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贝克尔教授，祝您八十寿辰快乐——记一次经济学界

去年的11月份，我收到一封来自芝加哥大学密尔顿·弗里德曼研究所（Milton Friedman Institute）的电子邮件，邀请我参加今年二月份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庆祝经济学界的泰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的八十大寿的活动。加里·贝克尔教授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指导教授之一，并且我还曾应邀当过他的研究助理和价格理论（ECON301）的助教。他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期间感觉最为亲近的几个老师之一。2009年我从芝大毕业以后，我们还一直保持着联系。记得去年夏天我把自己结婚的消息告诉了他，他马上回复邮件表示了祝贺，还幽默地问我是否是按照他在《家庭论》一书中关于最优配对(optimal sorting)的定理选择配偶的。

曾获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美国科学勋章”和美国市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的贝克尔教授八十大寿。我知道，那必将是一次经济学界大腕云集的盛会。纪念大会的召集者就是两位声名显赫的大经济学家。一位是被公认为加里·贝克尔教授价格理论衣钵的最得意的传人Kevin Murphy, 他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后直接留校任教，曾获得Clark 奖章，目前他担任芝加大学的George Stigler 功勋讲座教授，与Becker教授长期合教ECON301。另一位召集人是贝克尔教授的长期朋友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讲座教授Edward Lazear，他曾担任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作为一名刚刚毕业且尚无任何建树的年轻弟子，我忝居如此豪华的宾客之列，未免有些自卑的情绪，就如叫化子给富豪拜寿的感觉，所以自然会有些汗颜和踌躇。但是很快我就打消了心中的顾虑，恩师八十大寿，作为弟子接到邀请前去贺寿理所应当，万不可妄自菲薄自己那一片敬师的心意。所以我决定去，而且还和太太一起去。

二月的芝加哥，大雪纷飞。就这样我在毕业一年半以后首次回到了母校芝加哥大学。我甚至还特意住在我曾住过整整三年的芝大国际学生宿舍。当年，杨振宁、李政道、林毅夫等人在芝大求学时都曾住在这里。贝克尔生日大会放在芝大的法学院举行。让我就当一次经济学界的“娱记”，记录下这次盛会的一些花絮吧。

作为主办单位的芝大密尔顿·弗里德曼研究所的所长，经济学与金融学功勋讲座教授Lars Peter Hansen首先致词。他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委员会的指导教授之一。随后是芝大的校长致开幕词。之后九十高龄的斯坦福大学胡福研究所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George Schultz作了主题发言，他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并担任过美国的劳动部长、财政部长和国务卿。他幽默地说想给贝克尔 当一次研究助理(RA)，特别就“毒品”问题建议了几个值得研究的方向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发言刚结束，台下就有经济学家举手提问题了。提问者说他有两个评论，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这时Schultz马上“粗鲁”而幽默地打断道：“我只对正面的评论感兴趣，对负面的评论不感兴趣”，引起了听众们的一片笑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众都开始意识到，今天这次庆祝大会也注定将会变成一次经济学界的“华山论剑”，所有关于经济学的发言者都将会面临与在芝大经济系的workshop报告学术论文时同样的风险。在结束了与听众的提问回答之后，Schultz再次幽默地对贝克尔教授说：“虽然你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但是在我这个九十岁的人眼里，你仍然是一个充满朝气、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我们等待着你做出更大的成就。对了，下次什么时候你需要找一个RA，别忘了找我。” 贝克尔教授同样幽默地回答说：“好的，George，下次我如果再需要寻找每小时支付15美元工资的RA，我会考虑你的。”

接下来是一组讨论，主题为现代经济中市场的作用。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学家们对这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普遍的深刻的反思。发言者为芝大曾经的教授、现为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的宏观经济学家Robert Barro， 芝大商学院的宏观经济学讲座教授Steven Davis，和芝加哥大学的杰出校友和校董Sanford Grossman。Grossman曾担任芝加哥大学和宾大沃顿商学院的宏观和金融学教授，并曾获得过Clark奖, 但后来转而从商，变成了从事巨额资产管理的大富翁，这对于经济学术界来说无疑非常可惜。Barro教授在发言中对比了南北朝鲜，以及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大陆。他并没有唱中国经济的赞歌，还预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不久就会降下来。在他看来，中国仍旧是一个缺乏自主创新的经济体。他毫不客气地公开举例说，你看，世界上这么多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中，来自中国的寥寥无几。

