一直希望铁道部能够直面问题之结症，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部长换过了，高铁出轨了，但是春运，还是年复一年。但是这不是说，我们的铁路系统在平时运行的就没有问题了。事实恰恰相反：春运不过是平时问题的集中爆发。

中国的火车票为什么那么难买？

从长远来讲，一定是供给不如需求多的不均衡造成的。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在于提高供给。但是就春运来讲，仅仅指望通过提高运力来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春运是一个特殊时期的运输需求。它是一年365天中需求最高峰的那么十来天。如果我们的运力能够在这个最高峰时间仍然满足需求而有富余，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在平时超过300天的时间里，我们的铁路运力有大量的闲置。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浪费。

从供给的角度讲，我们的春节和平时的需求差距如果超出了铁路部门全负荷运转和平时正常运转的差距，我们的运力提高就不应该作为解决春运的重要手段了。那么，给定既有的供给量，减缓车票难买的突出矛盾，是不是就没有文章可做了呢？理论上讲，在给定供给的情况下，如果希望市场出清，那么一定需要提高价格来减少需求。如果出于非经济的原因需要设定价格上限，那么就有一个如何分配低价车票的问题。

现在说到价格调整，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一旦上调火车票价，那么可怜的农民工兄弟就不能回家过年了。这个判断来自于一个荒谬的假设：就是在全年最难买到火车票的春节前夕，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兄弟能够买到最便宜的交通票证—火车票—回家过年。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农民工兄弟这么有能耐，春运火车票难买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实际上，现在的低价车票并没有给最终的车票消费者带来福利的增加，而是给“有关系”的私人一个牟利的机会。通过转手倒卖，实际上到达坐车人手里的最终价，远远超出了票面价。这就是说，实行限价的实际结果，就是出让了部分本来属于铁路部门（如果铁路代表国家，那么就是国家的）利益给私人。最终的消费者实际上是很难得到国家的低票价的好处的。这个关系类似于80年代的商品紧缺和官倒。

所以，即使国家把现在的票价降到零，也不见得农民工兄弟就能免费回家了。反过来，适当的提高票价，其实最着急的是黄牛，而不是本来就买不到票回不了家的农民工。很多人误认为国家提高票价，黄牛的利益不会受损失，他们的“加成”会继续，所以，农民工会因此支付更多的成本。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从几百元的火车票，到几百万的房价问题。如出一辙。比如很多人就认为，要降低房价，需要政府减少房价中的税收和地价。最好白送给开发商土地，这样开发商就会低价出售房子了。这个推论忽视了市场竞争。事实上，当前中国绝大部分的普通消费品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当他们的上游原材料企业提高价格时，我们并不能看到电视机，空调，玩具，饮料等等生产商也能相应地提高价格。有时候，我们甚至能看到钢材涨价和家电降价同时并存的景象。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任何一个生产商都不敢率先提价，这样很有可能被消费者首先抛弃。这样，或许它的提价带来了全行业的提价，但是它可能并不能看到这最后的一刻。因此，成本的提高未必能够带来最终产品的价格上涨。这个上下游的价格关联度是否紧密和市场竞争是否充分紧紧相连。实际上，我国的土地资源完全是垄断性供应。降低土地价格，而不增加土地供给，那么开发商没有理由会减少房价。甚至相反，如果回到土地无偿划拨时代，开发商进入房地产市场的门槛将会更高，因为得到无偿土地完全取决于非经济因素，开发商之间的竞争更加少了。这样最终商品—房子的供给将会更加稀缺，最后导致的不是房价的下跌，而是上涨。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火车票价。假设车票价格100，有两万人想按照这个票价买票回家。而票只有一万张。黄牛见利忘义，开始加价出售。假设黄牛加成100，最终200元成为市场出清价格。这就是说，仅有一万人愿意按照200元的价格买票回家了。现在假如提高票价到200元。黄牛是否能够继续加价100，最终票价成为300元呢？可以预见，原先同意按照200元买票回家的人中间会有一部分人改变主意，决定坐汽车，飞机，或者改变回家时间，甚至不回家了。假设现在只有8000人愿意按照300元的票价买票回家，那么黄牛会怎么办呢？要知道，黄牛不是铁道部，这是一个相对“充分竞争”的市场。当一万张票留在黄牛手里，只有8000人需要票时，黄牛中间的若干人会降低一点点价格，从而较早脱手。这就是竞争的力量。这样，其他黄牛会被迫跟进降价。最后的结果是：市场出清的价格回到了200元。还是有那么一万人按照200的价格买票回家。这里的关键是：加上了黄牛加成的200元本来就是市场出清的价格。如果市场能够接受的不是200元，而是300元。黄牛没有理由只加价100就出手。黄牛对市场是最敏感的，他们实际上就是做市商。

