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促进就业法不能绕过的几个经济学命题

按语

2007年4月9日傍晚，我打开了人大网的网页，想就《促进就业法（草案）》发表个人意见。当我草草看过《促进就业法（草案）》全文，我不由地轻轻一声叹息。

纵览《促进就业法（草案）》全文，离促进就业的题旨可谓远矣！

因为提交个人意见的文本框不支持粘贴，而我占用电脑的时间极为有限，我只能下次提交了。

下面是我为发表个人意见预先准备的文档。

因为提交意见的网页对粘贴功能进行了限制，我只能较有限地对《促进就业法（草案）》发表个人意见。但我希望我的思考，及我的文档，能够对关注《促进就业法》的人有所启发。

抱着这种想法，我将这篇文档贴到了网络上……

前言

坦白地说，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就业应当如何促进的问题。但是它的等价命题——社会失业问题应当如何解决则是我认真研究过的，还自认为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本来这次想就如何促进就业问题长篇大论一番，奈何搁笔几年腹中无物了，于是只能作罢。

但从旧文中撮些相关的东西出来供人参考，则是我力所能及的。如下：

一

如果我们将经济学研究固定在过去的某一段时空，其间出产的社会产品可以认为是确定的。按照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我们可以将生产这些社会产品的社会劳动抽象为一定的劳动量。用不着怀疑，我们当时能够提供的或者愿意提供的这种劳动量会是远远大于实际所发生的劳动量。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地分配这些劳动量，那么将没有什么失业存在，而由失业引发的罪恶也将无从产生和存在；反之，如果我们不能合理地分配这些劳动量……一切如我们现在之所见。

二

社会生产对劳动（单位：人工）的需求由社会产出的规模及当时一定的社会生产技术条件所共同决定，而劳动的可能供给量（保守的）由既有的劳动人口数量及劳动法规中的工作周规定所共同决定。如果这两个数值存在缺口，那么无可避免，社会上会存在一定数量的失业人口。让这两个数值靠拢是解决（缓和）社会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

实现这个目的有几个可能方案，但想方设法降低社会的生产技术条件这样的办法是必须摒弃的，而拼命增加基础建设投资，或者建造“金字塔”，以增大社会生产规模的办法亦是不足取的。而随着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办法也会愈加地劳而寡功——生产规模增大促成的就业机会增加会不断少于由于机器生产导致的就业机会丧失。

从理论模型的角度看，不断缩短工作周，并让加班加点的工资率较高，是解决（缓和）社会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而扩大社会产出规模亦是较重要的办法。

三

美国汽车大王享利·福特在《我的生活与工作》一书中写道：“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生活的。他们生活的提高——即他们的工资增长率——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享利·福特希望企业领导者能够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他说，“作为领导者，雇主的目标应该是，比同行业的任何一家企业都能给工人更高的工资”。

然而，就全社会而言，工资能够持续增长只能寄希望于工作周的不断缩短。

而工资的持续增长，将促进社会更加节约劳动的使用，大力发展新技术，让机器生产不断更快地取代人工劳动。与此相应，人类劳动的负担不断更快地减轻……

人类社会不会在未来某一时点才突然几乎不需要人工劳动，那为什么不是现在而一定要等到将来，我们才需要逐渐缩短工作周呢！！

四

如果社会能够不断缩短工作周，并让加班加点的工资率较高，那么资本一定会倾向于雇佣更多的工人。这意味着社会收入在社会上较均匀地流布，以及每个人都能够较可靠地获得收入，我们也会变得敢于消费——这通常意味着社会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平均消费倾向。

当工人们的工资较高，企业会较倾向于采用节约劳动的先进生产技术，这将导致社会生产对人类劳动的需求进一步减少，从而人类将能够更少时间地从事劳动，而仍然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

马克思说，“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的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更快地发展，这又会驱使工作周更加缩短；当从事劳动只占用我们较少的生命时间，劳动也便不再是我们谋生的手段了。尽管我们仍要通过这种行为获得“奢侈品”。