在午餐会上，作为承办这次活动的芝大法学院的院长首先致词，他回顾了法学院与经济系深厚的历史渊源。是的，其实这些并不需要介绍，因为在这里创办了《法律与经济学杂志》，而且在法学院任教的有1991年经济学诺奖得主Ronald Coarse，弗里德曼的内兄 Aeron Director, 以及 大法官Richard Posner等等法律经济学界的泰斗，这些就已经足以说明了一切。随后做午餐会主题发言的是捷克前总统，经济学家出身的Klaus先生。他详细地回忆了捷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芝加哥学派观点对改革各个阶段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智力影响。 显然，Klaus本人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非常崇尚芝加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观点。后来他越讲越激动，甚至当着在座的前哈佛校长Larry Summers 的面说：“对不起，Larry，我想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要比哈佛的更好”。

午餐后，我在芝大的博士论文导师之一的Roger Myerson教授和我“忿忿不平”地说：“这个发言太激进，是过于激进了。”我笑了笑，当然理解，因为Myerson教授本人就是哈佛毕业的，他在那里花了六年时间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所有学业。他2007年因在“机制设计”方面的基本性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所研究的主要领域就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市场缺陷和相关激励机制问题，比如讨价还价和拍卖问题，还包括在政治过程中的各种信息经济学问题。他对于市场机制的局限性自然有很多话要说。

下午首场小组讨论的主题是当代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和政策研究。发言者包括担任过小布什政府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Edward Lazear， 曾担任过克林顿时期美国劳动部长和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时期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Larry Summers, 还有曾在美联储担任过governor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金融管制方面的著名学者 Randall Kroszner等人。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曾获得Clark奖的宏观经济学家Summers总结了一下做经济政策研究和学院派学术研究的三个主要区别。第一，在选题上，学院派研究课题是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自己选的，而在做政策研究时所要研究的课题常常是现实世界自己直接呈现出来的，比如这次金融危机，而不是由研究者自己挑选的； 第二，学院派研究在研究时间上更有自由度，而政策研究时间往往更紧迫，更具时效性，常常需要研究人员在短时间内就必须提出具体的操作建议；第三，学院派研究可以集中论述一个观点或者一个经济学机制，只要把这一个观点或者机制说清楚就可以了，而政策研究通常为了稳健，避免偏颇，需要同时考虑现有研究中的各种观点然后做某种折中和综合。

在这组讨论中，另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发言者中同时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前后不同的执政党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以对于不少经济学政策双方正好持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在他们的发言和礼貌的交锋中很快地就体现了出来。Randall Kroszner在发言过程中，当他提到某个专业性非常强的数据时，台下突然有个女学者大声指出来说：“你这个数据错得离谱！”随之两人展开了学术交锋。这种“听众闹场”的场景，尤其还是在祝寿的喜庆日子，若在别的地方很可能都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是在芝加哥大家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接下来的一组讨论主题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突破”。发言者为四个正当壮年的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其中有两位是芝加哥大学教授，Kevin Murphy和Steven Levitt，另外两位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Andrei Shleifer和 Edward Glaeser。由Murphy做主持。他介绍Steven Levitt时说他是芝加哥经济系的“宠儿”(a favorite son)。的确如此，他在芝大两年内就升为正教授，35岁时就因为在经济学“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方面的杰出研究获得了Clark奖，所写的经济学科普畅销书《Freakonomics》风靡全球，现为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功勋讲座讲授，并担任加里·贝克尔研究中心的主任。在介绍Clark奖得主Andrei Shleifer时，Murphy说当年他们俩都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同时做助理教授，那时他们经常一起讨论如何才能当一名好的经济学家，直到后来“他变了”。引起台下一片笑声。Edward Glaeser也是芝加哥的荣誉“产品”，读博士时的导师正是加里·贝克尔教授。

Steven Levitt在发言中特别提到，在以前，经济学家只是经济学数据的消费者，如今经济学家可以自己做各种试验，变成了数据的创造者和提供者。他特别提到并赞赏了芝大同事John List在“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的开创性工作。Andrei Shleifer则主要讨论了“实验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课题，这方面的研究在哈佛非常受到推崇，但是芝加哥经济系对此研究方向显得相对比较保守和冷淡。Murphy教授直言不讳地评论说，与研究个人心理方面的经济学相比，他更加相信并主张研究市场力量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这是价格理论的核心。由于台下的听众自然绝大多数都是芝加哥学派的，所以Shleifer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但随后Edward Glaeser则更多地为他的哈佛同事Shleifer帮腔，并且试图调和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整个讨论刀光剑影，非常精彩。坐在前排的Gary Becker教授随后发言，对所有这些研究都显得比较包容。

