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费”的经济学分析

几年前，曾看到一篇文章中写道：日本的餐馆中有一个规矩，对食无剩饭的顾客给予奖励，以使国民树立节约意识。

与此相反，20世纪90年代吧，我国曾有人在媒体上振振有词地论证浪费的“经济学效应”，特别是消费中的浪费行为，能起到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其实，关于浪费的经济学效应，在我国古代和西方早就有人探讨过。我国先秦经典《管子·奢糜》中就强调：“不奢，本事不可立。”认为统治阶级的奢侈，可以刺激农工生产，使百姓得到就业机会。在西方，更有颇为有名的“节约悖论”。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创立者，杰出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他的名著《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曾就“节约悖论”的思想来源进行了“文献综述”。在古代重商主义思想中，虽然对消费不足的论述只占次要方面，但实际上人们认为节俭是失业的根源，拉斐马斯、配第、巴尔邦等思想家对“奢侈有利，节俭有害” 都进行过论述。经过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宣言》一书的大肆渲染，这种思想终于成为西方社会人文科学史上的流行观点。马尔萨斯和19世纪的J·A·霍布森、A·F·穆默利的《工业生理学》一书也曾对之进行论述。

《蜜蜂的寓言》中有这样的诗句：

由于人人崇尚节俭，

无人再把荣华富贵看做荣光。

商店的招牌被弃置一旁，

人们丢弃马车只为了一次歌唱。

卖掉骏马、高楼大厦，

为了偿还债务。

虚荣的花费也被认为是罪过，

也不驻扎军队在国外。

那个高傲的克洛艾说：

压缩她那庞大昂贵的购物单，

让她终年穿着那耐用的衣衫。

结果如何呢?

现在想想那个光荣的蜂房，

再看看诚实和商业如何结伴同行。

昔日的豪华一去不返，

看起来面貌异常非凡。

走开的何止是奢侈浪费，

还有那必不可少的日常花费。

而那些仰仗奢侈的生活为生计的人，

被迫日复一日做着同样的工作。

在绝望的时刻转到其它行业，

所有的行业都有卖不完的存货。

房地产的价格一落千丈，

奇迹般的宫殿的整个围墙，

犹如底比斯城墙，只是剧中的布景，

这一切只能听之任之……

建筑业一蹶不振，

工匠失业无活可干，

画师没有作品传世，

石匠和雕工也没有机会传名。

这种渲染到底有多少真理的成分呢？

根据杨春学主编的《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词典》的解释，节约悖论（又译作节俭悖论）是指：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对个人来说是坏事，但消费的增加减少了失业，对社会却是好事；节制消费，增加储蓄，对个人来说是好事，但消费的减少增加了失业，对社会来说却是坏事。凯恩斯把这种对消费的矛盾评价，即个人恶行与社会的善行，或个人的善行与社会的恶行之间的矛盾，称作“节约的悖论”。该词典称节约悖论是一种关于消费对国民收入影响的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这种悖论只是在短期中，在资源没有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存在的，在长期中，或者当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这种悖论就不存在了。

美国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和肯那·泰勒合著的《经济学的困惑和悖论》一书中，反映了凯恩斯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现代各派经济学家对节约悖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各种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看法，要想对节约悖论有更深入的了解，可以参考该书提供的内容及相关线索。

最近，笔者在一个饭店用餐，发现相当一部分食客饱餐之后桌有剩饭，且“剩余量”不少。笔者由此想到了节约悖论，其“逆定理”，也可称作“浪费悖论”吧，即浪费，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对个人来说是坏事，对社会来说，可扩大就业，则是好事；不浪费，节制消费，增加储蓄，对个人来说是好事，对社会来说，可减少就业，则是坏事。于是，笔者也来了个简单的分析。这个分析是建立在机会成本概念基础上的微观个量分析——

假如饭店食客的饭菜剩余量极大，即顾客的浪费行为很严重，它会产生以下的经济学效应：一是增大了饭店的销售量，使饭店的生产量增大，拉动了饭店业绩的增长，另外，饭店生产量的增大，也可拉动农业、养殖业、渔业、农产品加工业等的增长，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二是饭店饭菜剩余量的扩大，会催生出一个新的“产业”，即“剩饭垃圾处理业”，这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增长点，这个产业的启动、发展，需要资金、劳动力、机器设备、技术等方面的投入，这种投入也会拉动别的产业，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其正效应，也大概是“振振有辞者”所认为的。

