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

华尔街金融危机引发自193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世界性经济大衰退。关于这场危机的根源，人们从多种角度进行了解读。无疑，解读视角不一样，关于危机的影响及未来经济之增长前景的判断也会不一样。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来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关于危机根源的解读和危机未来影响的分析就是一个关系经济增长前景的重大问题了。

美国长期是一个高消费、低储蓄的国度。人们甚至怀着一种骄傲和羡慕的心理把美国人民的这样一种借钱消费、提前消费的生活方式称作美国文化。这个生活方式建立和维持的机制是：一方面，柏林墙倒塌使得超过20亿的廉价劳动力走入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制造业从高成本经济体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快速重新配置，结果是全球贸易增长速度两倍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工资和商品价格，而美元作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被世界其它国家所需要和储备，尤其是柏林墙倒塌后转轨国家产生的巨大增量需求，与此相对应，产品和劳务则从世界其它国家流入美国，又进一步保证了美国的商品供给和价格稳定，从而美国可以长期实施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而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在长期的低利率扩张货币政策下，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加之美国政府为了“居者有其房”而让“房地美”、“房利美”部分地承担了消费者的购房风险的推动，致使房地产市场产生了巨大的泡沫。在资产价格不断上升（泡沫膨胀）的过程中，美国人民以房地产做抵押获得大量流动性以支持超过其真实收入可以维系的消费水平，高消费、低储蓄的美国生活方式于是产生并得以维持。又由于有了以美元为国际中心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撑，美国的负债生活方式得以较持久地维持。

理论上，任何家庭和个人都不可以长期地负债高消费。美国家庭和个人的高消费，应该由资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来得到解释。理论不允许有例外，任何家庭和个人的消费都是依赖于其收入的。只不过，美国家庭和个人依据的是包含了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来安排消费的。不考虑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美国家庭和个人就表现出高消费、低储蓄，甚至是负债高消费。但实际上，考虑了包含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美国家庭和个人的高消费、低储蓄就可以得到解释。当然，经济的制度安排不一样，发展水平不一样，消费倾向是可以不一样的，因此高与低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长期的负债高消费除非用系统性的收入幻觉来得到解释，否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不只是资产市场存在累进叠加形成资产泡沫的机制。在实体经济市场上同样会产生累进叠加的后果。依据包括资产泡沫所产生的虚假收入在内的总收入来消费，这本身会导致短期的经济繁荣，现在的繁荣又提升未来收入预期，进一步增加消费，这就形成了一个累进叠加效果。资产市场、实体经济市场以及两个市场之间如此累进叠加的结果必然是经济的短期巨大繁荣。这就是上一轮世界经济整体繁荣的背后逻辑。过去二十年，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实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受其带动的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个非常态的高增长。

非常态扩张总是有尽的时候，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迟早是要破裂的，美国消费扩张的资金链断裂只是时间问题，或迟或早，金融危机是一定要爆发的。一定意义上，华尔街金融风暴就是这种非常态经济增长的终结。金融危机本质上乃是经济非常态增长向常态增长的强制回归。危机主要不是经济现在出现了错误，而是经济过去出现了错误。经济向下调整并不是坏事。当然，经济在向下调整的过程中，也会有累进叠加效应，容易产生过度调整，引发长期衰退。因此在经济向下调整发生衰退的时候，需要有政府的干预，但是又要防止干预过度。

华尔街金融风暴之后，美国消费大幅回落，而储蓄率则已开始上升。问题是，这种消费回落和储蓄率上升是暂时的呢，还是长期的？美国的消费还会达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吗？由于再也没有几十亿的增量廉价劳动力一下子进入到全球贸易体系，而IT革命对于供给效率的改进已经进入成熟期，稳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人工资和商品价格的这两个条件不再具备，这样，货币扩张在带来资产价格上升的同时将快速带来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即使在危机和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实施的庞大的刺激计划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以来，与全球股市持续反弹相伴随，大宗商品价格节节攀升。在实体经济依然萎靡的情况下，通货膨胀预期已然出现。这将最终制约货币的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增长。

长期里，美国消费将回归正常状态，世界经济也将回归常态增长水平。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而由于软预算约束，中国本来就产能过剩，问题于是愈发严重。

给定上述约束，开发国内消费需求就变得至关重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改革医疗、失业、养老等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当然会增加消费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没有了像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短期里，政府也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但长期中，投资又会变成新的供给，而能够找到的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的投资领域并不多。基础设施的投资由于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作用也不会显著。

长期中，制约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仍然是收入增长，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这首先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的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越来越困难。其次，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但今天的经济本质上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即是说，广大众下层人民收入之提高，是依赖于外需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制造品的吸收的。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上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今天举世都在发展经济，又有众多前计划经济国家转轨市场经济，参与到世界经济的竞争中来，全世界有几十亿的劳动力在参与竞争。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劳动成本大幅上升，已经高于好些周边国家，而且制造业在为我们带来高增长的同时，其高污染、高资源消耗的弊端也日益凸现；另一方面，由于我们不恰当的立法和政策，我们的劳动市场正在失去弹性，这使我们很容易丧失过去赖以发展经济的劳动密集工业优势。

还是那样的看法，由于软预算约束之故，中国经济短期里要保8并不是问题。但是长期里，无论从需求方面，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6%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

对于一个因为制度约束而产生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失衡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和调节，而必须要通过改革解决产生软预算约束的制度基础。未来中国经济的问题是要刺激国内消费，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刺激消费的问题。不解决软预算约束，投资冲动就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就不能解决；不解决软预算约束和其它压抑消费的体制性障碍，消费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刺激。在产能过剩和国外吸收由超常增长向常规增长回归的情况下，过度的财政扩张可能使中国经济再次陷入通缩的境地，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双重过度扩张则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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