很快就到了晚宴时间。Lars Peter Hansen教授介绍了做晚宴主题发言的芝大经济系功勋讲座教授，2000年度诺贝尔奖获得者James Heckman。Heckman教授的演讲题目很简短也很震撼，就叫“GARY BECKER”。发言伊始，Heckman就在幻灯片上放了两张照片，一张是牛顿，一张是贝克尔，两人在照片中的姿势恰好几乎一模一样。Heckman问道：“大家说说看，这两个人长得难道不像么？”全场笑声和掌声。Heckman教授接下来开始了热情洋溢凶猛无比的 “爆料”，从贝克尔小时候的照片，再讲到贝克尔为什么选择读经济学。说当年贝克尔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开始非常喜欢数学，但是他渐渐地发现他的本科室友在数学上要更有天赋（事实证明，那人后来变成了一个赫赫有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所以后来兴趣就逐渐转到经济学上，从此不可自拔，经济学天赋迅速显现出来。Heckman教授甚至收集到了当年贝克尔申请芝加哥大学读博士时他在普林斯顿的老师们给他写的推荐信，还有贝克尔博士毕业找工作时他的芝大导师们给他写的推荐信。从这些推荐信中我们很快看到了众多世界著名的资深教授当时就对这个年轻人极其赏识并寄以厚望。在发言中，Heckman教授还播放了很多很多关于贝克尔教授和芝加哥学派的老照片，包括他年轻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照片。照片中有不少衣着随便发型幽默的年轻学生，如今都已经是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大家了。Heckman教授说，你看，Gary无论走到哪里，在他的身边始终聚集着一群优秀的学者，来自各个领域。一场本来计划60分钟的发言，Heckman兴高采烈地讲，不知不觉间居然整整讲了两个多小时，显然他为此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听众们也都是听得饶有兴致，都忘记吃饭了。

接下来Richard Posner教授发言，其中自然要说起他和贝克尔教授联合撰写的经济学博客。显然，包括所有参会人员在内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博客。他们俩每次先有一个人就某问题发表看法，然后另一个人再就此提出自己的论点。互相轮流。Posner教授在圈内被公认为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据说在他担任大法官期间他的很多判例都被作为法学界的经典案例写入了教科书。他谦虚地说，写博客每次轮到贝克尔出题时，他就像一个刚被布置了作业的学生那样紧张。

晚宴结束时，贝克尔教授的太太也作了发言，她是一位历史学家。她说起了当年和贝克尔谈恋爱时的一些趣事。当时她有个闺中密友，此人并非经济学家但是对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非常厌恶，称那是“法西斯”社会理论。有一次，贝克尔夫人，当时还是女朋友，在自己家里办了一个派对，有很多人参加，自然也有她的这位“闺密”，贝克尔作为男朋友也参加了。派对结束后，这位“闺密”对贝克尔夫人充满遗憾地说：“真不巧，今天我居然没有见到你的那位经济学家男友。”

贝克尔夫人说：“这怎么可能，我看见你们俩今天聊了一个晚上！”

“闺密”大为惊讶地说：“什么？就刚才那个人？可是他和我讲的都是结婚、家庭、生孩子、宗教等等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怎么可能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贝克尔夫人笑着说：“是的，他正是我的男友加里·贝克尔。”

从此这位“闺密”彻底地改变了对于经济学和芝加哥学派的看法。听到这里，我们都会心地笑出来。是啊，加里·贝克尔可是被世人称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者”的。

作为晚宴的高潮，将近十位大经济学家轮番上台致祝酒辞。“To Gary!” 全体起立，掌声响起，久久不息，庆祝大会圆满结束。

贝克尔教授第二天在自己的家里又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宴会。结果我和太太是第一个到他们家的。贝克尔教授很亲切地向他的夫人介绍我，还特意加了一句“Yong和Lucy是新婚呢”。在那里，贝克尔教授又详细地询问了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情况，并就“北京新车车牌需要摇奖”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知道，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巨擎，他一直在关注着中国。

我很高兴，贝克尔教授不仅是芝大的教授，而且还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正式的客座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荣誉教授，并且还访问过香港科技大学的经济系并在那里教过课。与太太一起在挑生日礼物的时候，我还意外发现我和贝克尔教授的生肖也一样。我想，若非自己心理上感觉亲近，否则我是不会这么敏感地发现和刻意地寻找我和贝克尔教授的共同点的。前几天，我太太参加世界银行职员家属联谊会的一个活动，每个人都被要求说出自己最喜欢的诺贝尔奖得主。我太太是学工科的，从来没有读过经济学，但是却毫不犹豫地说：”是加里·贝克尔”，还向大家滔滔不绝地介绍他的经济学贡献。我听后不禁莞尔。是的，我曾送给太太一本贝克尔教授的经济随笔集。而且，心理上的“亲近感”大概在亲近的人之间是最容易传染了。

贝克尔教授，学生我和我太太再次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011年4月11日

于华盛顿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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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世界银行访问学者。电子邮件：yongwang@ust.hk 。个人学术主页：http://ihome.ust.hk/~yong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