下面，笔者想分析一下其“负效应”：食客饭菜剩余量极大，说明了消费者对自己资金的浪费，他们完全可以把被浪费的资金转移到别的消费领域，以增大自己消费的总效用，同时又不减少消费总量，照样可以拉动经济增长；而饭店，也可以用相关的资源进行别的方面的投入，如装修好环境，或提高饭菜质量，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以扩大自己的生产量。所以，对于食客来说，浪费在这里就是浪费，且被浪费的资金具有机会成本损失，对饭店来说，没有这种浪费，也可以实现增长，就是说，饭店可以通过别方面的机会选择，这种选择——如装潢环境也是一种消费的扩大——也能实现自己的增长，至于其催生的“饭菜垃圾处理业”的正效应，也会有其反题，因为这个产业的启动和运行需要资金，这些资金为什么不能投入到对经济发展影响更大和人们更需要的产业上呢？比如去进行教育、科技、旅游、医疗、房产，或别的环保产业的投资呢？而这样照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嘛，不过，一旦节约悖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机会成本联系起来，必然牵涉到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虽然结构性调整和优化更困难一点！因此，在这里，浪费导致了极大的机会成本损失，从而也导致了另外的潜在的浪费，这种浪费可称作“机会浪费”，所以，浪费的确就是浪费！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可以知道，浪费的经济学正效应完全可以通过不浪费予以弥补，而浪费的负效应比我们以前以为的大得多！

笔者认为，节约悖论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从总量上来考虑问题，且是在短期内和资源利用不充分的条件下才成立，是凯恩斯主义者的一个理论，并且是大有争议的，的确“似是而非”。不过，笔者在这里并不是否定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宏观调控，只是认为对需求管理的理论不能“唯命是从”。一旦考虑到市场调节和宏观调控下选择者的机会成本问题，实际上就不只是总量问题了，也牵及到深刻广泛的结构调整、优化问题，而这一点，恰是宏观总量经济分析所欠缺的，而节约悖论恰恰是建立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其的微观行为基础是极为不准确的，其中观的（结构的）传导机制也是充分揭示的。因此，节约悖论的经济增长分析就不仅是“似是而非”了，而是存在巨大的陷阱！当然，对于这方面的详尽分析，需要高超的经济分析技巧，不是这篇小文能完成的，而这样的分析也需要信息传递的迅捷性和信息完善性，现在处于技术、心理和社会等多重条件制约下的统计工作，是否能提供这样的信息呢？我们研究经济所面对的统计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很值得深思。笔者只想指出，一旦考虑到微观主体的机会选择问题（其牵连到宏观分析的微观行为的前提设定），考虑到微观行为的选择的机会成本问题，考虑到微观选择行为生成的众数并因此而形成的经济行为趋势问题、传导机制问题等，实际上就成为一种总量加结构的分析，而不仅仅是总量分析了。而要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将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的确立！不知方家以为然否?（有的经济学家以为经济学没有所谓宏观、微观之分，这种认识包含有真理的颗粒吗？难道两者分别只是一种简单的特征性的概括，而没有实质的区别吗？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这个命题为什么没有一个微观经济学的宏观——“框架、结构或什么”的对应命题呢？两者的关系真的理清了吗？还有个中观问题，等等，我们要在尊重现代经济学基本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对不同的学术体系、学术流派和概念话语进行审视，要结合时代精神和先进实践的取向，创新和发展现代经济学。这是一点题外话。）

浪费行为实际上是不符合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定的，也是不符合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基本经济学规则的，因为，其暗含着以浪费而为其效用偏好的词语自返性的假设(其是一种通过置换概念运用的时空、主体等前提条件，来扩大、缩小或转换概念的内涵从而转换概念的外延所指的边界性，这是一种特殊的偷换概念的形式逻辑矛盾，之所以称之为特殊的偷换概念，是因为一般的偷换概念是形式逻辑不允许的，直接构成矛盾，而它则是在形式逻辑的允许的条件下，构成了逻辑矛盾)，形成了悖论，即，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前提假设实际上是不浪费，是节约，浪费在其看来是非理性的行为，不在其考虑的范围内，而现在浪费成了效用偏好的内容，这和效用最大化的正常所指（偏好的所指的内容都应是一种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若把非理性经济行为纳入其中，那只能设定为其对经济人的的跨学科研究，而不是理性经济人的视角，某种程度上，也就不是经济学的视角）以及经济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是矛盾的。在今天，节约资源、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一国一域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精神的主题，我们反思、探讨一下著名的节约悖论，是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的。

