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金融学的危机

世界经济刚经历过放任自流的监管导致的金融危机，难道还仍坚持政府不要监管吗？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西方传统金融学的危机。然而，这场危机并没有唤醒西方学术界。

众所周知，这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微观原因之一，是美国监管层在西方主流金融学派影响下，对资本市场过于放任自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商学院教授米勒(Merton Miller)说过，“美国证监会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是把自己取缔，因为他们干不了好事。”米勒的观点虽有点夸张，但作为传统金融学创始人之一，他代表了西方金融学主流观点：资本市场是理性的、有效的，证券价格不会错，更不会有资产泡沫，因此监管层不需要担心泡沫风险。另外，市场有自我约束机制，不需要监管层保护投资者，骗人的行为逃不过理性市场的雪亮眼睛，因此无利可图。不难想象，经过几十年金融学教育，“市场永远正确”这种观念已深深扎根于资本市场和监管层。

在宏观层面，美联储也几乎从来没有主动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几十年来惟一特例是格林斯潘在1996年年底用“非理性繁荣”来表达他对股市泡沫的担忧，导致股市大跌，引来金融市场人士与学术界(包括伯南克)的尖锐批评，指责他不该怀疑“市场的智慧”。在此压力下，格林斯潘再也没有公开评论资产泡沫。

不仅如此，在1997年次债危机过程中，美联储根据宏观预测模型也常常表示金融与经济问题不严重，会很快好转。然而，美联储所依赖的模型根本就没有考虑资本市场，因此也无法预测此次从资本市场爆发的危机的严重性。为什么美联储的模型没有资本市场？因为学术界一直假设资本市场是理性的，对宏观模型没有影响。

当然，很多西方学者(包括本人)已经摈弃了传统的理性市场理论。近年来，研究市场非理性的“行为金融学”理论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同时通过大量数据和理论证明了理性理论的缺陷。但遗憾的是，由于传统学派的惯性优势，行为金融学一直没有占据主流，更很难影响监管层。此次金融危机中，无论是由15位金融学者撰写的“斯夸姆湖报告”(Squam Lake Report), 还是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Bill)，都只字未提金融泡沫或者价格错误的可能(虽然逆周期资本监管条款已部分反映了对资产泡沫的担忧)。可见，即使资本市场在十年内就经过两次重要泡沫破灭，现在主流学派还是压倒性的迷信市场理性，恐怕西方学术界要发生根本转变还需要很多年。

在国内，监管层与学术界往往站在对立的极端。一方面，中国资本[4.90 -2.78%]市场明显的非理性，监管层对市场的过度怀疑与约束。同时，学术界的主流思想又过度迷信自由市场，反对监管层对市场的任何干预。两方缺乏有效沟通，丧失了很多探讨合理优化监管的机会。

在我看来，以上这两种倾向都不对。毫无疑问，国内监管层应该在严格打压违规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同时，逐步让市场更自由，锻炼得更理性、更成熟。即使现在不能轻信市场理性，也要松手与引导市场往理性的方向建设发展，否则对低效率的市场进行严格限制与约束反而无利于市场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

但是，主流学术界的极端思想也不对。世界经济刚经历过放任自流的美国监管导致的金融危机，有人仍然坚持政府不要监管，仍然一味重复照搬错误的西方传统市场理性观点，未免显得迂腐和脱离实际。用一个错误的极端去反驳另一个极端、对政府的过度监管采取矫枉需过正的应对方法，反而丧失了自己的客观公信力。只有通过立足于实践的客观理论，才能探索到适合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合理监管与建设之路。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美国经济评论》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