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中的苏南产权模式：路径依赖与转型

摘要：构建一个适合产权制度框架来推动苏南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苏南产权模式的演进经历了从农村工业化到“苏南模式”以及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这两种产权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近代工商业是苏南产权模式形成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强势政府”现象是苏南传统制度和文化的惯性，苏南要依靠市场力量努力维持良好的路径依赖。苏南基层政府需要自身改革，规范民间组织发展并建立公民权利和义务对等基础上的社会资本，从而实现苏南产权模式的转型。

关键词：苏南产权模式；路径依赖；未来转型

苏南产权模式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并经常引发争论，甚至遭到质疑。近30年来苏南经济增长的奇迹，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倡导的 “产权清晰、个人选择自由和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这一个理论命题，至少在苏南乡镇企业发展的初期不符合。显然，苏南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并不是在这一个前提条件下所取得的。如何认识苏南产权模式演进中的路径依赖和基本路径？苏南未来产权模式的转型方向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制度路径依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视角。

一、苏南产权模式的历史演进

1.从农村工业化到“苏南模式”的演进

自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了较为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已经成为了我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这种传统使苏南形成了以发展实业为核心的特殊文化。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南农民便充分利用要素禀赋优势、靠近大中城市的条件和当时商品短缺的机会，因陋就简地办起了社队工业，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工业化问题。在合作化和公社化后，苏南农业得到了较大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开始形成并得以巩固。为了发展农村工业和缓解人地矛盾，一些社队组织利用集体积累资金、剩余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兴办起社队企业，它们成了后来“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萌芽。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兴起还得益于“双轨制”中的市场调节机制，一方面，苏南与内地进行物资协作，解决了社队工业原料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上海和本地大中城市的技术和人才引进到乡镇企业，在短缺经济的背景下迅速在全国打开市场，带动了乡镇企业快速发展（曹宝明、顾松年，2006）。 1978年，苏南已经有乡镇企业18511家，职工89万人，向国家纳税1.7亿元；到1985年，乡镇企业增加到28969家，职工228万人，向国家纳税13.4亿元，吸纳了苏南农村40%的劳动力（胡福明，1987：26）。

这一时期的苏南发展经验被称为“苏南模式”。“苏南模式”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利用市场和市场机制，与农业的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相适应，兴办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乡镇企业，以农村工业化推动农村经济的分工、分业和产业结构调整，多行业的内向组合与多渠道的外向开发相结合，促进了农村全面繁荣和农民共同富裕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顾松年，1990：50-80）。

从理论上讲，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产权是一种社区所有权（communal ownership），即由社区内全体成员使用这种权利，社区政府和市民都无权干涉。但在实践中，由于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产权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的社区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成的，社区政府在集体产权的形成及其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社区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了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产权。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创立乡镇集体企业，为乡镇集体企业的运行配置各种资源（包括各种要素资源和制度资源）。乡镇集体企业可以从社区积累中获得大量原始资本，可以依靠“政府信誉”从银行获得贷款，无偿或低成本地占用社区内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甚至还可以享受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从而节约了在旧体制内创办企业的交易成本。特别是，通过社区政府创立集体企业，其规模一般较大，抗风险能力也较强，这也是苏南集体产权相对于温州家庭私有产权在发展初期的比较优势所在。由此可见，苏南乡镇企业集体产权这一制度安排将农村能人（企业家才能）、社会闲散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相融合，从而跨越了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并在当时短缺经济下实现了苏南乡镇企业的超常规发展。

