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条件下的改革和调控思路

我国经济在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外贸顺差过大和外汇积累过多等问题。这些宏观经济问题与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资源环境问题严峻等密切相关。针对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应适时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对信贷、投资、物价、贸易进行必要的管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同时，应利用当前国民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效益提高、结构协调性增强、群众实惠增多的良好发展态势。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也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外贸顺差过大和外汇积累过多等可能使国民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问题。这些问题从２００３年以来重复出现，必然有其结构性、制度性的根源。这些宏观经济问题与国民经济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如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差距扩大、资源环境问题严峻等密切相关。我们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发挥政府在宏观治理上的积极作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投资过热，消费相对不足。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都在２５％左右，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４０％，而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则从２００１年的５９．８％逐年下降到２００６年的５０．０％。这几年，我国政府采取经济、法律、行政的手段，控制银根和地根，对投资实行有保有压，并强调扩大内需，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投资增长一再反弹，内需扩大相对乏力，今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５．９％。投资持续过快增长，将来又会变成生产能力，有可能使得１９９７年开始出现的产能过剩问题重复出现。

投资集中于某些产业。近几年，我国不仅投资增长过快，而且经常在一段时间集中在少数几个产业。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５年投资集中在房地产、汽车和建材等产业，２００６年投资集中在化工产业，出现了一波波的投资“潮涌现象”。这使得这些产业的众多投资项目完成后，产能出现严重过剩，竞争激烈，价格下降，不少企业难于收回投资成本，还会使银行呆坏账增加，加大金融和经济风险。

资本账户和经常账户“双盈余”。从１９９４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年年出现盈余。贸易顺差从１９９４年的５４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１７７５亿美元，今年上半年达１１２５亿美元，大大超过去年同期６１４亿美元的规模。实际使用的外资额则从１９９４年的４３２．１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７３５．２亿美元。“双盈余”使得外汇储备从１９９４年的５１６．２亿美元快速增加到今年６月底的１３３２６亿美元。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增加了货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尽管我国资本账户仍有管制，但在经常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投机人民币的途径很多。投机资金进来后，不会仅仅满足于赚取银行利息，还会想方设法寻找其他高回报的出路，如投机房地产、股市等，这就推动了资产价格上涨。

城乡差距扩大。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到２００６年达到３．３∶１。尽管我国政府近年来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并在想办法加以解决，但城乡差距仍在扩大。按照目前的情形来看，未来１０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如果能以平均每年７％的速度增长就是相当不易的成绩，而城镇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速很难低于９％。城乡差距继续扩大，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问题。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近年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改革开放后每个人的收入都有很大提高，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也引发或潜伏着不少社会问题。如果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得不到遏制，即使未来经济增长很快，也会影响社会和谐。

资源和环境压力巨大。我国经济发展付出的资源代价很大。２００６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５．５％，但能源消耗占世界总量的１５％、钢材消耗占３０％、水泥消耗占５４％。电力和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分别从９０年代初的０．５和０．８左右升高到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的１．５左右。２００６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均未达到“十一五”规划设定的年均目标。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好转。

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些是改革不到位的问题，有些是发展中的问题，有些则是激励机制和法制的问题。

（一）改革不到位的问题

城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包括金融结构失衡、资源税费不合理以及行政垄断问题。其中，金融结构是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

金融结构。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运用的人民币资金，占到整个金融体系人民币资金运用总量的７５％。这种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使得中小企业很难得到贷款。在缺乏金融服务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对不足，其结果是：第一，减少大量就业机会，不仅使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非农产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消除，而且不利于城市扩大就业，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均。第二，在其他像我国这样发展程度的国家，银行贷款利息至少是１０％，而我国只有６％左右。一般国家存贷利差只有１％左右，而我国储蓄的利率较低，存贷利差超过３％。这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能借到钱的企业，由于资金价格低，会提高其投资项目的资本密集程度，使单位资本创造的就业减少。同时，能从大银行借到钱的企业相对富有，其借得的资金又得到相对较穷的储蓄者的补贴，于是城乡差距和收入不均现象更加恶化。