说到价格调整，第二个可能的误解就是价格调整就是意味着上调票价。的确，上调票价是减少需求的最简单方法，但是不一定是唯一的办法。实际上，让价格富有弹性，充分运用差异化定价，才是实现需求分流的重要一环。目前来讲，全世界铁路系统最发达的在欧洲，欧洲铁路最发达的在德国。德国的铁路基本上是深入到了村村落落，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初到德国，购买火车票时一定会被弄得一头雾水。因为它的票价太复杂了。除了一次性车票（就像我们中国的车票），还有多次票，往返票，时间票（比如日票，周票，年票等等），还有区域票，团体票，家庭票。旅游者票。。。不一而足。大家也许要奇怪：这么复杂的票价系统有什么好处呢？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想去从天津去北京拜访一位公司客户，出于节省财务的考虑，公司会让你坐火车去。因为一张火车票比开一辆专车去便宜。一般来讲，这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事情。所以，铁路公司卖给你一张往返票，这个票价比开汽车去需要的油费加路费低。但是到了周末，如果你一家人想去北京玩儿，可能你就会考虑自己开车了。因为如果四五个人一起出游，火车票价的优惠就不会那么大了。这个时候，如果铁路公司仍然希望吸引这部分客户（当然，在中国基本没有这个问题，中国铁路总是希望客户少一点），它就推出了周末团体票。一张票可以五个人一起用，还是来回票。这样一来。铁路公司通过差别定价，吸引了新的客户，也没有丢掉老客户（德国的商务出行很少在周末）。这就是一个复杂的差别定价系统带来的好处。

当然这个例子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的中国国情是：铁路不是客户太少了，而是客户太多了。特别是在春运期间。但是这个弹性的差异化定价原则是可以用到中国来的，无非我们希望它达到的效果不是吸引更多的人，而是分散原来的高度集聚的需求。比如在春运期间，我们的买票难也不是在各个线路各个方向同时成比例的难买票。一般来讲，上海到四川的车票难买，但是四川到上海的车票就容易了。实际上，如果春运是因为大量的农民工兄弟想回家造成的，而从沿海开到内地的火车必须再开回沿海的话，那么几乎可以断定：在上海通往四川贵州的车票“一票难求”的时候，从四川贵州开往上海的火车是“一客难求”。这说明现在的价格没有弹性，没有差异化，结果大量的运量没有释放出来，很多火车是在空跑！如果我们能够差异化定价，在提高由沿海向内地的车票价格的同时，大幅减少由内地向沿海的车票价格，那么也许会吸引部分民工不回家，反而把家里人接出来过年。这样一来，就可以部分缓解原来的“一票难求”。

很多人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回家过年是中国人的传统。但是大家想一想，传统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上海人过年也回家，为什么现在很多上海人过年过到海南，甚至东南亚去了呢？再次，我们不是不承认这个传统的力量。弹性定价，恰恰就是尊重了这个回家过年的传统，所以对于牺牲了回家过年的人，我们给予了奖励：你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到上海北京来看看。其实，这个弹性定价不是什么新事物，航空公司早就实现了。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铁路公司就不能实现。

另外，我们不仅仅可以从运输方向上分流需求，还可以通过弹性价格来分流需求到其他的交通工具上面。因为火车票的涨价，可能缩小了和飞机票的价差，这样，部分有钱的人会改坐飞机，或者自己开私家车回家了。

第三，说到火车票难买，我们往往想到的就是票价问题。实际上，一个人购买任何商品所支付的成本都不仅仅是金钱。现在的廉价航空公司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给予能够提前安排出行计划的人提供优惠。因为这些人其实支付了一项另外的成本，就是届时不能出行的风险。现在我们的铁道部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春节那么前后十几天，有太多的人愿意在目前的价格情况下面买票回家。我们的铁道部知道火车票不愁卖不掉，所以它规定：车票只能提前11天购买！这样的规定进一步集中了需求，制造了紧张气氛。使得大量的旅客真正面对买票难。甚至出现了通宵排队导致的非正常死亡！

如果我们能够允许提前一年或者半年购买车票，就有利于大家提前安排时间。铁路部门也可以根据出售车票的情况来安排运力。因为可以提前购票，也加大了黄牛的资金压力和风险，不利于黄牛的生存。提前购票还可以使得弹性票价成为可能。火车票可以向飞机票学习，在不同时间段给出不同的折扣。比如提前一年或半年购票的加价100%，然后每个月下降10个百分点。这样对价格不太敏感而回家需求强烈的人可以早一点按照高价购买到车票，而对车票价格敏感的人可以等待并承担买不到的风险。这和目前廉价航空的越早订票越便宜恰恰相反，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只是目的不同。廉价航空希望吸引客户，而铁路系统希望减少春运的需求。

最后，我们不能不面对的是一个补贴弱者的问题。上述经济手段调节需求的结果，简单言之，就是把票给了出价最高的人。如果我们非要在春节这个特殊时期，给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兄弟回家过年的福利。我们就需要给予他们财政补贴。但是，这种对待特殊群体的补贴票，我们很显然应该实行实名制。事实上，现在给学生的折扣票就是一个实名制售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这个办法推广到外来打工者群体呢？我们可以在售票时，要求他们出示类似学生证的异地临时居住证，加上务工的低收入证明。这样一来，也鼓励了外来打工者去登记办理这个暂住证，方便了城市管理外来人员。

言而总之，火车票难买不能仅仅归咎于一个供小于求的问题。关键是究竟有什么理由来证明现有的供给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在市场能够发生作用的时候，竞争就能够让供给者竭尽所能的提高效率。低效率会自然而然地被淘汰。但是，现在我们的铁路系统完全不存在竞争。所以，我们无法得出“现有的供给能力已经发挥到了极致，买票难完全是因为供应不足。必须等到铁路新系统建成之后才能解决‘一票难求’的情况”的结论。

所以，根本性的解决之道，在于改变铁路经营的垄断局面，引入竞争。改变“一票难求”的状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