2.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的演进

苏南乡镇企业在整个80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推动了苏南乡村的工业化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然而，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逐渐由供给不足型向需求不足型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扩张向集约型发展转变，苏南模式中政企不分的产权制度缺陷日益凸显，再加上“乡乡冒烟”、“村村点火”的“小、散、乱”布局弊端，严重阻碍了苏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苏南模式无论是企业规模、增长方式和产品结构，还是“离土不离乡”的城市化方式，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苏南模式陷入困境。在这一时期苏南乡镇政府推行了“一包三改”（注：“一包三改”是指：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改干部委任制为聘任制、改职工录用制为合同制和改固定工资制为滚动工资制。）和企业内部审计等多项制度。但是由于这些改革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产权制度，所以，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苏南乡镇企业最不景气的时期，在外部市场不景气、内部经营机制不灵活的双重压力下，苏南乡镇企业开始突破“集体主义”的所有制框架，着手解决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的问题。经过改制，乡镇企业的产权主体由原来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转换为作为产权所有者的职工代表和私营企业主，以多元化产权主体为特征的混合所有制在苏南乡镇企业中得到了普遍的推行，出现了城市企业进入乡镇企业集团、乡镇企业进入城市企业集团的新趋势，城乡界限明显淡化，原有的社区经济产权模式逐渐被突破，农村工业也在结束了“小、散、乱”的布局的同时与改制后的城市工业一起向园区集中，城乡工业不断融合、联动发展，逐渐形成了产业的集群优势。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苏南以新型工业化为目标，充分发挥开发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使得苏南成为国际产业资本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在这一时期，苏南全面突破了以乡镇企业为主导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通过产权制度改革，乡镇企业已经不再具有原先“苏南模式”中“以集体经济为主”、“以乡办村办工业为主”、“以县乡干部为主要决策人”的特征，取而代之的是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主体，以“两个率先”为导向，以园区经济为载体，以打造现代国际制造业基地为引擎，坚持快速发展、科学发展和协调发展，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互动并进的过程中，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一体化（曹宝明、顾松年，2006）。这也标志着“新苏南模式”的逐渐形成。

“新苏南模式”是对“苏南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是“苏南模式”的重生，既体现了对苏南产权模式的路径依赖，又体现了苏南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

二、苏南产权制度形成的逻辑起点与路径依赖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涌现出许多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仅仅在东南沿海地区就出现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角模式”等，而这些不同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产权制度、产权组织结构的不同。为什么在相同的政治体制环境、相同的改革目标和政策甚至相同的国际环境下，不同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产权模式会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别呢？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传统制度和文化发展的路径依赖，造成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不同，从而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中产权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同时，产权制度变迁取决于产权现存的结构，形成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后，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形成合力，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路径依赖；另一种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后，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开始阻碍生产活动，与此制度相关的既得利益者则尽力维护，从而使社会陷入制度的无效性，进入“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徐大同，2003）。良性的路径依赖与恶性的路径依赖之间存在着多种均衡，制度演进的轨迹不是唯一的，人们可以创造一些制度安排，以维持良好的路径依赖，避免进入“锁定”状态。

1.一脉相承的近代工商业传统是苏南产权模式形成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

自宋明开始，苏南居民就通过来自四面八方的客商寻找着每一个商机，广泛吸收和消化着他们带来的商业文明，并结合苏南当时较为发达的纺织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从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苏南人就开始吸收西方文明的精髓，率先实现了从手工业向机械工业的过渡，为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也是现在“新苏南模式”能够大量吸引外资，发展外向经济的溯源。虽然后来的计划经济使苏南的实体工业发展受阻，但是善于管理的经营者还是把握时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社队工业企业。当代的苏南企业由“苏南模式”走向繁荣、又经历了以明晰产权为目的的企业改制，社区政府逐步向经营者转移控制权，并最终从乡镇企业中退出，这实际上是对乡镇企业这一特定企业组织形式进行不断调整，以提高其对整体外部市场环境变化适应性的客观要求，这一过程是由苏南农村现实生产力和各主要社会成分所形成的合力推动的自然历史过程。

2.苏南产权模式中出现的“强势政府”现象是苏南传统制度和文化的惯性

苏南自古就形成了以“乡绅自治”为特点的基层组织网，而且这一基层组织网始终没有被破坏和颠覆，历代统治者都十分倚重这个基层组织网。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原来乡绅自治特点的基层组织网变成了金字塔式的组织层，这个基层组织层不仅有效地维护了苏南的社会秩序，而且几乎控制了苏南主要的社会资源。在经济改革初期，从旧体制的薄弱环节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苏南乡镇企业，由于市场力量薄弱，发展水平太低，社会经济资源有限，客观上需要政府掌握社会资源，发挥政府力量和政权信誉来重新配置资源，这样就形成了地方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这也是地方政府促进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从而形成了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之一的苏南产权模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日趋深入，苏南乡镇企业产权制度自身机制和基层体制环境存在的先天不足使政企不分、政资不分、产权关系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企业内部活力不足，并有可能形成内部人控制。苏南曾经繁荣的乡镇企业经济患上了“国企病”。苏南人很快就认识到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巨大商机，于是开始突破“社区产权制度”的束缚，如进行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从而实现向股份制企业集团产权制度的转型。

