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

引论

这个阶层既附骥于官场，又同时广泛涉足工商经营活动，成为晚清到民国初年一支举足轻重、极其活跃的社会集团力量。

本书认为，尽管绅商阶层同传统绅士和旧式商人阶层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带有明显的“过度特征”，但从本质上已不同于二者，在新的时代氛围下，其价值取向是“近代”的，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虽然尚不可同完全意义的近代资产阶级划等号，但它已初步具有近代工商资本家阶级的某些经济、政治和思想特征，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而构成早期工商资产阶级的骨干。

在早期资产阶级参加的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和立宪运动中，绅商扮演了领导和骨干的角色；在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绅商扮演了二流角色，他们通过从权应变，对革命施以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熊掌与鱼—绅、商合流的历史回溯

物竞天择—绅商阶层的形成

如果说，强调振兴工商业在民族救亡中的重要作用是晚清重商主义的首要特征，那么，它的另一重要特征则是强调商人在近代社会中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晚清重商主义的特点还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潮，而且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行动和经济行为，并体现于清末国家机器的经济法令和政策之中。

表：苏州工商公所部分董事功名、职衔来源

表：苏州商会绅商功名、职衔来源

近代商人之所以竞相解囊捐纳，渗入绅士阶层，同明清时期一样，一方面是出于对绅士社会地位和特权的企羡，多少也想分润一点，另一方面则是为着保护自身的经营活动，取得同官府打交道的资格。

促成由绅而商社会运动的直接原因，首先是因为近代新的生产关系发生后，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动及社会关系的调整，使传统价值观真正失去与之相符的社会现实。其次，绅士之纷纷转为商人又同晚清科举制度的变革乃至最终废弃有着极大关系。

绅商处在传统与近代、士绅与商人的交汇点上，成为传统社会的阶级力量向近代社会阶级力量过度的“承载物”和“中转站”。

商会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设立，标志着绅商已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表：天津商务总会总协理及会董名单

表：天津静海县独流镇商务分会会董名单

表：天津商务总、分会职员功名、职衔统计

以各地商会的纷纷设立作为绅商阶层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因为商会在人事上基本为绅商所把持，更重要的还在于，商会的出现使绅商阶层得以在合法形式下迅速团聚，开始突破同乡、同业的狭隘范围，进而联袂组合到一个区域性的商界共同体中，在正在来临的近代商业社会中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绅商人数激增，是绅商阶层形成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表：1912年全各国绅商人数估计

人以群分—绅商的社会解析

士人型绅商:张謇与经元善

若按受教育的程度和与儒学文化关系的深浅来划分，绅商阶层可以区分为士人型（士商）和普通型（民商）这两大类型的社会群体。

买办型绅商:唐廷枢与郑观应

除了个别例外情况而外，多数买办的绅化都是通过出资捐纳官衔的渠道。

官僚型绅商:盛宣怀与周学熙

首先，作为官僚型绅商，盛宣怀主要是以官方代表的身份而从事经营和管理洋务企业，并主要依仗官势和官权而积累自身的财富。

其次，作为官僚型官商，盛宣怀又不仅仅只像其他富商那样，单纯的以官权凌商、剥商，谋求封建国家资本与个人资本的同步增殖，反过来，对待官方而言，他又常常以绅和商自居，同社会上的绅商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

将新未新之际—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

表：第一届上海商务总会的行业构成

即使是在上海这样的近代城市中，绅商的行业构成也偏向于传统经济一头，新兴的行业领域还只有很少一部分具有近代意识的绅商涉足。

在北方最大通商口岸天津，虽然也是华洋杂处，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较深，买办阶级十分活跃，但绅商的行业构成还是呈现出十分明显的传统色彩。

表：天津绅商行业构成情况

表：苏商总会历届议董所属行业

表：尤先甲等苏州上层绅商产业及收入情况表

表：山东矜恕堂瑞蚨祥分店设置情况表

表：荣家企业高级职员构成表

家族关系而外，乡亲关系对绅商的经济活动有着同等的意义。

表：苏州会关创建人成分

会馆组织有以下特点：

1、他由流寓在外的各级居民（大多为商人）所创办，有严格的区域划分（小自乡镇，大致省府），对外籍具有排斥性。

2、会馆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特指该组织所坐落的场所或建筑物。

3、每一会馆内部均供奉有本籍所尊崇的神祗或先贤，关帝有之，大禹有之，张飞有之，甚至还有供奉文天祥的。

4、会馆系一种十分松散的同乡组织，对成员缺乏约束力，通常仅推选几名董事负责日常馆务及资产。

表：四川各省会管所供奉神祗及主要建筑

作为一种体现同乡团结的社会组织，会馆的实际作用在于：一是为流寓外域的同乡提供聚会、驻足和联络乡谊的场所，以解其乡愁；二是为同乡举办善举，提供救济，以抒其羁旅之困顿；三是团结同乡，共同对付异域商人的竞争，以图其发展。

表：张謇等12名绅商创办、投资企业情况

表：祝大椿等6名买办型绅商创办、投资企业情况

表：绅商在近代商办采矿业中的投资

表：19家较大纱厂创办人情况

除近代工、矿业外，绅商在近代交通运输业中也有着很高的投资积极性。

在投资近代工矿、交通运输的同时，晚清绅商还广泛投资于钱庄、银行和各类新式商业，并积极倡导设实业和商业学堂，举办商品陈列所、劝工会、物产会等。

从绅商阶层向近代企业家的转化过程看，如果说一张謇为代表的近代绅商上述创榛辟莽，转型、过渡的一代，对近代经济制度和企业经营管理尚不甚适应，不甚熟悉，那么，到民国成立以后聂云台、穆藕初等新兴工业资本家一代，已能深得近代西方“科学管理法”的精髓，成为名副其实的实业家和企业家。