事实上，无论解决社会失业问题，还是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或者让社会生产力进步更快，都要求工作周更加缩短，及让加班加点的工资率较高。而工作周不断缩短的过程，恰恰是人类逐渐从劳动重负下不断解放的过程，同时它还是社会生产力更快进步的重要条件。

五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的社会科学界过于漠视了两对关联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变量。一、劳动的现实需求量及其潜在的供给能力；二、社会收入的流布及其耗用。

这两对条件变量在原先是“有些无足轻重的”。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愈来愈多的人类劳动被先进的机器生产取代，这两对条件变量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愈发地凸显出来了。为大多数人需要通过劳动取得收入，而劳动的机会显然处在不断被剥夺状态。任何智力无障碍的人都会预见到机器生产终将取代大多数人类劳动，但是如何均匀劳动机会，从而确保社会收入在社会上恰当流布、使民众拥有对社会产品的消费权的主张和办法，却从未见诸于社会舆论和报纸书刊。

对这两对条件变量漠视现在还不至于会造成世界经济崩溃的结果……但以后呢？

六

只要涉及均匀劳动机会，便会产生“劳动权利”的界定问题。在这方面，自由主义者必须回答：人们是否可以拥有如其所愿尽其所能供给劳动的自由（权利），以及这种自由（权利）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否必须受到限制，又如何限制？自由主义者需要思考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曾经提及的命题：“一个人出生在早已被人占有的世界之上，如果他不能够从他享有正当要求的父母那里获得生活资料，而且假使这个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的话，那未他就没有要求获得最小一份食料的权利，事实上就没有他啖饭之地。在大自然的伟大宴会上，也就没有为他而设的席位”。

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原则是：只有向社会生产提供生产要素的人才拥有对社会产品的索取权。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必得通过向社会生产提供劳动获得社会收入。当社会不需要他们的劳动，他们自食其力的权利也便被取消了。换言之，他们必须在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原则之外获得收入。而社会收入分配一旦严重背离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原则，民众的生产性努力便会猛烈地降低。

如果社会能够推行有助于劳动机会均匀的社会政策，那么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原则仍能得到良好的遵从，而人们的生存权利也将获得良好的保障。一切人都能自食其力，而毋须社会救助。

七

工作周缩短的进度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快，因为我们均匀劳动机会能够使得我们社会的有效需求增大，从而使我们有必要稍长时间地处于劳动。如果没有机器生产出来替代我们人类的劳动，那么我们是无法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我们在达到共产主义之前所要做的，一方面是吸收社会生产出来的消费品；另一方面便是努力创造工业机器来替代我们人的劳动，我们在这方面努力越大，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也就越快。在我的分析体系中，缩短工作周是作为社会生产力得以加速发展的条件提出来的，同时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将能够支持劳动供给总量可以作更进一步的缩减。

八

论述福利，便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福利之跨国转移及福利之过度受损。

我们知道，劳动阶层的功绩福利享有状况主要由该国的社会产出水平和劳动供求关系决定；而自由贸易，会使一个国家的劳动供求关系彻底改观，甚至影响该国的社会产出水平。

对不发达国家而言，它的劳动在发达国家即便获得的评价极低，但对应的福利较诸于在本国为更高、更多，这种差额，可以认为是发达国家居民福利的损失；而且这种劳动供给，将大大降低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从而导致潜在的产出额消失，也即福利产出的降低。

如果说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已经达到很高从而具有输出福利的义务，那么输出福利的代价也不应由某些种类的劳动者来单独承受[1]。

虽然平等权利的观念是如此地深入人心，但是平等权利跨越国界却是有些困难。

国家就象是俱乐部，它对其成员会是极其负责的，但对之外于它的人，它更倾向于不负责任。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国家对其它的国家是应当适度负责的。

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应当适度地允许不发达国家对其输入商品。

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具有适度输出福利的义务，同时它也有权拒绝社会福利之过度受损。总之，国际间贸易应当更主要是为了调剂稀缺的资源和产品，而不应成为倾销劳动（失业）的手段。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外贸出口一定会遇到西方国家强有力的阻击。

