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金时代重现

美国现代右派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对经济高速发展的19世纪末期的怀念。当时税收政策优惠；行业规范缺失；只有宗教性质的慈善活动，没有政府推动的社会福利计划。从米尔顿·弗里德曼到罗弗·诺奎斯特为代表的保守派，都把那个事实上的“镀金时代”描绘成“黄金时代”。他们认为，强调那个时代的不公正和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完全是左翼的误导。

其实，至少在一个方面，那些昨日又重现了，那就是收入的不平衡。自从右派保守党开始掌权，人们的收入差距就开始加大，现在美国人收入的不平衡性已经完全回复到那个镀金年代的水平。

我们来作个对比。我们知道，镀金时代最富有的美国人约翰·洛克菲勒1895年他被迫交纳所得税，申报收入为125万美元。那几乎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7000倍。可是拿今天的标准来看，洛克菲勒作为首富显得有些寒酸。去年，投资人杂《Alpha》报道，对冲基金经理James Simons的收入达到17亿美元，是美国人均收入的38000倍还多。另外，还有两位基金经理的年收入也超过了10亿美元。根据该报道，前25位基金经理的总收入达到140亿美元。

14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用它来支付美国800万没有健康保险儿童一年的医疗保险还绰绰有余。美国为数众多的儿童没有健康医疗保险的现象，在发达国家是绝无仅有的。

对冲基金经理成为亿万富豪，只是收入不平衡这一普遍现象中一个极端的例子。所有关于收入集中度的评估指标都显示，美国收入的不平等已经回到1920年之前的水平。

目前，新镀金时代还没有让人们感觉像旧镀金时代那样两极分化和不公正。那是因为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收入的不平衡性。累进所得税对富人所征税率要远远高于中产阶级，遗产税则限制了巨额财富的继承。而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为不那么幸运的人提供了基本保障安全网。

你可能认为，面临不平等现象的日益加剧，就会发生政策转移，调节机制会得到加强。比如，提高富人所得税税率，并将所得用于增强民众基本保障。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我会将今年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与儿童健康保障所需花费加以比较的原因，这里涉及到实实在在的权衡取舍。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里，这种权衡却始终在向富人倾斜。

税收政策没有取得积极进展。根据一项调查，自1970年以来，针对0.01%最富有的美国人的平均税率降低一半，针对中产阶级的税率则上升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股息红利和资本收益等非劳动所得的税率已低于中产家庭劳动所得收入税率。

那些对冲基金巨头们也获益颇多，法律漏洞使他们可以通过基金公司为自已安排不封顶的401(K)养老金计划，从而转移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不断累积可以免税的资本收益。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在2001年通过减税法案，启动了逐步递减直到取消遗产税的条例。在社会保险方面，布什政府2005年就试图将其私营化，如果真的得以成功，紧随其后的正是医保制度。众所周知，这一图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失败。公众对回到新政之前的岁月似乎并不热衷。共和党去年在中期选举中失利，也让他们重温旧日好时光的计划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