首先，是若干商业股份公司的创设，给绅商所经营的传统商业注入新的活力，使之多少具有了一些近代因素。其次，在传统字号经营业务及内部劳资关系上，也有若干细微的变化。此外，前面曾较多地提到了传统金融组织钱庄、票号和典当的落后性，但近代已降，实际上这些行业也开始发生某些新的变化。

表：晚清苏州新式商业公司情况

我们比较审慎的建议，将近代绅商阶层的社会属性确定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

绅商阶层的过渡特征集中表现在它所具备的多维属性及所扮演的中介角色。

首先，在官与商这两大对立阶层之间，绅商以其“兼官商之任”的双重身份，模糊了官商界限。其次，绅商阶层通过同封建土地占有制的不解之缘，模糊了新兴资本家阶级和封建地主的界限，使中国资本主义与封建性土地经营搅在一起。

独立社会之起点—绅商的社会功能

明清绅士及绅商参与地方公益事业的范围和规模：

1、桥梁、道路、津渡和水利；2、义仓、社仓、义学、义赈；3、扶孤、恤贫、丧葬、施粥等善举。

在近代城市中，“公”领域扩张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各种城镇公益事业的首次制度性整合。

表：晚清苏州的慈善类局、所

表：各行业奉祀的神祗

作为一种行业性组织，同会馆一样，公所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周济同业，兴办各项慈善事业。

但公所最主要的职能，上不再办理善举，而在于通过制定必须共同遵守的行规，用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或外部的竞争，以维护各行业的既得利益。在这一点上，公所的职能基本类似于西方早期的行会--基尔特。公所的行会性职能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其一，强制性规定各类商品价格、工价和规格。其二，限制同业招收学徒和使用帮工的数目。其三，限制增开商店和作坊，特别是限制外地人开店设坊。

表：苏州公所的成分构成

首先，商会与会馆、公所等就是商人组织的构成原则判然有别。为数众多的公所和会馆一般系由同行业者或同地域者联合而成，有行业、帮派、地域之分，相互之间界限分明，壁垒森严。商会则是一种跨行业的统一联合组织，它不限籍贯和行业，从横向上把全城各个行业联络和组织成为一个整体。

其次，与会馆，公所得简单、松散组织形式相比，商会已属一种规章制度比较完整，机构比较健全的工商社会团体。

表：全国商会历年统计表1904-1913

如果说商会使之在全面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社团组织，那么体育会则仅是旨在武力保护工商业的组织。

晚清新式商人社团的整合首先表现为同一类型社团（如商会、商团、教育会等）自身的组织整合。

其次，晚清新式商人社团的组织整合又表现为商会与“别会”之间的整合。大体而论，这种整合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商会通过代为呈报，经费资助，人事渗透和业务联系将其吸纳为自己的外围和基层组织。商会于其他新式社团关系整合的第二种类型，系通过人事渗透和业务往来建立起协作型的关系，达到功能互补的目的。

表：天津商务总会与公安总会的职员互渗情况

表：上海自治机构上层人选情况

商旗所指—绅商的政治参与

表：1907-1911年各省收回矿产统计

在收回路权方面，绅商参与和领导的斗争，包括：1904年至1905年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1903年至1911年江浙绅民收回苏杭甬路权的斗争；1903年至1911年四川绅民开展的“川省铁路商办”的保路斗争；1905年至1910年云南绅民收回滇越铁路的斗争。

1907年由预备立宪工会和上海商务总会发起的“拟定商法”活动，系立宪派和资产阶级化绅商争取立法权的首次尝试，也是他们的一次重要参政活动。

在1910年6月发动的第二次国会请愿中，国内商会派出上海商务总会沈缦云和苏州商务总会杭祖良作为商界代表，随同其他各省请愿代表赴京请愿。

在空前的革命风暴中各地绅商的政治动向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在革命力量比较强大，采取武装起义的地区，绅商通常是热烈响应革命，竭其所能的支持起义，发挥了积极配合的作用，此可以武汉和上海为例。

辛亥革命中绅商政治动向的第二种类型，系在封建旧官僚和立宪派势力占上风，革命力量相对弱小或鞭长莫及的地区，神伤则往往同旧官僚和立宪派相串联，共谋“和平独立”。

绅商名目的淡忘和绅商本身的分化，是清末民初那个以功名、职衔和财富相结合，居于各地商人组织领导地位的绅商阶层开始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更能适应近代化要求，符合与时代潮流的新的企业家阶层。

余论:

在中国，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现代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1、1860-1895年洋务运动期间有地方洋务派官僚所推动的现代化运动；2、1901-1911年由清政府亲自着手推行的现代化运动；3、1912-1916年袁世凯独裁统治下所推行的现代化运动；4、1916-1927年由民间社会力量所推动的现代化运动；5、1927-1949年相对统一的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现代化运动。

由商会绅商出面来协调官、商关系，尚存在有负面意义的一面：其一，真正能与政府官员平起平坐打交道的，仅仅是广大商民中的一小部分上层绅商，多数中下层商民仍被拒之于官衙之外，受不到应有的保护。其二，绅商与官场太为密切的血缘联系，使之难免不染上一些“官气”，对官权有太多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从而使“商”的素质发生某种变异，有时反而站在“官”的立场来压制普通商民。其三，士人型绅商往往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他们在内心深处与封建士大夫的伦理价值观念保持着更多地认同，促使他们作出弃官经商抉择的动力，主要不是资本主义的金钱欲、利益欲，而是封建士大夫“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

《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马敏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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