笔者认为，在对于自然界的态度问题上，传统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性的假设只是建立在获取自然物的艰难程度和人的欲望的无限的相比较的基础之上的，只是认为获取其的艰难程度才构成其的约束条件。这样，它实际上假设了自然界资源的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而没有认识到对于自然资源的过度的利用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负面的效果。随着大工业的普遍、全面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凸现，可谓举世瞩目，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中，必须加强对于另外一些约束条件的进一步的揭示和刻画，那就是在相对克服了获取自然资源困难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自然资源并不是没有时空条件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里有个时间差、空间差的问题，如果新的能源还开发不出来，旧的能源已经枯竭，人类会因此遭遇到什么问题？这是个时间差问题；如果地球上的铁矿资源已开发完，但人类的发展还十分需要这种资源，但远在月球、火星的铁资源人类还无法利用，人类文明又会遭遇什么样的境况呢？这是空间差问题。在时间差和空间差中的偶然性、不确定性，我们该怎样应对？这应是人类文明和智慧面对和应解决的问题，除非明天有一个小行星向地球撞，人类已没有时间发展出超级科技应对之，那么人类要面临恐龙的命运吗？)，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利用也不只是具有正面价值，很多自然资源的一次性利用、不可再生问题，自然界的环境容量问题及其对于人类的报复（利用自然也是具有负面价值的）的问题，还有，人类的物质欲望也并不总是积极的、有价值的，人类应该在欲望方面有更清醒的认识，应该在主观上对自己进行约束的问题等等（这里适合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改造主观世界，认识的、欲望的、价值的、伦理的等，只有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才更能窥视到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为理性人的伟大之处。一句话，把征服伟大的自然扬弃为和伟大的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成就伟大的人、人类）。以上揭示的约束条件，包括自我约束（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当然包括其主观方面的约束条件，信息的、知识的主观方面，制度的、伦理的主观方面等。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适应、应对复杂的现实情况的机制人。他在适应中被复杂的现实机制而机制化，又自觉地富有能动性地以机制化去应对现实，追求最大利益、效用或西蒙所指出的不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满意”决策〈满意的和最大化的这两个概念，从西蒙的话语、视角来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满意的”可以表述为不完全信息假设下的最大化，完全信息假设条件下的最大化是理想的主观追求和客观合一的最大化，而前者是现实的主观追求和客观不合一、受到各种约束的最大化。其实，关于最大化的标准是什么，是主观的还时客观的等等，在发展理性经济人的学说中，有很多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这里存在着深刻的语言分析问题和辩证思辨问题的哲学问题以及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哲学方面，语言分析哲学和辩证法概念运动学说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种学说话语之间的“互译”“互补”等问题，应是重大的研究课题，另，数理逻辑和形式推理的前提和符号所指的意义得有自然语言来赋予，这里就存在悖论问题，这些都是笔者要探究的思维哲学的一个课题，包括前面提到的词语自返性问题，而这对理性经济人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一些学者提出的社会人、复杂人、现实人的假设不如机制人假设来的准确、鲜明、深刻。一定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的具体内涵，便是对这种两重机制化的揭示，笔者将另文论述这方面的问题）将成为更根本的约束条件，新诞生的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对这方面有着深刻而鲜明的认识，不是有环境经济人的提法吗？笔者认为，应该围绕这一点建立经济学及经济实践的新的基本的经济理性！另，关于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的理论（这只是一种思维的一维的抽象性，是围绕经济中的事物对增值的作用这样一种思维取向，对事物的性质的一种抽象，在这种抽象下各种事物都是资本，准确地说，都有资本的属性，其实，各种事物都具有多种抽象质，从另外的视角来认识，它就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这里就存在概念运动和转换的规律的基本线索，笔者将另文论述这个问题，这是笔者探索思维哲学的一个发现，对认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论经济学应汲取之，以夯实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在笔者关于浪费的经济学效应的分析中，对浪费的正效应的分析，便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学对于自然界的态度的假定的基础上，这种假定所引领的经济实践已经被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的矛盾所制约，建立在这种经济增长观基础上的发展已被可持续发展观和我国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所代替;对浪费的“负效应”的分析，其对于自然界的态度的基本前提假定与前者相反，符合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符合对于稀缺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以及追求绿色GDP的经济学的新的时代精神内涵。

