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重建中国式商道

金融危机当下，中国是继续做世界商业链条上的一环，还是在融入世界生产线的同时，构建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链条

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说过，经济衰退会令资源重新分配，流向“有想法的企业”，为企业提供巨大的战略发展机会。事实上，经济萧条时期，也正是一个国家内省的时候，反省错误，寻找机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就认为，此次金融危机，让中国自身最严重的危机浮出水面，那就是没有自己的商业系统。

温州一瞥

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出口最先受到影响，长三角、珠三角大量的出口代工企业倒闭，数千万工人失业。

2008年，周其仁在温州实地调研，接触了很多做出口的企业。企业普遍反映，从2008年初开始，就接不到订单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工人、原料闲置着。面对市场的突变，企业无能为力，不知如何应对，只能干着急，他们不知道客户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去找。

周其仁和温州红蜻蜓鞋业的董事长钱金波谈到了这个问题。红蜻蜓原本主打国内市场，2001年左右完成了转型，主要做外国品牌的代工。红蜻蜓式的转型在温州比较普遍。之前，温州老板都是主打国内市场，采用后厂前店的模式，这是温州商人发家之根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际大品牌长驱直入，他们拿着大额订单主动找过来，寻找代工企业，他们要求代工企业把自己的业务停下来，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的设计做他们的产品。钱金波说，做代工的毛利率虽低，可是利润总量很大。对企业来说，做代工不费劲。很多时候，交易双方甚至不用见面，只要几个电话，几个传真，就可以开工，货款两清。

久而久之，温州商人们逐渐放弃了后厂前店的老路，靠订单生存，日子过得不错，做起来也轻松。但当危机来临时，他们除了等，就是不知所措。

在分析中国出口企业的问题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出口的产品附加值太低，没有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没有自主品牌，导致利益厚的部分掌握在欧美人手里，中国尽做苦差事，应该提倡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而周其仁认为，商业网络才是战略资源，开辟商路才是战略能力，才是真正的创新。在他看来，中国很多企业已经被拴在了国际商业网络中的一个环节上，除了少数几家中国公司努力去开拓自己的网络，多数都是借用已经形成的网络。中国企业中，大概就联想、海尔、TCL在开辟商路，“无论结果如何，他们起码试图在国际上开拓商路”。

“做世界流水线上的一环，远远比自己搭建一条流水线容易。但此次金融危机应该让中国人明白，没有自己的商业网络是多么的可怕。”周其仁说：事实上，金本位货币时代结束之后，在纸币时代，世界经济就不停地大起大落，每一次的经济萧条都是通货膨胀引起的，而经济萧条时期，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采取救市措施，就埋下了下一轮通货膨胀的祸根，循环往复。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进入这个循环之中。这是中国的不可控变量。中国的可控变量是，中国是做世界商业链条上的一环，还是在融入世界生产线的同时，构建一条属于自己的商业链条？

眼下，中国自有的商业链条就将消失不见。

中国商人开拓商路的能力在退化

周其仁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外向依存度居然高达百分之六七十，这是极度不正常的。“全世界都说，中国有世界上潜能最大的市场。可是这个市场是断壁残垣。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商业环境有很大的进步，但与国际市场仍有很大的差距。做代工依托现成的国际市场，中国商人拿到订单，只负责生产，香港商人有全球分销系统，有金融服务支持，产品很容易就卖出去了，而且，香港商人可以截取相当高的利润。中国人牺牲了环境、牺牲了资源，把价廉物美的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出去，中国融入了世界市场。但是中国人既没有获得高利润，也丧失了开拓商路的能力。”

周其仁认为：中国人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支持着美国人，对中国自己却是利弊各半。2008年，全球通货膨胀达到顶峰的时候，股市、楼市暴涨，石油140美元/桶，但是美国的CPI没超过5%，因为美国有大量的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产品，物价不可能抬高。然后，中国人用血汗赚来的每1块美元进入中国，就会有8块人民币进入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流通性很容易过剩。这些钱就变成一个分分秒秒都承受巨大风险的投资压力。整体而言，目前，这个圈是已经走到了发展的瓶颈期。

钱金波还对周其仁讲了一段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个温州商人20多岁创业；30多岁，开始经营前店后厂的营销系统、代销店，小有成就；40岁的时候，他变成一个外销商、生产商、OEM代工商；八年以后，国际市场收缩了，订单没有了，他已经快满50岁了，还能重新做回前店后厂吗？“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已经干不动了。”

中国企业家开拓国内市场的能力在退化。现在，国际公司正在努力开拓中国市场。周其仁有一次去贵州，发现在贵州普通的小城市，仅有的几家4S店都是欧美品牌，4S店可能是中国人承包的，但很少有中国人去开发商业系统。当然，也有人把国内市场开发得很好，比如房地产企业。

要重建中国的商业系统

很多出口企业也试图转战国内市场，但是，转得并不轻松，甚至苦不堪言。“干吗见人要作揖，要送礼？”这些企业已经不适应中国文化了。

在国内做生意比做国际代工难得多，国内市场的交易费用比国际市场要高得多。远大集团董事长张跃就说，在远大，6个国际业务员做成的业务量等于220个国内业务员做的业务量。所以，很多商人宁愿做毛利低的出口生意。

周其仁说，究其根本，是中国体制的问题。举例而言，现在金融危机了，“家电下乡”，政府才给家电企业减税。很多人说，政府在补贴家电给农民，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出口才能退税，为什么内销就不退税呢？为什么下乡可以退税，在城市就不能退税？这是税收制度上对国内市场的歧视。其次，中国政府的服务比国外差得远，在行政审批、金融支持等方面都做得不够。第三，国内做生意太复杂，要喝酒、拉关系。做出口商人没有什么喝酒的，人都没见过，发传真就可以做。中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要让做国内的生意与做出口生意一样容易，中国就进了一大步。

周其仁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不调整是不可能的，在人才结构上都可能要“长江后浪推前浪”，会有一批“敢打”的人出来，“像过去那样，光会数钱的不行。”“中国这个时代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建立中国人自己的商业系统。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商务、商道、商业系统，有了商业系统，才能把我们的人力资源转成商品、转成产品，倒过来转成就业、转成税收。形成商业系统之后，中国经济就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而是技术的改变，这才是经济增长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