资源税费。改革开放前，我国采用资源产品低价政策来补贴重工业发展，政府免费将开矿权给予国有矿山企业。改革开放后，引进市场竞争，允许民营和三资企业进入资源开采业。为了补贴背负着退休人员和冗员等社会负担的国有矿山企业，国家只征收极少的资源税和资源开发补偿费，资源价格仍人为压低。到９０年代初，矿产资源价格开始放开并与国际接轨，但资源税费仍然维持原来水平。于是，对没有沉重社会负担的民营和三资企业来说，开矿变成一个暴利行业，使得收入分配恶化，而且为取得矿山开采权还出现了寻租等行为。

行政垄断。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被逐渐引进各种行业，但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仍然维持国有垄断。垄断性国有企业在上交所得税后，剩下的利润全归企业自己支配，使得这些企业的职工工资远高于其他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二）发展中的问题

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以及投资“潮涌现象”和“双盈余”问题的产生，除了改革不到位的原因，主要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有关。

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的原因。首先，我国作为一个刚刚跨过低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国内很多产业已经产能过剩，但产业升级空间仍非常大，投资机会非常多。其次，收入分配不均，财富越来越向经营大企业的富者集中，而富者消费倾向低，又容易从银行取得投资的配套资金，因而投资冲动大。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虽然较高，但收入水平低，消费意愿难于实现。所以，整个社会就表现为消费不足。第三，由于市场规模巨大、劳动力相对便宜、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等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国。

投资“潮涌现象”的原因。一般来说，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基本上是沿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逐阶而上，企业对下一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很容易形成共识，导致过多的企业同时进入某个产业，进而形成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甚至导致通货紧缩。经过一番厮杀后，不少企业倒闭，银行呆坏账增加，情况严重时还可能诱发金融和经济危机。这种现象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出现。另外，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比较突出，银行为赚取存贷利差，有积极性去支持企业投资。由于我国银行结构以大银行为主，银行间对投资项目也容易英雄所见略同，使“潮涌现象”更为严重。

“双盈余”的原因。资本账户盈余同外商以我国为加工出口基地和为进入我国市场而到我国投资有关，还与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既缺资金也缺外汇的情况下制定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有关，这种情况直到今年才有所改变。由于投资过热和“潮涌现象”形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必然要增加出口，这就使得经常账户出现盈余。同时，改革开放初期为克服外汇短缺的瓶颈制约，我国制定了鼓励出口的各种退税政策，这些政策一直延续使用。经常账户盈余除了内因，也与美国财政赤字和居民储蓄率低，国内需求大于国内供给，只能靠国外供给来平衡，从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的外因有关。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经常账户盈余的大量增加，还与投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活动有关。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投机者仅能利用高报出口价值、低报进口价值或假技术转让等方式将外汇汇入我国换成人民币，这些手段都会加大我国经常账户盈余。日本和台湾地区在８０年代中期面临货币升值压力时，也出现过同样现象。

（三）激励机制和法制问题

激励机制和法制问题突出表现在资源、环境问题上。

资源、环境问题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我国处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能源资源使用的增加和环境的压力，这同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７０％的发达国家有所不同；金融结构不利于劳动力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也限制了我国服务业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和环境压力更大。其次，我国能源资源价格不合理，使用节约能源资源的技术措施所增加的成本往往远高于能源资源节约所带来的好处，企业缺乏节约能源资源的内在动力。同样道理，污染减排设备的安装和运转会增加企业成本，但对没有达标企业的惩罚力度又不够，这就使得有些企业即使已安装了减排设备也不愿意运转。第三，地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长期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主要指标，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质量改善在考核中不占重要地位。而且，我国财政税收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发展制造业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加地方财政税收。能源资源和环境指标的督导实施会给企业增加成本，有些地方就对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要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治理宏观经济问题的思路

