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解释：清王朝是如何覆灭的？

居住在内陆的人依靠的生存方式是种植业，种植业需要稳定的自然气候，也需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勤劳品质，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安分守纪，吃苦爱劳的性格特征。同样的，居住在沿海地带的人依靠的是打渔撒网来维持生计，海潮的潮起潮落，台风的肆无忌惮，使得这些渔民养成了敢闯，接受新事物，愿意挑战的做事方式。如果一个内陆人迁徙到沿海地带生存，那么种植业的本领就失效了，于是他必须学会渔民的抗风险能力才能生存下来，于是文化发生了改变，因为人的做事方式，思维方式都需要改变才能适应新的环境。

怎么理解呢？那就是种田的人为什么要迁徙到沿海地区当渔民呢？是因为他发现做渔民可以让他获得更大的利益，让他的生活条件会变得更好，所以就有了选择，如果当渔民不能给他带来利益，那么这种转变就不会发生，文化也就难以改变。所以，我认为文化永远是利益下选择的产物。

我们为什么要讲诚信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一个人，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没有诚信时最后大家都是双输。我们为什么要教育孩子孝敬父母？是因为家庭没有孝，整个家就会乱，就会不稳定，最后是家不成家。为什么我们要提倡仁爱之心呢？是因为我们在遵循这些道德伦理时，我们会获得最大的好处，家和万事兴就是这个道理。

农耕文化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背后也是一种产权制度的安排

既然人会做选择，且会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农耕文化与量化管理之间的关系。中国缺乏量化管理，是因为背后的农耕文化滋生出来的王权治理结构下的能人体制所致，也就是从人治到法制（量化管理）没能转变过来，所以中国的科学传统就没有了落脚之地。但人治的背后是什么呢？又是什么阻碍了“数目字管理”的出现？

存在就是合理的，农耕文化之所以能够持续存在下去，从人的选择角度来看，一定是这种文化可以带来利益，否则就不可能持续这么久；同样的，量化管理没能出现，一定是量化科学带来的利益没有农耕文化的大，否则这种转变一定会出现（农耕文化到量化科学），这样看当然没错，凡是没能转变的文化，我们都可以将其看成是利益的不足。这就成了套套逻辑，这也不足以解释量化管理没能形成的原因。

利益是选择的前提，它解释的是选择的结果，但是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这要从产权角度来看待，因为利益的背后是产权制度的约束，也就是利益来源于对产权的保障。一个人选甲而不选乙，是因为甲的利益大于乙，这是选择的结果，但是为什么甲的利益会大于乙呢？是因为从甲处可以获得对利益的保障，这就有了产权一说。也就是人们在追去利益的同时，并不是哪里有鱼打，就奔向哪条河，有的河里明明有很多鱼，但是即便你去了也未必能打到（就如同大家都知道做房地产很赚钱，但是如果没有政府关系（代价）就拿不到地，这就是一种对利益的约束，有了约束，利益才会有保障，即这种利益属于有政府关系背景的人）。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东西供人无偿的使用，一个社会一定会有竞争，你可以看到馅儿饼，别人也可以，于是人与人之间就要竞争，而竞争一定有输赢，只有赢家才会拿到最大利益。而如何保障竞争的公平性呢？即让有实力的人胜出，这就有了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用来约束竞争的，从而保证个人的利益，通过这种制度的约束，从而确保付出（代价）与收获（利益）的可预见性。正是因为这种可预见性才会导致人有了选择性。

也就是决定人的行为表面上是利益，但是利益的背后则是对利益的预见性，而这种预见性则是产权制度完善的结果。

中国农耕文化下的帝王统治与权力结构

从这一角度我们来看农耕文化，中国农耕文化下滋生了帝王统治和人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人的利益是受权力支配的，是由王权统治下的权力分配（按人头划分土地，按人头缴纳赋税），竞争的规则是权力，是由官吏决定，所以古代历来是以“学而优则仕”为竞争规则，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获得更大的利益，唯一的途径是做官，有官才有权，有权才有利。官上有官，权力被王权分为九级，最小的则是九品了，又称九品芝麻官。这就是帝王统治下的产权制度，个人的产权是一种权力支撑下的人治体系，是一种以权力为竞争准则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产权制度中，一个人的利益不是由自己的劳动或产出决定，而是由获得权力的多少决定。

但是权力是一个怎么样的游戏规则啊？权力本身的游戏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力量的对抗，因为决定权力的大小是看下面有多少服从的人，从一品到九品的官员，每一级别的管辖人数，地域大小都是不同的，谁掌控的数量多，谁的权力就大。从九品爬到一品官员，前提是有具备极强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获得提拔是需要得到上一级官员的赏识，是因为提拔（获得权力）是由上级官员决定，如何获得赏识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服从上一级，成为上一级权力的忠实分之，成为他的亲信，所以决定权力大小的核心能力不是治理社会，而是人际交往能力。

因此权力本身的产权制度（权力的保障）是一系列笼络人脉资源的交际能力的竞争，交际能力强，获取的权力就越大，最后官就做得越大，自然自我利益的实现就越多。

这就是为什么农耕文化很难从人治转向为法制，缺乏量化管理的原因。因为量化管理是一种科学管理，是一种强调制度与流程的管理方式，而人治呢？则是能人体系，是艺术体系，是个人取代流程，人取代制度的模式，它跟量化管理恰恰相反，有人治的地方，制度一定失效；制度力强的地方，能人就难已起决定作用，人治就实现不了。

所以，中国没有量化管理，是因为在农耕文化下的人治体系长久的存在，而能长久存在是因为农耕文化可以给当政者带来很大利益，否则农耕文化就会改变或转移。在一个人治社会下，能人（官员）获得的利益是最大的，少数人掌控着国家的财富分配。要改变这种权力制度，唯一的办法就是推翻帝王的统治地位，所以中国的皇朝更替永远是不断的起义和革命的血泪史，一朝天子一朝臣，长江后浪推前浪，平民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为了巩固自己的产权，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自己做皇帝，重新分配利益。

清王朝的覆灭——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

那么什么时候中国的量化管理会出现呢？那就是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法治取代人治，产权制度有了转变的时候。也就是西方在工业革命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给中国等东方国家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于是在19世纪末，一些留洋归国的民主人士，高举《三民主义》的旗帜，从而推翻了几年的帝王统治。当这种帝王统治推翻后，另一种产权制度就出现了，只不过当年一些民主人士过于片面，全盘西化，导致国家出现了混乱局面，这种混乱本质上是人的利益没能得到保障，变革的失败是因为背后的利益不明朗，脚差一棋。而此时的马列主义乘虚而入，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以打土豪分土地为阶段性利益分配，从而实现了一场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只可惜，这种按资排辈，等级权利分配的制度安排忽视了一点，那就是高昂的交易费用和对人的生产力的高度浪费（大锅饭），最后依然是贫困潦倒。

直到近30年改革开放的到来，打破这这种论资排辈的权力等级制度，以私有产权为竞争的游戏规则，生产力才暴升，滋生出巨大的财富，也催生了新的文化，那就是量化管理的出现。尽管不成熟，比如中国的官商问题，法治的不健全，这些都是量化管理的初级阶段的体现。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法治在不断完善，我们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社会的公开，透明的机制在不断进步，所以只要产权制度改变了，中国的现代文明，法治社会一定会到来，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要真正能够实现西方那种自由，民主的国家，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商业化洗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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