3.依靠市场力量，努力维持良好的路径依赖，避免走向“锁定”状态

苏南经济要持续高速稳定的发展，首先要保证有合理有效的产权模式，这就要努力维持良好的产权制度路径依赖，避免走向“锁定”状态。从“苏南模式”到 “新苏南模式”的演进，可以说是维持了政府主导型的良性路径依赖，但是，制度的演进能否持续地维持在良好的路径依赖状态？这要看苏南地方政府能否解决好苏南经济的发展瓶颈。如果仅从经济指标看，苏南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苏南市场化程度并不高，民间组织发展也不足。苏南地区商品市场发达，已经建立了许多有形市场，商品流通也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但是，苏南地区市与市之间，甚至是镇与镇之间的市场分割仍然严重，生产要素的配置仍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尚未发挥出来。政府直接干预资源配置，凌驾于市场及制度变革之上，突出表现为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制度争夺资源，并进而削弱制度变迁的能力和动力，增强了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和企业、个人对政府的依赖性，导致大量资源配置到低效甚至无效的领域。也就是说，苏南地区产权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发育程度滞后于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政府主导的产权制度变迁的结果，阻碍了苏南地区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市场体制的形成。与此同时，由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引发的社会利益主体加速分化，即社会利益主体数量激增、价值多元化、权利保护和社会参与意识增强等，整个社会开始面临多重危机。如果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依赖行政强势力量自上而下的单一整合，继续维持“强政府弱社会”的局面，苏南现代化模式可能进入路径锁定状态。

三、苏南产权模式的未来转型

未来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一种既能保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能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社会总体利益的代表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统筹、协调和控制的 “强政府—强社会”模式。与之相对应的苏南产权模式应该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的产权模式，在这种产权模式下，政府不再是产权的所有者，强势政府应该转变自身角色，从市场发展的强制干预者转变为市场秩序的维持者和公平效率的协调者。在这样的产权模式下，政府与社会是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对立、相互制约又相互合作的关系。政府主要解决社会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如市场秩序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国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社会组织针对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行政低效、滥用权力等，进行有效的制约和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苏南发展模式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型。

1.基层政府必须进行自身改革，从“强势执政”转变为“理性执政”

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基层政府自身的改革，实现苏南基层政府从“强势执政”向“理性执政”、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是避免苏南经济发展陷入路径锁定状态的根本方法之一。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基本完成以后，并没有完全把发展的主动权交给市场、企业家和民间组织，基层政府依然凭借手中掌握的土地、政策等稀缺的垄断性资源，始终跑在经济发展的最前线，借助招商引资的时机，政府的权利又有再度膨胀的趋势，市场秩序、法律环境再次遭到破坏。保护好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苏南产权模式才能进入良性循环路径依赖，避免走向路径锁定状态。

2.积极推动和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制约政府权利的过度膨胀

社会生产日益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要求更加完善和发达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转系统；各级政府机构运用政府权威控制社会生活的能力也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的建立不断减弱，不得不退出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必须进入政府退出的社会生活领域。近二十多年来，虽然苏南政府为市民社会释放了一定的成长空间，民间组织在数量、种类、自主性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讲苏南地区市民社会是比较弱小的，民间组织还存在许多问题，自主性、自愿性、非政府性特征还不明显，在经济来源等方面还脱离不了对政府的依附，自身制度不健全和行为不规范等。更为致命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而不断产生出来的碎化力量，使独立、认同、合作和互助的民间组织体系缺乏成长的土壤。因此，苏南必须进一步推动和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使民间组织能独立自主地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

3.建立公民权利和义务对等基础上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而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杨雪冬，1999）。苏南产权制度改制后形成的现代产权制度的作用发挥离不开社会资本对其积极作用。随着苏南地区外来务工人口的不断增多，社会资本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目前苏南地区以血缘、地缘、单位等为载体的传统社会资本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迅速瓦解，以信任、互利、互惠、规范、网络等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本短缺，社会处于低信任度状态，同时缺乏对自我进行约束的信念和制度，交易中的诚信问题困扰着社会经济生活，交易中的金钱至上、惟利是图等导致社会道德全面滑坡。因此，苏南必须重新建构建立在公民权利义务基础上的社会资本，也就是要建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在互信、合作、自律基础上的规范体系，这也是维持苏南地区产权良性路径依赖的基础。

参考文献：

曹宝明、顾松年，2006：《新苏南发展模式的演进历程与路径依赖》，《中国农村经济》第2期。

顾松年主编，1990：《苏南模式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

胡福明，1987：《苏南乡村企业的崛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徐大同主编，2003：《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

杨雪冬，1999：《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