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做任何事都应该考虑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作为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人们这么要求他们并不为过。

但是，什么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呢？人们的理解并不同。许多人认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当慈善家。钱捐的越多，承担的社会责任越大，越是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甚至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家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所以捐钱多少就成为评价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唯一标准。不消除这种误解，用一个慈善排行榜来引导企业家，很可能把企业家引向歧途。

其实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那种“只管别人瓦上霜，不扫自己门前雪”的人，那种“胸怀世界”却不屑于做好自己事情的人，根本谈不上社会责任。企业家的责任首先是做好自己的企业。做好企业的标准是利润，所以，企业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不是利欲熏心，而是在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利己”和“利他”对立起来，似乎只有“毫不利己”，才能“专门利人”。这正是我们把企业家追求利润与社会责任对立起来的原因。

市场经济是一个法制经济，也是一个讲道德的经济。企业家遵纪守法，追求利润的过程与他们实现社会责任的过程完全是一致的。企业家只有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和劳务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些产品与劳务满足了社会的需求，增加了社会财富，这不正实现了社会责任了吗？利润增加了，企业扩大了，提供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向政府缴纳的税收也增加了，这不也是实现了社会责任吗？追求利润与社会责任是统一的，那些自己致富，又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社会财富，带动其他人致富的企业家就是承担了最大社会责任的企业家。

如果只把捐赠作为社会责任的标准，甚至造成一种不捐赠就是为富不仁的舆论，这对企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中国的民营企业普遍并不大，且融资困难，急需用于发展的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还不是大量捐赠，而是用于企业发展。

我们经常引以为榜样的洛克菲勒、福特、卡内基、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都是在企业非常成功，有了大量资金的情况下才建立基金会向社会捐赠的。如果他们在此之前就提前从事各种捐赠、慈善事业，恐怕企业也难以做强，做大，没有大量捐赠的能力。用美国捐赠规模来指责中国企业家缺乏社会责任是不切实际的，正如指责一个没有能力的孩子不去见义勇为一样。

其实企业把钱用于发展也可以承担社会责任。其一是把资金用于技术创新，既增强了企业本身的竞争力，又实现了增长方式的转变。一个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溢出效应”，即能给社会带来好处。这比把这些钱用作慈善事业要有意义的多。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曾经是一个垄断了美国电讯行业的大企业。它尽管没有建立象洛克菲勒那样的基金会，但却建立了贝尔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使社会有了从收音机到电视，从半导体到超导的各种产品，对全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贝尔实验室对社会的贡献决不亚于那些以捐赠为目的的基金会。同样，中国的华为公司并没有进入慈善排行榜的前十名，但它把资金用于技术开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是更有意义吗？我看到一些实力并不强的企业大量向慈善事业捐赠，为他们这种“仁者爱人”的精神感动，但也真想劝他们先把钱用于发展企业。

其二是把资金用于提高本企业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改善自己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对社会负责，首先要对自己的员工负责。那些苛待自己的员工而把钱用于捐赠的企业家决不是慈善家，说得难听点，他们是在沽名钓誉。善待自己的员工既是一种激励机制，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自己员工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不也是一种善举吗？当年的福特公司首先是在自己企业内实行效率工资，支付高于市场工资两倍多的工资，提高了企业效率，而后挣了大钱才建立福特基金的。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责任也不仅仅是扶贫，资助困难学生或建立希望小学。社会上的贫困问题从根本上说要靠社会保障来解决。在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尚不完善，许多低收入若面临上学看病的困难时，企业家伸出援助之手是值得称赞和鼓励的。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从事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事业。比如洛克菲勒办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办斯坦福大学，李嘉诚办汕头大学，包玉刚办宁波大学等等。美国的许多基金会重点是资助教育、科研、医疗、艺术等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从事这些事业远比帮助几个困难孩子上学要有意义的多。扶贫仅仅是处于同情心，而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才是取自社会，回报社会。在这些方面，中国的企业家远没有起步。

中国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为企业家创造一个搞好企业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用各种办法鼓励或“逼迫”他们去当扶贫的慈善家。我相信随着中国企业的做大做强。中国的企业家也会象国外的企业家那样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企业家今天做好企业就是承担了社会责任，当它们的企业达到世界级时，就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