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洗牌是中国战略机遇

[ 中国今后仍应遵守国际规则。但面对重订国际规则的难得机遇，也要当仁不让，适时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订，争取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发生对我们有利的改变 ]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已经逐渐演变成一次全球性的大危机。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次危机很可能是百年未遇的大危机。如果格林斯潘的判断是准确的话，那么这次百年未遇的危机的产生，就一定有百年未遇的原因，并出现百年未遇的结果，同时也可能会带来百年未遇的机会。这次危机将会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国际经济规则的重新制订。中国可以审时度势，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订，改变现存的对我不利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为中国未来三五十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如果这次危机真的是百年一遇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过去的100年来，美国与世界上发生的大经济危机有什么特点，对我们今天的危机又有什么启示。

100年来，世界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不胜枚举，但最大的一次危机还非1929年美国的大衰退莫数。那次危机对美国以至世界经济的破坏之大，确实令人触目惊心。从1929年10月到1933年9月美国工业产值与国民收入锐减了一半，商品贸易则减少了三分之二。美国有5000家银行破产。失业率高达25%。每四个就业的人就有一人失业。美国的GDP一直到二战开始时的1939年才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美国的股市更暴跌了85%。道琼斯指数一直到30年后的1957年才又回到1929年10月的高点。

1929年美国经济大衰退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也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国际贸易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跌到1933年的242亿美元。希特勒的上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这次大衰退不无关系。

尔后，美国与世界经济又经历了多次的危机。近30年来，有1972年到1979年的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89年美国的储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的纳斯达克崩盘造成的危机等。但历时、影响范围，都不及1929年的大衰退。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找了一批专家对17个发达国家在过去30年来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113次金融危机与动荡的情况做了一个总结。他们把经历过的危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商业银行被卷入的危机。另一类是仅限于股市或外汇市场的危机。他们的研究发现，有银行卷入与没有银行卷入的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损失平均要大2~3倍，而衰退的时间要长3~4倍。

大危机后的大改革

历史经验说明，人类要解救自己，大危机的后期都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是因为一个国家陷入大危机都跟在体制上或机制上存在着巨大的缺陷有关。不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这个国家的经济走不出危机。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危机出现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社会上的改革共识，才有可能推动深层次的改革。

以1929年的大衰退为例。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以后，迅速地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改革的措施。从1933年3月至6月，罗斯福政府使国会通过了70多项法案，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克服危机的经济金融措施，史称“百日新政”。在很短的时间里，美国成立了证监会，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了《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尽快恢复国内生产；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公共工程署，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地方政府赈济贫民和失业者。1935年罗斯福政府又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案》、《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与《公用事业法案》等专门法律，保护工人的权益。1929年的大衰退还促进了凯恩斯主义的成熟，推动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是凯恩斯收入与就业理论头一次大规模创造性的成功预演。

现存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三大弊端

这次的金融危机，同样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而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需要对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表面看，美国华尔街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由于次级抵押贷款危机、金融过度以及美联储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美国人长期存在的超前消费、借钱消费方式造成的，与现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有关。

现存国际金融体系有很多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至少存在着三大弊端：

一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流动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但对资本流动的监管却是每个国家各自为政的。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却高达14%。今天，仅全球金融衍生品交易总额就高达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GDP总和的8倍多。

这种监管模式，就难以实现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各国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还竞相放松对企业的监管。特别是对那些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产品，监管的力度就更差。

二是1971年以后，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变，美国的货币政策不再受约束。于是，当美国与世界的利益一致时，它会做出好的决策，当美国与世界的利益不一致时，它只会选择对本国有利的政策。这就造成美国能够超前消费，同时却不受制约。美国消费者借债消费，共有 9150亿美元的信用卡债，1.5万亿美元的汽车和其他消费债以及10万亿美元住房抵押债，几乎等于美国一年的GDP。更加上美国政府的近10万亿美元债务，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蕴藏着巨大的危险。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美元为核心，由美联储肩负美元货币发行和货币监管等职责。一旦发生危机，特别是当美国发生危机，美联储却用由于监管失误而让全世界承担责任，美国也不需要向世界各国拥有的资产发生的巨大损失予以“补偿”。

三是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和作用有很大的提升，但它们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却没有什么发言权。世界上重大的经济事务的决定权还是大的工业国。最明显的是，G7(七国集团)定期会议决定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大经济与金融事务，但其中没有一个是发展中国家。

国际金融体系重新洗牌是中国“战略机遇”

正如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出现罗斯福新政，二战后出现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的新规则。此次危机之后会不会像一些人们所希望的那样，使国际经济体系推倒重来，现在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然而，在危机的后期，各国要坐下来反思现存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问题，重新制订很多新的规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50年甚至上百年才能遇到的一次重大的规则改变的机会，格外的重要，也该格外珍惜。

中国经济的起飞是近30年的事，是世界经济中的“后起之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国际游戏规则大都已经制订好了，我们只能按照“国际惯例”去做，只能去适应国际规则。这在中国经济的早期发展阶段，我们受制约的感觉还不很强烈，但是，作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越来越多地受到现存国际规则的制约。

因此，对中国来说，我们今后当然仍应该遵守国际规则。 但面对重订国际规则的难得机遇，也要当仁不让，适时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要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订，争取未来的国际新秩序发生对我们有利的改变。

我们应该要什么？

那么，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重订时，要提出哪些诉求呢？这当然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初步分析，恐怕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一是建立全球对资本流动监管的协调机制。未来中国经济会更加开放，人民币要自由可兑换，资本项下要完全开放。这必然导致资本的大进大出。其他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要经历同样的过程。因此，建立一个高度透明的、有问责机制的有效的国际监控资本流动的全球协调机制对中国以至于全世界各国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国际外汇储备体系应该更多元化。应建立一篮子方式货币，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占有一定权重系数。各国货币充分竞争，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应由该货币的币值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市场稳定的程度来决定。我们还应该争取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先能够在区域中起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考虑争取建立一定的规则，使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却不一定是完全可兑换货币。只要满足一定的规定，承诺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部分充当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不但人民币，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起一定的作用。

三是要让更多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定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扩大G7机制，将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纳入。改革与重建一个新的、灵活的、尊重国家主权的多边体系。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制订，不但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体现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的参与，并不是要与美国争夺主导权，而是要争取知情权、否决权，以及规则制定权。中国并非要撼动美国以及西方一些大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而是真正体现中美、中欧、中日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国际新规则的制订做好准备

国际金融危机是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但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则是至为关键的问题。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也只给有准备的国家。

当务之急是尽早地组织专家展开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有关部门在进行国际谈判时提供各种方案准备与智力支援。

这种研究方式应该是多元化的，每个课题可以有几个小组独立地分头研究，通过相互竞争，才能优化方案。这种研究还应该是开放的，不仅靠国内的人才，还要充分利用留学生人才、海外华人人才和对国际经济金融有深入了解的人才。通过民间的方式与海外有影响的“智库”加强交流，听取别人的意见，研究别人的方案。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中国根据国内国际大势，抓住历史机遇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让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如果能够抓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战略机遇，通过参与国际规则修订来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开辟道路。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与影响谁也无法忽视，中国也有改变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迫切需要，各种条件都已具备，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