如果中国的商品不能大量出口，那么中国大众的生活水平必须提高到较高的程度，才能消费掉中国既有生产产能的产出，但没钱的人是不能从市场中取得商品的，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必须改变，也就是说，中国大众必须普遍地有钱。

九

市场上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并非都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受制于支付能力，很多小企业往往无力向它们的员工支付较高的薪酬，以及提供较好的劳动条件。所以，向劳动者提供一体化全方位保护会在事实上会妨碍微利经营活动在市场上的开展，从而妨碍就业更多地发生。

一般来说，市场中的就业者他们在市场上所能获得的薪酬水平及劳动条件，总是市场所能为他们提供的最好条件。也许政策法规最终能够保障就业者获得了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水平和最低要求的劳动条件，但那总是以很多其他人不能就业为条件的。

如果改善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能够让一个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特别的优势，那么政府根本毋需在要求企业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上有所作为。

如果积极改善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不能让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特别的优势，我们便要拷问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否合理了。

当劳动市场的流动性足够好，一切企业都会努力向员工提供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关键是我们的税收政策，是否有利于向员工提供较好劳动条件和工作待遇的企业茁壮成长；关键是我们的劳动市场，是否具有良好的流动性。

十

创业是就业形式中的一种，并且一个人的创业往往能够促成数十个人的就业。降低人们创业的门槛应当作为促进就业法的重要内容。如果新开办企业在盈利之前可以免征一切税收和杂费；如果开办一家企业没有很多繁琐的手续，那么创业一定会大量地发生，从而极大地扩大社会就业。

十一

在1863年棉荒时期，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在其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对过度劳动也提出了强烈的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十二至十三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作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末，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2])

十二

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现在世界上穷人付出的劳动远远多于实际需要的劳动数量，即使下层阶级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超过六七个小时，人类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样会生产出来，数量丝毫不会比现在少。但我们却很难想象这种协议会得到遵守。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有些人必然会比另一些人更贫穷。儿女多的人自然想多干两小时活儿，以换取较多的生活资料。怎样来阻止他们作这种交易呢？若订立明确的规章来干预人类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那就是侵犯人类拥有的最为基本和最为神圣的财产。所以，除非葛德文先生能提出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案，据此可以平均分配社会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否则，他对劳动的诅咒，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则已，一旦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必将产生更多的恶，而丝毫不会使我们趋近于那种人为平等的状态[3]（马尔萨斯《人口论》第十五章）。

十三

劳动的价格上涨的确会降低该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然而从国家利益（指该国大多数人的利益）乃至全人类利益出发，自由贸易是否有必要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呢？

在经济学家看来，产品成本只是产品生产对生产要素的耗用。我们并不能从劳动价格的增加，看到单位产出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

相反，劳动价格上扬将刺激社会倾向于采用节约劳动的技术，以减少单位产出的劳动投入。而“将人类不断从劳动的负担下解放出来”本身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目的之一。

当然，社会生产对劳动的需求（量）不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取决于社会产出的规模。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我们人类的劳动负担会变得很轻。

当我们过于狂热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丰裕，我们会比以往一切时候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工作上。这也是为什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要说：“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而一些人过多供给劳动，势必会排挤另一些人的劳动供给。

从微观的角度看，个别人能够通过向社会生产投入更多劳动获得更多收入；但从宏观的层面看，大家竞相向社会生产投入更多的劳动，会导致劳动这种生产要素整体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地位降低。当社会收入过多集中于富裕者阶层，劳动者获得的社会收入将不足以吸收既有社会产能的产出，而社会产品也便无从顺利实现了。

社会产品不能顺利实现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生产体系接收到这样一个信号：生产规模不应扩大，相反还要缩小。与之相应，大量原本有工作的人被挤出社会生产过程。当社会生产规模无从进一步扩张，而机器生产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非自愿性失业也便进一步加剧了。

所以，我们正在重新遭遇凯恩斯在《劝说集》（［英］凯恩斯 著 商务印书馆 1962年5月出版 page273）中提及的问题，“我们正遭受着一种新的疾病的折磨，其名字对有些读者来说可能还没有听到过，但他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听得耳朵起茧，那就是技术性失业，意思是由于对节省劳动的手段的发现的速度超过了为劳动力找到新的用途的步伐而造成的失业”。