针对当前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应适时利用货币和财政政策手段，对信贷、投资、物价、贸易进行必要的管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同时，应利用当前国民经济环境比较宽松的有利时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化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关于金融结构问题。应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改善金融结构的精神，多发展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劳动密集型中小型企业和农户，多创造就业机会，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发展现代农业，缩小城乡差距。逐步放开利率，让贷款和储蓄利率达到应有的水平，消除储蓄者补贴富有的大企业的问题。储蓄者能从其储蓄中获得应有的回报，也可以减少目前大量民众进入股市的现象。

关于资源税费问题。资源税费应该调高到合理水平。美国陆上石油开采的权益金是１２％，海上石油开采是１５％，而且当石油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之后还要交暴利税。在发达国家，通常自然资源开采中超过５０％的收益是交给国家的。

关于行政垄断问题。垄断行业应该放开的就要放开；如果确实不能放开，则要加强对其价格、成本和收益分配的监管。

关于投资增长过快、消费相对不足问题。如果经由中小企业的发展，多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收入分配，应当能够提高消费倾向，使投资的比例降低到比较合理的水平。另外，也应相机修改外资优惠政策，不再以资金的量作为实行优惠政策的依据，改为根据技术和管理水平以及区域发展的需要来制定鼓励投资的政策。

关于投资“潮涌现象”问题。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宏观管理职能，应包括如何避免投资周期性地向某些产业过度集中的情形。政府对产业升级应该有指导，比如规定准入的技术和自有资金条件等，避免企业过度依靠银行贷款投资和许多条件不足的企业进入；适时发布产业投资状况和未来供需状况的信息，作为企业投资的参考。

关于“双盈余”问题。这个现象可能会长期存在，使人民币不断面临升值压力。实际上，当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人们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时，我国外贸盈余的绝对量与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９年差不多，而那时国际上却普遍认为人民币应该贬值。更何况，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２００３年只有１．７％，２００４年为３．４％；同期日本为３．７％，新加坡为１９．８％，韩国为４．２％，马来西亚为３．７％，泰国为４％多，都比我国高，可国际上并没有认为他们的货币应大幅升值。所以，人民币汇率问题并非汇率严重偏离均衡汇率引起的。但无可讳言，现在我国承受的压力很大。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是不是就能解决问题？答案是否定的。现在投机人民币升值，大量热钱涌进来，推动了资产价格高涨。但从台湾地区和日本８０年代中期的经验看，由于资产价格已被炒起来，国内资金继续跟进，虽然汇率大幅升值，但资产价格还是会一路飙升的。其次，即使汇率大幅升值，因为经常账户盈余是结构性的，是国内产能过剩加上美国储蓄不足造成的，这种结构性问题靠价格难于调整。在汇率升值初期，出口可能有所减少，但会使国内产能过剩的情形更加严重，价格下跌，甚至出现通货紧缩。价格下跌会抵消汇率升值对真实价格的影响，经常账户盈余会恢复到升值前的水平。日本和台湾地区都在汇率大幅升值后一两年，外贸盈余又回到以前水平甚至更高。所以，汇率大幅升值会使国内经济付出巨大代价，但结构性问题并不能因此而解决。相比而言，还是选择比较小幅度的升值更稳妥。每年升值３％，１０年累积下来也是相当大的调整。由于我国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投机我国汇率的交易成本较高，如果每年升值３％，对汇率升值的投机就赚不到钱。当然，投机者很可能会同时投机股市、房市，给股市、房市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推波助澜，因而也应采取措施避免股市、房市价格大起大落，使其在股市、房市上的投机也赚不到钱。热钱进来的唯一目的是赚钱，如果让它赚不到钱，它就不会来投机了。

关于资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应把资源价格提高到合理水平，从而提高企业自发节约能源资源的积极性。对环境的要求应该有比较高的标准，同时要有违规惩罚的力度和执行的强度，使守法成本低于违法成本。其次，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干部考核体系，使地方领导干部有积极性去引导、监督企业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