浪费就是浪费，就是坏事；节约就是节约，就是好事！关于浪费的经济学正效应的分析，是与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和时代内涵相违背的！日本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在这方面有危机感，所以，它并不因为经济发达，拥有可以利用的世界市场而以浪费去拉动经济增长，相反，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立了循环型社会，成为全世界的典范。据了解，全世界环保产业的总产值为6000多亿美元，日本就占了一半以上。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尚且那么重视资源的节约，我国作为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富有的发展中国家，就更应该如此了。马克思说过，一切的节约，归根到底是对时间的节约，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则告诉我们另一方面的真理，一切的节约，归根到底也应是对于自然资源的节约（物理、生理时间本身便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其在发生学意义上本质上属于自然资源）。国际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便是产业的生态化趋势，主要是发展建立在3R（有人还有4R的提法，我国学者吴季松有6R的提法）原则基础上的“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物产生，循环利用物资，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的目的”的循环经济。我国的一些地方和一些产业，也尝到了发展循环经济的甜头，特别是一些资源型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中不尽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也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他们开了个好头，他们是新的经济理性和时代精神的先行者、探索者和实践者。我们应以之为镜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我们需要提倡节约意识的经济伦理以及超越经济层面的人类的普遍的节约意识的树立，尤其是对于处于竞争力巅峰的西方发达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迅捷的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如此，才能早日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才能在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条件下，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这三种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相辅相成的（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属于生产力范畴的，具有某种决定意义，另，节约自然资源的节约可分为两种，一是总量增加条件下的个量节约利用，一种是减少、节约总量条件下的个量节约利用，前者是相对节约，后者是绝对节约，如，美国经济由于技术的、产业结构的原因，其利用资源在微观上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是节约的，但在总量上依然在增加，因为其经济规模大，这，只是一种相对节约，其中隐含着一种纵容消费主义的不节约。就是说，如我的汽车同你的一样节约油或比你的还节油，但我开了三辆，你只开了一辆，我用油还是比你多，我是相对节约，你是绝对节约之类例。对于经济增长中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总量增加问题，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是其的边界，除了发展循环经济，节约使用自然资源外，在增长的边际总量处于环境边界限制量之下的前提下，尽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取得更大的经济增长外，另一条途径，便是要靠知识经济中的新的生产要素和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使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份额更小，从而不断地提升克服自然资源边界限制的能力。但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且前者本身就包含着知识经济的内容。另还有世界性的高消耗、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在区域间转移问题，因为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达国家的绿色环境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落后国家的环境污染的基础上，这在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在环境保护的技术层面也是行不通的，因为有些环境问题是区域性质的，有些如温室效应等则是直接牵涉全球的，所以，一定要加强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各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中一定要注重这些问题）。一旦21世纪因为资源问题发生世界性战争，就很难避免核武器的使用，而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对人类的命运的影响、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那是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人类已经产生了自我摧毁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理想，就需要在积极促进和平发展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资源的节约、综合、循环、合理的利用，在发展中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避免因过度地争抢自然资源，而导致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恶化。我们需要节约、节俭，需要坚决反对浪费，我们要在循环经济的新的经济样式的基础上，以和平、文明的市场交换代替野蛮、非人道的战争掠夺，实现资源、环境和世界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进步的共赢格局。

反对浪费资源、浪费能源，反对浪费人力、物力，浪费资金、技术，总之，节约一切经济资源，这样的意识一旦全面树立，加上我们的体制、法制、产业和贸易政策等方面的规范、引导和软硬约束，节约的行为习惯一旦养成，就一定会通过生产、消费，供给、需求，流通、分配等多个方面和环节，影响市场的配置效率和配置方向（笔者认为，确立市场配置资源的配置方向的概念是必要的，它是实施绿色GDP核算所需要的）以及宏观调控的调节效率和调节方向，使我们的经济资源得以更合理、更优化的开发、配置、利用，使我们在新型工业化和科学发展的路上发展得“又好又快”，使我们能够尽快建成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有效地提高我国经济的竞争力，顺利实现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