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在“为劳动力找到新的用途”上可谓功勋卓著，然而它正在不断趋于无效。这个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回答：劳动者获得的社会收入是否足以吸收既有社会产能的产出？如何使之能够，同时不损伤市场经济的原则？这两个问题与“在供给劳动方面我们可以拥有多大自由”这个命题密切相关，同时涉及1821年6月21日李嘉图给麦克库洛赫的信中提及的猜想：“如果机器能做现在劳动所做的所有工作，那么，就不需要劳动者了”。

技术在创造工作机会的同时夺走人类更多的工作机会。这于人类而言是极大的幸事，人类可以从劳动的负担中不断解放出来。但如果技术进步导致的空闲时间由某类人“独享”，则技术带给人类的是灾难，而不是福音。问题不在于技术进步，而在于人类怎样规定社会秩序使每一个人能够分享技术发展的成果。

无疑，缩短工作周，让加班加点的工资率较高，是最完美的方案。整个人类工作的清单不断在调整、变小、乃至消亡。这种趋势是不可阻挡（也不必阻挡）的。

这种趋势定然会逼迫政府切实地保障人们的劳动权利［这种保障应当通过阻止任何人过多供给劳动来完成（过于稀缺的劳动可以例外）］，而将不断缩短工作周确立为神圣的法律。

十四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西方各国的劳工领袖便普遍认识到，“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工作小时的减少相匹配作为工人回到工作岗位的一种办法，这样可以增加购买力和启动闲置的生产能力”。劳工领袖们坚信，“如果新的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导致了（对）工人（需求）的减少和生产的过量，唯一的纠正方法就是减少工作小时数，只有这样，每人才能有一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和购买力来吸收生产的增加”。当时的英国哲学家、数学家贝特兰·罗素也说，“不应当有些人一天工作八小时，而有些人没有一点儿工作，应当让大家一天工作四小时[4]”。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曾经广泛开展过共享工作运动。

当时美国商会主席·H·哈里曼在讲到他赞成在美国工人中间使工作更公平地分配时说，“让我们大家都工作一些时间要比我们中的有些人一直工作而另一些人则一点工作也没有好得多[5]”。

不仅如此，缩短工作周的要求还差一点变成法律。

1932年12月31日，美国亚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Ｌ·布莱克在参议院提出一个议案，要求实行一周三十小时工作制，将它作为处理就业问题的唯一和可行的办法。这个议案在参议院以53比30的多数票获得了通过，只是最后由于大企业方面势力的暗中阻挠才被国会否决。

十五

我们必须看到，工作权也是一种财产权，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试图拒绝认同这一点，都会引发出灾难性后果。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中写道：“野蛮时代常常饿死的猎人也不像经常被工厂解雇的成千上万户家庭的遭遇那样悲惨；因为，前者至少一生还保有他应付危难的全部能力和智慧。假使野蛮时代的猎人由于没有找到猎物而饿死了，那是自然界的必然现象，而且他根本知道这是必须承受的，犹如必须承受疾病和衰老一样。可是，和妻子儿女一起被工厂解雇的工人事先就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力量和身体力量：他周围是一片荣华富贵景象；张眼可以看到处处摆着他所需的食物；不让他终生从事劳动以换面包的是那些有钱的人，所以，他谴责的是人，而不是大自然”。然而，他到底该谴责谁呢？到底是哪些人妨碍了他从事劳动？有钱人到底凭借什么获得过多的社会收入的呢？

十六

那么多的人起早干到晚、月首干到月尾，然而另外一些人到处找不到活干。不是他们懒，或者没技术。关键是按当前的工作周制度和生产力水平，较诸当前的社会生产规模，总会有那么一些人成为多余。也就是说，只要是十个人抢八张椅子座，结果总会有两个人站着。

有人说，其他八个人有椅子坐，就你们两个人站着。不能动作麻利点，争取抢张椅子吗？

然而只要不修改规则，那么不是他们，便会有其他两个人站着。

站会儿不打紧，要命的是只有坐着的才有资格吃饭穿衣。眼见着自己只能总是站着，他们当然不干。你们不让我活，我也让你们活不好。二个人闹当然翻不了天。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得机器生产正在不断更快地取代人工劳动。可以坐的椅子——出工机会，也在不断缩减。只要我们相信机器生产终会取代更大规模的人工劳动，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出工机会会趋于更少。而对于工人们来说，他们必须出工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

等到有一天，站着的人很多了，整个社会也就乱套了。

唯一的办法就是大家轮流坐椅子。

原先我曾提出过“均匀劳动机会”的主张。但这种说法很容易混淆视听。

“不断缩短工作周”正好全部契合了“均匀劳动机会”的要义。

如果我们不想天下大乱，那么我们必须不断缩短工作周，以便均匀劳动机会。

这是我们保有社会竞争压力，又保有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的唯一选择。

十七

无产阶级无法联合起来，而单个的劳动者更是不愿意限制自己的劳动供给。

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恨不得占有的劳动机会越多越好。这会让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整体地处于较低的水平，并让很多的人失业，造成那些失业者衣食无着。

“当一个人想向社会提供服务要求生存权而不得以至于屈从死亡的威胁而攻击社会时，这种攻击显而易见是出于自卫的需要，这时指责他的社会不是他的法官，而是他的谋害者”。

正是那些攻击行为，使我们看清了社会上存在着躲藏极深的罪恶，使我们最终可能彻底摧毁一切罪恶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土壤。那个土壤归根结底便是无产阶级（整体）过多地供给了劳动，或者说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滥用了自由过多地占有了劳动的机会从而严重地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而这最终也必然会严重地损害他们自己[6]。

所以亨利·G·约翰逊和彼得·米斯考夫斯基要说，“我们的经验评估有力地说明，（在美国，）工会的利益即使不全是，也大部分是以非工会工人的损失而不是资本收益的损失为代价的[7]”。

十八

大量外汇储存于银行并不会改善一国民众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提高一国的生产力水平。外币的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凭借它可以向外币发行国请求产品或者服务。并且必须是在本国稀缺的东西才有价值和意义。这是经济学上的常识。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普遍忽视了这一点。一个国家如果引进大量外资而总是置于银行，那么那个国家的民众其实是在白白地给资本输出国盘剥。那样的引入外资，其实只是信用扩张而已，而利息，一手交入其实漠不相关的国家；留给本国的，却是民怨国乱。像那样的运作外资，其实只是虚增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并未真正动用外国的生产资料。要达到那样的结果，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只要推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可以了，根本用不着向外国支付大量利息。

丁志锋/tenten/2007-4-7

[1] 彻底的自由贸易意味着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义务几乎完全由该国的简单劳动供给者来承受的，而那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原本就不是极高的。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出版 page698

[3] “在第一版中，他强调的是减少劳动供给的困难，在其后诸版中，他却强调减少劳动供给的重要意义”。——引自《精英的聚会》。2006-9-17再注：马尔萨斯说，“假设所有生产奢侈品的人改而生产必需品，假设这种必要劳动可以适当分配给每一个人承担，那么每个人承担的劳动确实会比现在轻；然而，这种分担劳动的方法好倒是好，可我想象不出根据何种切实可行的原理能做到这一点［出处待考］”。

[4] 《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美］杰里米·里夫金 著 王寅通 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出版 page32-33

[5] 《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美］杰里米·里夫金 著 王寅通 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年出版 page35

[6] 所以我认为，我们与其恶毒地诅咒罪恶，毋宁首先端正自己的行为。我们既然亲手种下了恶因，便无法不承受其结出的恶果；反之，如果我们播下善的种子，并要求其他人也那样做，那么我们将看到“幸福之花开满人间”。

[7] 《经济学》第14版 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 胡代光 等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6年12月出版 page460

参阅：http://bbs.efnchina.com/dispbbs.asp?boardID=2178&ID=108253